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家庭的秘密

约翰·契弗，美国小说家，他流传最广的一篇小说，大概就是《巨型收音机》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吉姆和艾琳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住在一栋公寓楼里，有一双儿女，雇着一个女仆，两个人每个月都会去剧院看戏，闲暇时间喜欢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听古典音乐，这是夫妇两人和邻居及朋友的一大区别。为什么呢？有一位法国学者叫布尔迪厄，他说过一段话：“对于一切低俗、露骨、粗野、贪婪、奴性的享受方式之否定，是神圣的文化领域之构成要件，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懂得享受庄严、优雅、无私、高贵的人之肯定——其价值是那些俗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文化消费总是有意识而且刻意或非刻意地在执行一种功能——把社会差异正当化。”

法国知识分子说话总是比较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听古典音乐的人，比看综艺节目的人高级。艺术消费就是区分高级和低级。布迪厄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资本”，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或精神需求，你的社交，你的尊严感，你的自我实现，都是基于文化基础的需求，都需要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文化资本就是用来造成阶层差异的。吉姆和艾琳爱听古典音乐，是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资本：虽然都住在一栋公寓楼里，但他们不是一般的俗人，他们是有可能搬到高尚住宅区的。

可惜，家里的这台收音机有点儿小毛病。有一天吉姆正在听舒伯特，收音机不响了，怎么拍打都没用，吉姆就答应媳妇，马上买一台新的。第二天，收音机就送到了，个头儿很大，上面有很多按钮。艾琳觉得，老公挑的这个收音机太没品位了，和家里的风格一点儿也不搭，这个大块头显得太突兀了。艾琳有一件鼬皮大衣，染得很像是貂皮大衣。她对自己的起居室很自豪，像挑选自己的衣服那样选择家具装饰，进行颜色搭配，结果丈夫买来的收音机是丑陋的胶木盒子，有很多调谐按钮，打开还发出一道绿光——实在是太难看了。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凡勃伦，他写过一本书，《有闲阶级论》。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个词，那些又贵又能炫耀的东西被称为“凡勃伦商品”，只要一说到消费主义就会提到凡勃伦。这台收音机算是凡勃伦商品吗？凡勃伦说过，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维护体面的斗争，要赢得自尊，就要时不时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支付能力。可是，光有支付能力还不够，这台收音机四百美元，是个奢侈品，但它在审美上没能达到艾琳的要求——花了钱却没买来体面。

更要命的是，这台收音机的杂音太多了，听着莫扎特，就能听到里面传来电话铃声、电梯运转的声音、吸尘器的声音，来自左邻右舍。厂家来修理过一次，没修好。吉姆和艾琳待在家里，就能通过收音机听到邻居家的生活：谁家的保姆正在给孩子念童话，谁家的女人找不到袜子了，谁家正在办派对。两人偷听邻居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好笑，可夜里，公寓楼的灯光都黑下来之后，艾琳听到一对中年夫妻克制又伤感的对话。丈夫问妻子，身体如何，要不要换个医生看看。妻子说，现在这个医生的账单已经很吓人了。艾琳听了这话，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平静的生活不能细琢磨，细琢磨起来，养老的问题、资产配置、疾病和保险，这些事儿都让人发愁。

可艾琳还是忍不住会通过这台收音机偷听邻居家的生活，其中有虚荣，有信仰，有绝望，有罪恶——她很痛苦，也怕邻居能通过别的什么电子产品听到她家的动静。丈夫吉姆就告诉她，她既然很痛苦，就不要再偷听别人家的生活了吧。妻子艾琳说：“生活太糟糕，太肮脏，太可怕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对吗，亲爱的？我是说，我们一直很好，很正派并且相爱，是吗？我们的生活不肮脏，不是吗，亲爱的？是不是啊？”丈夫很疲惫地回答：“我们当然幸福了。”

吉姆找人来修好了收音机，艾琳终于能安心地听音乐了。吉姆说，这台收音机四百块，他买它就是为了让艾琳高兴，可他们花钱要更明智一些了。他们今年挣的钱比去年要少，他三十七岁了，头发快白了，他的工作前景也没他希望的那么好。他说，说实话吧，他真的很为金钱担忧，他拼命工作就是想让艾琳和孩子生活幸福。艾琳劝老公别说了，他们会听到的，收音机会听到的。这就是《巨型收音机》的故事，体面的中产阶级夫妇，为了钱发愁，而这栋公寓楼里，为了钱发愁的可不止他们一家。其实，钱不够花，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谁家都会为钱发愁，可这个事儿好像又是一桩要竭力掩盖的秘密，不能说出来，不能让外人知道。

契弗本人就像是个巨型收音机，把中产阶级家庭那些不能宣之于口的秘密都讲了出来。他的小说写一个叫“绿荫山”的中产阶级社区，写各种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我看一些评论文章，总说契弗笔下的中产阶级被消费主义左右，他们耽于物欲、道德堕落、自我分裂、走向异化，然而，我实在很难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有时甚至会用一种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比如这段——

“韦德家那栋荷兰殖民时期风格的房子实际上比从车道那儿看上去要大不少，起居室相当宽敞，像高卢人习惯的那样分成三部分。从门厅进去，左首大约一米处是一张长餐桌，摆放着六个人的餐具，桌子中央摆放着烛台和一碗水果。从敞开的厨房门里传来的响声和气味让人食指大动，因为妻子是个很棒的厨师。起居室最大的那一部分以壁炉为中心，右首立着几个书架和一架钢琴。整个房间光洁明亮又沉稳安静，开向西面的几扇窗户中透着些许晚秋的阳光，灿烂明亮又清澈如水。整个房间内没有一样东西疏于打理，每样东西无不擦得闪闪发亮。”（摘自《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冯涛、张坤译）

契弗有一篇小说，《那罐金子》，讲的是拉尔夫和劳拉夫妇，他们不是那种一味钻营的人，奉行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文雅作派。拉尔夫在一家服装公司做小职员，婚后第一年，他筹划着在得克萨斯找一份薪酬更好的工作，可计划落空了。婚后第二年，公司有了一个肥缺，可被一个年龄更大的同事给占了。婚后第三年，有一家服装厂来挖拉尔夫，给他两倍的薪水，双方相谈甚欢。当天晚上，拉尔夫就带着劳拉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两人商量，找一套大点儿的公寓，生个孩子，买辆汽车。对于他们的好运，两个人都很平静，因为这本来就在他们的预期中。拉尔夫想，他马上就三十岁了，青春跟贫穷总是相伴的，他能多挣点儿了，就再也不用去铺着肮脏桌布的饭馆了，再也不用去买打折促销的衬衫了。可惜天不遂人愿，夫妻两个生了个闺女，拉尔夫却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他并不气馁，又有了一个创业计划，结果失败了。夫妻两个经历了战争，纽约又像是遍地金钱极度富裕了，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夫妻两个盼着时来运转，好像他们只需要一点儿资源、一点儿运气和一点儿耐心，就能找到财富之门的钥匙，就能跟第五大道上的那些富裕人一样了。结果老天爷又捉弄了他们一次。这一回，有个叫汉达姆的富翁答应给拉尔夫一个年薪一万五的工作，不过，等拉尔夫打电话去的时候，汉达姆中风了，给过的许诺无法兑现了。拉尔夫就像在玩寻宝游戏，拿着个铁锹到处挖，却找不到发财的门路。

契弗还有一篇小说，《游泳的人》，叙述手法非常巧妙。故事开头，男主人公内迪在参加一个泳池聚会，这是一个中上阶层的住宅区，家家都有好房子，有泳池，大家聊着天，喝着酒，天空晴朗。妻子就在身边，孩子在家中打网球。内迪决定游泳回家，于是游过邻居家的一个个泳池。起初，他很受欢迎，邻居家都在办派对，有客人，有酒。对这样的生活应该感恩。途中经历一场暴风雨，等风雨过后，内迪继续前进。有一家邻居本来养马，现在马场上全是杂草。再往前，这一家的游泳池没有水，泳池边的家具都被盖上了油布，车道前立着一个“吉屋出售”的牌子。

再往前，要通过一个公共泳池，内迪非常鄙夷公共泳池，认为那里太脏了，全是氯气味儿。他再往前，到另一个邻居家，这家人对他说，他听说内迪的不幸了。内迪说，他哪里有什么不幸啊？他女儿都在家打网球。再往前，另一个邻居家还是在办派对，他们对内迪的到来不是很欢迎，他们说内迪破产了，要把房子卖掉，还要借钱度日，除了工资收入，不再有资产了。再往前的一家人，女主人跟内迪有过私情，她冷淡地跟内迪说，她可不会借钱给内迪。内迪感觉越来越糟，终于回到家，发现家门锁着，车库门把手上有铁锈，屋里空无一物。

在《那罐金子》里，拉尔夫夫妇始终未能进入中上阶层。在《游泳的人》里，内迪是中上阶层的一员，但一旦破产，卖掉房子，他就跌落了，就会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人们想往上爬，爬到一定地位，又会有很多的焦虑，担心自己身体不再年轻，担心自己不被朋友接纳，担心失去工作，担心破产，担心维护不住自己的地位，担心不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契弗这台大收音机，把中产阶级家庭的困窘传播得人尽皆知。那有没有发财致富的故事，能给我们点儿念想呢？契弗那里没找到，我倒是从D.H.劳伦斯那里找到了一篇。

劳伦斯这篇故事叫《木马赌徒》，文字写法很像是一篇童话。这一家人比一般中产阶级的地位要高一些，父亲挣钱，母亲也挣钱，家里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有一栋带花园的房子，还有仆人。他们自觉高人一等，生活入时，却总有一种焦虑，那就是钱不够用。他们在圣诞节会买很多礼物，可家里似乎萦绕着一句话：“得有更多的钱！得有更多的钱！”这句话没有人说出来，就像没有人会说“我正在呼吸”一样；虽然没说出来，可谁都听得见。

终于，有一天，家里的男孩保罗问：“妈妈，我们为什么穷呢？”

妈妈说：“你爸爸的运气不好。”

“妈妈，运气就是钱吗？”

“不，但运气能带给你钱。”妈妈说，“我结婚之前，认为自己运气不错呢。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

男孩保罗就安慰妈妈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上帝告诉我了。”

孩子的游戏室里有一个木马，还有玩具娃娃，女孩总玩娃娃，保罗总是骑木马。他骑木马的劲头非常疯狂，甩着脑袋，用鞭子使劲抽打木马，给妹妹吓得够呛。保姆说：“保罗，你会把木马弄坏的。”可保罗根本就不听保姆的，他疯狂地骑木马，要达到一种类似性高潮的巅峰状态，到达那个状态之后，他就会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会告诉他在英国举办的赛马比赛中获胜的那匹马的名字。小保罗跟家里的园丁偷偷投注，已经积攒下了一千英镑。保罗的叔叔知道了这个秘密，就问保罗，下一场林肯郡赛马，谁会赢。保罗回答说，水仙。保罗说对了，下一场赛马，水仙独赢。

保罗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妈妈，是要让妈妈相信，他是有运气的人；是想让房子停止窃窃私语，因为房子总是在说，“我们缺钱”。但保罗的预测有时候不准——他未能达到疯癫状态，听到的提示就会产生错误。

叔叔和保罗赢下了五千英镑，他们决定把这笔钱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五千英镑存入银行，妈妈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支取一千英镑。按照劳伦斯那个年代的收入来算，一千英镑是一笔大钱。可这个故事里的妈妈，开销很大，她跑去银行，要求一次性支取五千英镑，因为她有债务要还。保罗发现，家里多了新玩具，还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他也可以上伊顿公学了。只是房子里的声音更大更吵了：“得有更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多！”

有一天晚上，妈妈很晚才从一个聚会上回家。凌晨一点，她看见儿子保罗骑着木马陷入疯癫状态，她看见保罗从木马上摔下来陷入昏迷。保罗是个幸运儿，他又赢了，这一次赢了八万英镑。可他也是个不幸的孩子，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昏迷三天之后，他死了。也不知道这八万英镑够不够维持这一家人从未获得却又始终在维持的尊严。

冯内古特说过一句话：“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是一笔钱；这和在关于蜜蜂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按理总是一摊蜂蜜是一样的。”

（小小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苗师傅文学人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