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红岩做秘密电台工作

1938年底，为了团结抗战、民族解放，周恩来受党中央之命来到重庆。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此后，共产党人结庐红岩，开始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红岩村的秘密电台，即机要通讯，是南方局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连接红岩与延安、南方局与党中央的空中桥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见证了一场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但同样残酷激烈的斗争。

通向党中央的命脉

密码是机要通讯最先进的保密技术，周恩来既是密码专家，又是我党密码通讯的创始人。1931年，周恩来编制了我党使用的第一本密码“豪密”（由周恩来化名伍豪而命名）。

最初的“豪密”共编制约5000组乱码，密度极高、保密性能很强。“豪密”的使用，标志着我党密码通信加密技术的开始。密码通信成为我党和军队使用最早、历史最长的保密技术手段，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机要译电员需要超强的记忆力来熟记大量密码，他们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程浩是四川万源人，曾为南方局机要译电员。1946年1月国共和谈时，程浩担任中共代表团机要科第三组组长、译电员，负责与各战区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谈判期间，各战区形势瞬息万变，代表团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战区的情况，以便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程浩和译电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各战区的电报一分钟都不耽误地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还特别指示程浩，每次送电报要汇报各个战区综合情况，注意全局变化。常言道“一字之差，人头滚滚”，周恩来非常重视机要通讯的准确和及时。

有一次，电台组几个年纪较小的女同志，晚上不值班时玩起了扑克，不小心误了上班时间。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对她们严肃地批评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电台吗？这是通向党中央的命脉，如果它中断了，那还了得！如果耽误了一份电报，你们知道要耽误多大的事情啊！如果抄错了一个电码，比如把‘不’字写成‘要’字，那意思就完全相反了，这是大的原则问题，千万马虎不得。”周恩来的批评让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误班的事。

周恩来言传身教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政治环境复杂险恶。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周恩来制定了严密的机要保密纪律：机要电报阅后立即销毁，不保存任何文件；电台人员一般不准外出，不准私人会客，不准同家人通信。

原南方局机要电台工作人员邓国军回忆，电台报务员杨力平（原名杨莉萍）于1940年从延安随周恩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工作，她严格执行组织规定，长期不和家里通信。她姐姐林彬（原名杨湜萍）托上级冯文彬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打听妹妹的下落。

接信后，周恩来和蔼地对杨力平说：“你是秘密战线的战士，来重庆时已经学习了纪律和制度，你做得很好。今天，我有一封信要给你看，但是，信件暂时由我保管，我代你回信，小杨同志你看如何？”得到杨力平同意后，周恩来在百忙中亲笔回信安慰她的家人。

作为领导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模范遵守保密纪律。邓颖超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写道：“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

一片丹心在红岩

对机要电台的同志们，周恩来在机要保密纪律上严格要求，在思想、生活、工作上则关怀备至。

原南方局机要电台报务员李冠华回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机要电台设在办事处三楼，萧贤法是我们机要电台台长。那时三楼的人一般不下楼，吃饭、喝水都是勤务员端上来。一、二楼一般的人也不能上三楼。宿舍在三楼，大一点的房间住三个人，小一点的住两个人，是阁楼，无论朝南朝北，风吹不进来，夏天非常热。作息时间也和其他人不同，由于机器是24小时工作，大伙轮流当班，一人8小时。同志上街也有纪律规定，普通工作人员须两人同行，电台人员须三人同行，但是我们基本不上街，我都不认识重庆市区的路。

平时劳动、做体操，周恩来同志都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候找我们谈谈心。每过一段时间，他和邓大姐就要到三楼给我们机要电台的人员开一次会，关心我们的工作、生活，讲革命的道理，讲做人的道理，讲他们对形势的感受、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甚至讲恋爱观，讲他俩是怎么恋爱的。

在那个特殊时期，红岩村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发向延安的电报。同时，又有党中央对南方局工作的指示。机要电台的同志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空中联系畅通无阻。

南方局机要电台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干扰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摘自《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