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

美国名校招收了全世界那么多优秀的学生，那他们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也是我自己在求学的时候不断在寻找的答案。

哈佛商学院位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刚到的时候，我特别抵受不住那里的寒冷。但比第一天的寒冷更让我惊讶的是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原本以为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教学方式差不多，来这里我就可以马上学习到各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但开学后的第一周，我的想法就被彻底颠覆了。

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教授是克莱·克里斯坦森，他在哈佛大学非常出名。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便凭借《创新者的窘境》一书奠定了在创新技术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英特尔的CEO安迪·格鲁夫都曾经慕名邀请他去英特尔讲课。

他进教室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来哈佛商学院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同学们纷纷举手回答。第一个同学说：“我们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我暗自点头，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克里斯坦森教授却说：“不对！”另一个同学接着回答：“我是来跟像您这样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学习最好的思维方式的。”教授冲他笑了笑说：“不错，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接着还有同学说：“我来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有机会认识下一代领袖，认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全班同学都笑了，坐在他旁边的同学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教授也朝他笑了笑说：“好的，但是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经过几轮发言，大家的手逐渐放了下来，课堂也变得安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想究竟什么才是这两年的学习里最为重要的事。最后，教授说道：“这个问题每年我都会问新来的学生。其实在这两年里，哈佛能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帮助你们问‘为什么’！如果这两年里你们学会了问‘对’的问题，那你在哈佛的学习就非常有价值了。”每个人生来就会问问题，为什么还要学习问问题呢？教授接着说，只有当你问出“对”的问题才有机会找到“对”的答案，如果连问题都没有问对，那就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法，当然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面对问题你该怎样做决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要知道很多时候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只有如何去抉择，而商学院就是教你怎样更全面地解读和分析问题，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来说，尤其是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大学里学习，哪怕是在斯坦福大学，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还是老师在台上说，学生在台下听，你有问题可以向老师提问，老师那里一定会有标准答案。

但哈佛商学院完全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式，在这里，对任何问题老师都没有标准答案，即便有答案，他也会告诉你这未必是最好的答案。老师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将你放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中，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地学习，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培养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并尝试凝聚大家的智慧来提出一些可取的方案，从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思路。这就是哈佛商学院闻名于世的“案例教学法”。

刚开始我对这种教学方法特别不适应。在案例课上，我总是觉得这个同学讲得不对，那个同学讲的也没有道理，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其实到最后需要评判的不是一个方案的对错，而是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选择标准。

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决定？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出发点又是什么？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探究，你能充分认识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所形成的结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由此才能更客观、更多维度地去思考和解决眼前的问题。

我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说这是我在哈佛商学院最大的收获。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容易急急忙忙地去行动，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思考和提问，可能会让事情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关于克里斯坦森教授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就是他对“幸福”这个课题的提问和钻研。他得过癌症，康复后便开始花时间思考很多人生问题，研究“幸福”，思考怎样才能给他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此后，他写了很多关于“幸福”的著作。这在哈佛商学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这里，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成功，例如如何让自己走向成功，如何让你的企业赚更多的钱，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像克里斯坦森教授这样在创新管理领域早已经赫赫有名的人却勇于转变思维，去尝试另一个全新领域的研究，这也是非常令人景仰的。

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周，我也认识了很多持有不同观点、不同想法的老师和同学。没过几天，我又上了一堂印象特别深的课，这门课叫“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其中讲到了美国、日本和德国。

这些国家我都不陌生，老师讲到德国的时候说：“‘一战’之后，德国在希特勒执政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有个女同学举手说：“我不同意，德国是个疯狂的国家，它当时是被一个疯子统治的，哪里有什么好的发展！”

因为之前在德国住过一段时期，和很多德国人聊过这个话题，所以我的观点和想法跟她很不一样，我说：“也许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将希特勒当成一个疯子，尤其不该因此就抹杀他对德国的贡献。当时德国的人口大约有600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德国人很热爱希特勒。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前几年我住在德国的那段时间，仍然听到不少德国人会提起哪条高速公路是希特勒时期修建的，哪些经济基础是当时打下的。一些年长的德国人还说到，‘一战’后，德国的失业率高达25%，但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机会，降低了失业率。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应该了解一下德国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观点也很重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只讨论希特勒一个人，他的存在、他的所作所为要从多个方面去解读。”

这个女孩听完我的讲话后非常生气，她说：“你怎么能为希特勒辩护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的祖辈就是在波兰被德国纳粹打死的！”

我回答说：“听到你亲人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不是在为希特勒辩护，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当时那些德国人的观点，因为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就会很片面，很可能在未来造成历史悲剧的重演。”

我在德国的时候去过一个纳粹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德国人的留言，上面写了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写道：“我以前住在柏林，是一名医生，作为德国人我在当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犹太人占据了，我们德国人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希特勒来了以后，他把这些犹太人从医生群体里赶走了，我才有机会继续从事医生的工作。我心里充满了歉意，我知道这对犹太人来说是极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继续生存所需要的机会。”

先不论这段话的对和错，但的确很真实地反映出部分德国人的视角和观点，所以我们只有多角度地看待问题，充分了解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才能知道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也只有了解他们支持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

当我表达完我的观点，很多同学都站起来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那堂课之后，有两拨同学围在我的座位周围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一拨人对我说：“你真是不了解希特勒的罪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简直是在给罪恶做辩护！”而另一拨人就说：“你说出了很多我也想说的话，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学术上就这件事有一个自由的争论，我也觉得如果只听到一种声音，那是不对的！”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话题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同时，这也让我感觉到，在商学院的课堂上不一定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首先要能独立思考，敢于把不同的观点说出来，然后大家自由探讨。

每当有人问我，在哈佛商学院里学到的和在斯坦福大学里学到的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通常会这么说：“在斯坦福，很多时候学习的目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尤其是理工科，你编一个程序，如果当中出了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程序，直到你把程序编对了。考试也是这样，答案很分明，有正确的，就有错误的。但哈佛商学院最有名的，也是全世界商学院目前都通用的一个教学模式，就是每一节课都讲一个案例，要求你了解和分析一个实际存在的公司的真实情况，然后提出各种问题。老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告诉你正确答案的那个人，而是一个领路人，他将凝聚一个班上几十个同学的智慧，来探讨案例中的实际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太多人被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很多人常常看到一些貌似合理的新闻、证据和推测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这其实是被根深蒂固的观念所绑架，想当然地淹没在所谓的常识中，这对于企业家、管理者和创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征途美国：站在金字塔尖看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