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的曲折往事

一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

关于“汉字简化”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

二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简体字700个。该稿送审后，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文改会依据“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指示精神进行修改，但在具体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审后被驳回，理由是简化字数量太少——第一稿送审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第二稿只剩338个，被驳回也是情理中事。随后，文改会又通过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等手段，拟出了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

“國”字的简化在50年代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但很多文改会委员不同意，认为封建色彩太重，后遂加一点改为“玉”。

第三稿引起了社会各行业的普遍反对。对印刷部门而言，第三稿意味着他们需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全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对外公开。今天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试举几例：

（1）文改会曾定下不造新字的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比如，“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新字“（ ））”。

（2）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比如，“足迹”的“迹”，本该选用本体字“跡”，仅因“迹”字笔画略少，就弃“跡”不用。

（3）1500个常用字（以教育部当年所公布者为准），《草案》只简化了335个，这335个简化字，只占到《草案》简体字总数的22%。也就是说，《草案》中78%的简体字，并非常用字。由此可见其工作重心，已严重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衷。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该《方案》有两个问题：

（1）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

（2）收录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仓、齿、块、伞等，均是以前并不存在的新字。

这两类简体字，占到了《方案》简体字总量的31%。它们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两大不便：

（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语文教学遭遇了巨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将“搶”简化成“抢”，于是，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简体字“仓”，旧有的繁体字“倉”也不能丢，既增加了学习负担，也显出“倉”字的简化毫无意义。

（2）《方案》带动了民间自由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人们不清楚哪些是国家公布的简体字，哪些不是。”

为了纠正这种不便与混乱，1964年又编制了一份新的《简化字总表》。但《总表》却又带来了新的混乱。

比如，《总表》将“寧”简化成“宁”；但“宁”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读“zhu”，意指储藏财务的器具。为了区分，《总表》就生造了一个“   ”，将“貯存”变成“贮存”，“佇立”变成“伫立”……

这种臆造词，有两大坏处：（1）增加了民众识字的难度，在当时，只有亲手造它的专家能认得；（2）破坏了汉字固有的体系，经此一番折腾，“贮”“伫”等字，均已丧失了会意的功能。

再如，復、複、覆三个字，被《总表》一律简化成“复”，结果导致使用者无法区分“复国”一词，到底是指“复兴国家”，还是“倾覆国家”。为解决问题，《总表》只好在给不出任何道理的情况下，强行打补丁注解道：“答覆、反覆的覆简化作复，覆盖、颠覆仍用覆。”

如此简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增加了文字的辨析难度，相当于给使用者设下了陷阱——再后来，这类因汉字简化而出现的陷阱，果然成了让无数学子头疼的“高考语文知识点”。

三

《简化字总表》并不是汉字简化史的终点。1977年底，“二简字”横空出世。

所谓“二简字”，即《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推出的新简体字（《简化字总表》则称“一简字”）。新方案将590个一简字，再度简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从一简字到二简字，平均每字笔画从13.1笔降低到6.9笔。

与一简字相同，二简字也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早在1960年，一简字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已有指示要求：

“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个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

上世纪70年代，文改会恢复运作，开始尝试从大字报中“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5年，文改会整理出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审阅，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为什么（只）简化这么一点？”

与一简字不同，二简字主要是人为硬造，为简化而简化。推出之后，即遭到了学界一致的批评，讥讽其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1978年，内部通知要求教科书和报刊图书暂停使用二简字。但二简字的命运，与“汉字拼音化”捆绑在一起，定性上是后者的“过渡”，故虽有“暂停使用”的内部通知，二简字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85年，汉字拼音化被彻底放弃，“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随后，1986年，二简字《草案》被废止。但二简字仍在民众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印记，比如，户籍系统中“萧”姓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已难更改。同年，国家语委重新下发《简化字总表》，只在1964年《总表》的基础上调整了六个字。

汉字简化，至此遂告一段落。

四

中国的汉字简化，有三点历史教训需要检讨。

（一）简化前，未确定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

全盘梳理，通过清查汉字的使用频率，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进行汉字简化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做好了这个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汉字亟需简化，哪些汉字没有必要改动；才能进一步有规律、有体系地进行简化。

遗憾的是，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受非学术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汉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汉字被大量简化的怪事。

很多常用汉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又都被简化（括号内是这些字的简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简化工作没有办法按照统一原则去处理。

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筛选出通用汉字的范围，会直接导致部分常用汉字被按甲种原则简化处理，另一部分常用汉字却没有得到处理，或者被按照乙种原则处理，进而造成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

比如：

（1）溝、構、購，按照“冓→勾”原则，被简化成沟、构、购。

（2）講，却另采“冓→井”原则，被简化成了讲。

（3）媾、篝等字，又完全不简化。

原本同属“冓”旁系列的这些汉字，简化后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了套。

（二）实施简化时，不重视类推原则

简体汉字，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将相同的繁体偏旁，一律替换为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早已出现的“约定俗成字”，这种办法往往会突破汉字的体例，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受“群众路线”影响，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高度重视后者（70年代的二简字，曾直接号召全民参与造字），类推简化的地位非常边缘——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已在全国范围流行的“约定俗成字”，并非不能用做简化字，但尽量不破坏文字的内在系统，是汉字简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面积采用“约定俗成字”、排斥类推简化的结果，是汉字的内在系统受到破坏，体例上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比如，很多汉字拥有相同的繁体部件，这些繁体部件，本可按照类推原则，用同一种简体部件替代，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去做，为了迁就各种地域性的民间书写习惯，原本相同的繁体部件，反被替换成了多种多样的简体部件。

试举几例：

（1）繁体部件“昜”，本可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昜”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楊→杨、陽→阳、傷→伤。

（2）繁体部件“登”，本也可以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登”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證→证、鄧→邓、燈→灯。另有一些字，繁体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简化（鐙→镫）。

（3）繁体字“盧”被简化成了卢，按照类推原则，瀘→泸、顱→颅，这种操作本来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爐和驢，却又被简化成了炉和驴。

（4）憶和億，已经按照类推原则，简化成了忆和亿，剩下的臆和噫，当年的学者们却又不简化了。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汉字固有的逻辑体例，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三）汉字简化应该重视学术意见

首先应该承认，不可能存在面面俱到——既不造新字，也能最大限度减少笔划，同时还完全不破坏汉字固有的造字体系——的完美简化方案，但上述种种弊端，仍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出现这些弊端，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