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编制”为何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如果只是追求稳定的普通生活，回到县城其实是一个‘有性价比’的选择。”来自安徽的周妃莎这样评价自己的择业决定。

经过近一年的备考，周妃莎成功“上岸”，即将入职家乡县城文化和旅游局的非遗办公室。周妃莎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院校，她放弃了北京几家公司的入职机会，转头选择家乡的“县城编制”。

随着就业重心逐渐下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立足一线城市作为人生目标，转而进入到地级城市以下地方，而县城体制内工作颇受青睐。除了像周妃莎这样的应届生，还有不少“京漂”“沪漂”以及“深漂”们赶着在35岁之前上岸“县城编制”。

“县城编制”缘何吸引一线青年？

周妃莎在北京读了7年书，在家人心中，这个从小优秀的孩子就像是未来的新北京人。“又不是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打拼呢？”母亲虽尊重孩子的选择，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为什么要回县城？许多动机最终都指向当下青年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思考。

“稳定、不再有职业年龄焦虑、没有‘996’。”王浩杰回忆自己回家前的心态如是说。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杨华教授指出，县城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公务员在资源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缺乏背景的青年而言，能够在县城成功竞聘公务员职位，确实是一种成就。

国家公务员局数据显示，今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已达303.3万人，较5年前足足增加了133%。考公热潮兴起，不少青年将目光投向竞争稍弱的县域公务员岗位。

回与不回，那些作出选择的瞬间

33岁的王浩杰出身县城，毕业后顺利进入上海一家贸易公司。“一个老乡因为在上海买不起房和女朋友分手，他劝我早点认清现实。如果在上海待不住，不如早点回老家考公。”

从一线城市回到县城，逆向选择的背后，人们动念的起因各有不同。

29岁的杨宇春此前在深圳工作，在家乡得到一份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是他立下的目标。他的选择相对主动，但在考公群里，看到的却是被动选择的无奈。一个群友因怀孕被公司辞退，丈夫也因为行业不景气收入骤降，只能选择回老家。

选择回到县城，对于大多数人意味着选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生活的环境，这背后，亲情起到了催化作用。

许多在一线城市漂泊的小镇青年，其家庭都有类似的画像：家庭条件在县城处于中上，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孩子能留在身边，工作稳定，结婚生子，在小地方过得体面、舒适。

回县城也要制订“战术”

从英国毕业归国的曹辉，将县城体制内岗位视为当代紧绷社会环境下的避难所。曹辉的家庭结构是浙江富裕县城中的典型，家中有厂，有两个以上的小孩。对于家长来说，其中一个孩子能进入自家所在的县城体制内是最好的选择，“考公是‘回家’最畅通的渠道”。

除了直接考公，王浩杰则采用了“迂回战术”。他将简历投递给老家县城的两家国企，成功被其中一家单位录取。回到家乡后，王浩杰没了压力，连备考公务员都轻松了很多。

去年，名校硕博生扎堆到浙江遂昌、江苏阜宁、广东和平等县城体制内单位就业的现象引人关注。不少县城基础工作岗位的入围人员均来自名校，且多为硕士、博士。对于有名校背景的人，还有一个“方便”渠道：人才引进。

“老家有人才引进政策，我的专业、学历都符合，服务期也不长，就想着先回家工作再观望。”在准备回家的第二年，杨宇春碰到了“机遇”。

“对于大城市的人才政策门槛来说，县城更呈现‘求贤若渴’的姿态。”杨宇春介绍，由于各地人才政策优惠力度不一样，人们会瞄准自己的“需求”去报名。“计划回县城安顿的，会选择有住房优惠政策的地区；只将回县城体制内作为一个跳板，之后还是想回到省会或二线城市的，会直接选择有资金补贴政策的县城。”

小县城，期待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县域发展需要年轻人。因为自身资源禀赋的局限留人难，是刺激县城重视吸引大学生的核心原因。”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说，县城留才引才的紧迫感，既有县城自身发展蝶变的需求，同时还受到人才选择观念向多元化转变的影响。

返乡就业近两年，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大学生刘枞，对当初的选择越来越坚定，“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硬件配套，都能感到家乡在飞速变化，我身边返乡的朋友有不少都是名校毕业生”。

一组数据佐证了刘枞的感受：循着“山区县要发展生态工业”的思路，泰顺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及国家低碳节能的绿色发展方向，筛选细分赛道，2023年GDP增长7.8%，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6亿元，增长18.4%。快速发展的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意识到，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这里讲的人才，包括能够带来新思路、新观点、新视角，能理解发展趋势的基础性青年人才，他们能为本地发展带来长久的贡献。”潘毅刚说，人才引进理念的转变，本质上是县域对人才招引回归理性、务实的表现。

（摘编自齐鲁网、《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