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家庭的六大趋势

今天，中国的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而年轻人还在主动“断亲”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三件大事：1980年代中，政府对城乡流动的严格限制开始松动，第一批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务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暂停的改革开放按下快进键，市场化经济正要狂飙突进；而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这一年，招生人数增长了将近48%，各城市将迎来史上最多的大学生。这三个改变，促使数以亿计的年轻男女陆续离开家乡，涌入城市。

从那时起，流动人口增长保持着生猛的增长速度，到2021年，流动人口已经达到3.85亿，比例从1982年的0.6%，涨到了27.2%。最早的一批年轻人留在城市，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家庭分居，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90、00后，与亲戚的交流频率开始减少。

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大量新组建的家庭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家庭由此变得越来越小，在1982年，每家平均还有四五个人（4.41人），到2020年，每家只剩不到三人（2.62），平均每个家庭减少了快两个人。

这一时期，血缘、地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组织、机构和公司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中国人曾经对家庭的文化理想，如“四世同堂”“父母在不远游”“人丁兴旺”，都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对一个国家来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往往指向生育率的下降，而生孩子的意义也随之改变，过去的农业经济中，孩子生下来是为了补充劳动力、延续家族血脉，但渐渐地，孩子成为重要的投注对象，每个家庭都要为下一代负责，而下一代还很可能只有一个小孩，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愿意举全家之力，为孩子付出大量心血。

在今天的中国，抚养一个孩子意味着要花6.3倍于GDP的金钱，家庭已不再将孩子视为“生产品”，人们不再期望孩子长大后可以为家庭工作，相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曾指出的那样，孩子如今更像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养育他们所需的成本逐渐超过了所获得的回报。

新的家庭培养模式应运而生。这一代城市新儿童普遍经历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童年，承担了家庭对唯一孩子的厚望，报兴趣班、上补习班、提高成绩。但是，家庭中过分的管控也为一些年轻人带去心理阴影，这也是第一代在心理学意义上反思原生家庭、求助心理咨询的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断亲”的对象，不止是不认识、不熟悉的亲戚，还有核心家庭里“扫兴”的父母。在打压、否定、颐指气使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积极反思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关系、家庭模式，他们普遍认识到，“为你好”的背后常常是情感勒索。一些人则主动和父母疏远，甚至“重新把自己养一遍”，治愈自己在原生家庭受过的伤害。

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单人家庭、夫妇核心家庭、隔代家庭等类型的家庭不断增长，且与家庭分离的人数越来越多。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人户分离的人口达到了4.93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88.52%。

纯老家庭增多，空巢提前

现今父母的空巢期大大提前了，提前的幅度可能长达20年。

过去许多家庭有五六个孩子，从最大的孩子结婚离家到最小的孩子结婚离家，一般要持续十多年，到六十多岁才进入空巢状态；而在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往往18岁就离家上大学或工作，如果独生子女的父母在25岁完成生育，当他们43岁时，家就可能进入空巢状态了。不少家庭就将保持这个格局，一直到晚年。

空巢的现象越来越广泛。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每四个家庭户中，就有至少一个是单人户。除了独居老人，还有由年轻人自己组成的空巢家庭。除了单人户，空巢家庭也包括了广泛的老年夫妻，以及独生子女的中年父母。

2022年，超过一半的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包括独居和仅与配偶同住），而这现在也被称为“纯老家庭”。

广泛存在的担忧是，空巢可能导致老年人面临孤独、社交圈子变小、失落感甚至增加患抑郁症等心理健康的问题，同时还需面临自理能力下降、身体衰弱、经济压力增加等风险。“空巢”往往与“孤独”“失能”等词联系在一起，如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把“独居和空巢老年人”视为一个问题，并认为“形势严峻”。

但有些反常识的是，根据多项研究，空巢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没有明显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偏好也在上升，在有钱、健康的条件下，许多人主动与子女分开居住。而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交往频率并不低，2017年牛津大学社会学系一项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发现，空巢老人与不同住子女的平均见面频率达到每年74次。

无法“断乳”的亲子关系，中国式“第二妻子”率持续高水平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空巢老人增多，但在中国，成年人和父母同住的比例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

1990年代以前的城市，工作、住房通常都由工作单位或政府分配，年轻人一般都没有独立住房，且大多在原户籍地就业，绝大多数子女都待在父母身边，结婚后也与父母同住。

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国家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把年轻子女留在农村的大家庭里。

但是，随着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逐渐放松了经济和社会的管制，为年轻人离家闯荡创造了条件。1994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允许市场自由买卖住房，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再由国家分配工作，转为自主择业。而户籍制度放宽，让人们有了迁移的机会。同时国有企业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许多陈规，父辈的国企光环褪色。90年代，正是个人主义兴起的时候，家长权威减弱，年轻子女与老人同住的意愿在迅速下降。这些史无前例发生着的变化看起来让年轻人更自由了。

结合其他国家的经历，社会学家认为，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应该大大减少，其他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完成了这样的改变，但在中国，这样的趋势并不显著。

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理应呈急速下降的趋势，作为邻国，韩国65岁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从1980年的80%降到2010年的远不足30%。但在中国，下降的速度要慢得多，在1982年，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接近70%，但到2010年，仍有超过半数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这个比例要远高于西方国家，甚至比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韩国也要高得多。

有接近四成的中国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尽管现在倾向于婚后自己住的年轻人在变多，但选择不同住的小家庭往往与父母家挨得很近，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或同一个县城，在“一碗汤”的距离里，维持着紧密的关系。

比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同住（或为邻）的现象的持续更多是迫不得已的：单位制解体，让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养老、托幼等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到市场上。但是，由于市场不成熟、年轻人购买力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最终仍然落到了家庭身上。

最典型的是，生了孩子没人照顾，得找父母带。社会学学者沈奕斐发现，很多80后、90后夫妻，即便一开始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旦生了孩子，很多时候都和父母住在了一起。有七成的父母，每天都在照顾第三代。沈奕斐把这些为孩子兜底的父母称为“第二个妻子”：他们接下从前属于女性的负担，做掉绝大部分家务，放弃绝大部分权利。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少子化趋势，也因为减少了分家的可能性，同时促进了年轻夫妇与父母共同生活的趋势，从而导致二代直系家庭的增长和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稳定。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三代及以上同堂的家庭户比重稳定维持在17%左右。祖父母和孙辈同居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他们在照料孙辈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许多未成年人，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儿童往往居住在多代家庭。

当孙辈长大后，子女也多半步入中年，在经济上有条件回过头反哺逐渐年迈的父母。

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功能，许多子女年轻时离不开父母，许多父母年老后也离不开子女。

而从保险的角度看，这也是为什么“养儿防老”的观念还会有市场。但是，照料子女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幼儿时期，而是延伸到了子女成年之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在《传承与变迁》一书中，通过分析数据发现，父母的帮助（特别是照料孙辈）对于他们日后能否得到子女的赡养以及子女的赡养水平有显著影响。换句话说，现在“防老”不仅需要“养儿”，很可能还需要“养孙”，对一个老人来说，抚养两代人长大，才能完成家庭的使命。

当然，还有许多父母体谅子女，不仅在体力允许时照料孙子孙女，还主动隐去子女养老的负担，选择依靠自己的积蓄和离退休金度过晚年。有一些老年人住进养老机构，尽量不为子女“添麻烦”。

《传承与变迁》中总结道：“国家政策的调整使个人直接暴露在市场之下，而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个人在遭遇困难时只能求助于家庭。年轻夫妇也好，老年父母也罢，在面对残酷无情的市场时，他们从文化的故纸堆里找到了家庭这根救命稻草，顽强地同住下去，造就了中国城市家庭当今的局面。”

单身女性时代，女性决定式家庭

欧美国家比中国早近一个世纪开始了第一次生育率下降，但发生第二次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只相差20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结婚几乎是女性的工作，也是获得经济保障的手段，女性并没有“不结婚”这个选项。

1949年后，新中国百废待兴，政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号召女性和男性一同进行劳动生产。为了支持女性走出家门，国家积极推动“社会育儿”，以单位为核心，配齐了保育院、食堂等配套设施，婴儿出生后56天就可以送到托儿所。这一阶段，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走出家门、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劳动女性，而不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而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减轻了女性的生育负担，但自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出生后，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家庭开始为孩子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同时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单位制度几乎消失，家务事再度回归家庭，回归女性。

进入21世纪后，熟人社会进一步消解，家庭难以依靠原来的关系养育孩子，与此同时，科学育儿的理念迅速崛起，“妇女回家”的趋势再次抬头，社会广泛认为，一个母亲花在孩子身上的心血和时间越多越好。根据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报告，2007年至2009年，认为能够实现“事业与家庭兼顾”的职业女性比例下降了，而认为“生活重心在家庭”的比例则逐年上升。

而男性也期望女性能够承担家庭责任。领英中国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相较于此前代际，95后女性对出众女性形象的认知更少认可“贤妻良母”（23%），近八成向往成为“经济独立女强人”（58%）或“特立独行酷女人”（19%）；然而同龄男性仍然保持较为传统的观念，更加认可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71%）。

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不仅意味着职业的中断，还意味着亲密关系和个人兴趣都要往后放放。《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女性照料孩子到四岁所需要减少的工作时间平均为2106小时，相当于全职工作一年又13天。不仅如此，工资还要降低至少一成。这些都成为母爱的负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最崇尚家庭价值的国家，例如南欧的天主教国家以及东亚各国，反倒是家庭萎缩最快的国家。在日本、韩国以及南欧，人口出生率都早早跌到了“超低”水平。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是，在这些地方，女性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当她们有了不生育的选择时，很多人坚决地选择不生育。

在197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6左右，但如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左右，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还低不少。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女性的终身不育率翻了三倍，达到了5.16%，在50岁以上的女性里，每20个就有一个没有生过孩子。这个比例在年轻一代中还会越来越高，二十多岁的女性中，没有生育的比例比十年前增加了超过1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