一封抗战家书背后的故事

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一生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为己任，曾向学子提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影响深远，振聋发聩。在家中，他身教重于言传，对子女要求严格，钟爱而不溺爱，从不搞特殊。他的四子张锡祜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成为一名空军，后在抗日前线牺牲。1937年8月2日清晨，出征前，张锡祜写给父亲一封家书，未料竟成绝笔。

遭国难，恨不抗日死

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日本侵略者连续两天派飞机对南开系列学校文化教育设施实施轮番轰炸。那时，张伯苓正在重庆筹办重庆南开中学，住在沙坪坝津南村3号。张锡祜得知父亲一生心血毁于一旦，遂写信劝慰父亲说：“昨见报载南开大中两部已均为日人分别轰炸焚毁！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积，一旦为人作无意识之消灭。然此亦可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知父莫如子，心心相通的理解与支持，使张伯苓得到宽慰。后来，他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受之损失，决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张锡祜在信中还说：“此次出发非比往常，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若能凯旋，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不幸的是，这话言中了。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张锡祜所在部队奉命由江西吉安驾机飞赴南京准备对日作战。当日气象测报不良，为急于炸沉开进黄浦江的敌舰，张锡祜驾机冒险起飞，在途经临川上空时突遭雷雨，造成机毁人亡，年仅26岁。

张伯苓收到儿子因飞机失事遇难的电报后，沉默良久说：“我早把老四许给国家，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赴前线，父子偕出征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张伯苓向南开大学全体同学发表《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讲话，号召学生“对此事件之感想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承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他出任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会主席，南开大学成为整个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张伯苓还安排学校东北研究会编写《东北地理》教材，发给学生人手一册，以此警示勿忘国耻。

为了践行父亲的教诲，张锡祜利用寒假与高三学生刘承祜（后考入空军院校）、朱式俭（后考入军校）等8人成立自行车通讯队，在军训教官的带领下奔赴长城抗战前线的军营中进行战地服务。

1932年春，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学校在全国招生。经过一番严格考核，张锡祜凭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被学校录取为第三期学员。毕业后，张锡祜走上空军岗位，就职于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驻防江西。后升任分队长，授衔中尉，枕戈待旦，时刻守卫领空。

1936年10月，张伯苓在写给爱子的信中，引用《孝经》名言叮嘱儿子：“阵中无勇非孝也。”绥远抗日战事紧张之际，张锡祜奉命驾机奔赴绥东前线。

得知儿子上战场的消息，张伯苓兴奋地对南开学子们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教子女，重德行远钱财

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强调对子女的道德培养，常说：“我不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有一次，张锡祜要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希望能买一双新球鞋上场，但家中以拮据挤不出钱为由拒绝了。张锡祜非常不理解地说：“父亲那里钱多的是，为什么不拿出来用？”母亲告诉他：“你爸是有钱，但都是公款，是别人用来资助学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能花。”从此，张锡祜懂得了什么叫公私分明。他穿着布鞋上球场，一场球下来，鞋踢得稀烂，光着脚丫坚持踢完全场。

还有一次，张锡祜在课堂上顽皮，违反了学校纪律，老师告到张伯苓那里。张伯苓狠狠地批评了儿子，还根据学校的惯例，贴出“校告”广而告之。校告说：“如果告示上所列人等下次再犯，定会开除，以儆效尤。”张锡祜又恼火又生气，跑回家向母亲诉苦，在母亲的开导下，他始知纪律的重要性。

张伯苓有4个儿子，照例都是老大的衣服，留给老二穿，老二的衣服再留给老三、老四穿。据张伯苓回忆，四子张锡祜在家中很幽默，“我想起来就要笑。我的三儿子比二儿子高，四儿子又比三儿子高，这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老四向他的母亲要求‘来件新棉袍罢！我穿完了再给三哥，再给二哥，大哥，倒着穿回去不一样吗？’”

在父母的熏陶调教下，张锡祜学习刻苦，热爱运动，各项成绩优异，还与同学严仁颖自发组织学校“啦啦队”，活跃在当时各大体育比赛的现场，很有名气。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