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

从广西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情日重。一天，他从梦中醒来，问随行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

“船好像停了？”

“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说，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说，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

次日凌晨，他把弟子周积叫进来。

周积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落泪，问：“老师有何遗言？”

王阳明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周积笑了一下，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舟中，享年57岁。此时船位于江西南安地界。

生前，他创立的心学流派随着他的建功立业而得以流播，同时又饱受敌视、嫉妒与压迫；死后，这种局面随着政治的深度介入，从未曾消解。

但是，就在这样的思想拉锯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已经深刻地影响并重塑了整个中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

甚至，影响到了他死后的五百年，影响到了此时此刻的2024年，并将影响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一

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一个富裕家庭。九岁时，他的父亲王华一举考中状元，全家迎来高光时刻。

但相较于父亲目标明确的人生道路，30岁之前，王阳明的人生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少年时期喜欢习武，不肯专心读书，总是偷偷溜出去做孩子王，左右调度，如战场上排兵布阵一般。父亲见了，很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他反问一句“读书有什么用”，把父亲气得够呛。

后来一度喜欢诗文，打算做一个才子文学家。不过，很快就又兴趣转淡。他的文友们颇感惋惜，他笑着说，即便学如韩愈、柳宗元，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都不是第一等德业。口气很大，然而什么是第一等德业，他心里其实也没谱。

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不满意，想用实践去验证这些大学问，结果一无所得。

在北京，父亲的官署里种有很多竹子。遵循程朱理学中“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豁然贯通处”的教诲，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朋友相约，从早到晚默默对着竹子，看谁更早透过这些竹子格出天理。三天后，他的朋友坚持不住了，中途退出。七天后，他也出现了幻觉，对竹格理遂以一场大病告终。

此后，王阳明转而学道。新婚之日，遇见个道士，两人畅聊养生成仙之道，不觉天亮了才回家。老丈人派人找了一夜，新娘子急得以为新郎连夜跑路了。

他还曾在九华山寻访著名的仙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奇人，一心想跟人家学习。结果，一个说他“官气未散”，另一个只对他说了句玄语“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没了。

好友湛若水后来回顾，说王阳明早年有过“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史学大师钱穆说，王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的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一毫不放松地往前赶着。他像有一种不可抑遏的自我扩张的理想，憧憬在他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他似乎是精力过剩，而一时没找到发泄的出路。他一方面极为执着，事不成不罢休；另一方面又极跳动，沉迷“五溺”。这就是王阳明早年的生活状态。

一直到30岁之后，王阳明才感到自己沉溺过的东西都不太靠谱。

原因很简单，这年八月，他在山中修炼，据说状态很好，但忽然想念起祖母和父亲来，尘缘未断，因此果断放弃了这条路。

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中总结道，30到34岁，是王阳明思想从泛滥各家到归本圣学的转折期。

二

从道家与佛教的出世虚无中摆脱出来后，王阳明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和正在建构中的新思想去开导别人，颇有几分人生导师的意思了。

他在杭州西湖边的寺院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人家说这和尚不视不言静坐了三年。他遂绕着和尚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猛地惊起。

他盯紧和尚，问其家人。

和尚答：“有老母在。”

又问：“想念否？”

答说：“不能不想。”

他最后告诉和尚，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好好生活。

第二天，和尚打包离开寺院，重返人间。

而王阳明自己，也迎来了一生的转折与苦难。

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34岁的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请求释放因弹劾大太监刘瑾而遭逮捕的言官，由此触怒了权势炽热的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下了诏狱，谪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一个遥远的未开化之地的卑微小官。

刘瑾并未放过他，一路派锦衣卫跟踪，欲加谋害。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王阳明逃离锦衣卫暗杀的事迹被传奇化：两个锦衣卫追着他到了江边，王阳明意识到难以脱身，急中生智，脱下鞋子摆在岸边，并将头上的斗笠扔到江里，伪造了一个跳江自杀的现场。而他本人早已登上一艘船，向着舟山逃去。

祸不单行，他乘商船在海上遇台风，几度命悬一线。

此时的王阳明有过隐遁不仕的打算，但担心连累父亲，便遵从内心的良知，去了龙场驿赴任。

他带去的仆人都病倒了，他自己干起了仆人的工作，种菜、砍柴、取水，为仆人们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痊愈。大家对当地闭塞的环境叫苦连天，他遂充当一名诙谐的说书人，时时活跃气氛。

人生无法选择顺境或逆境，但可以选择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熬过百死千难，王阳明即将迎来思想的回馈。

正德三年（1508年），一天深夜，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不觉欢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们都被他惊醒了。

他悟到以前通过外物去寻求天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这条路大错特错。他终于明白，“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应该反过来，“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被后世称为“龙场悟道”。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在当时的官学程朱理学里面，知识和实践是割裂的，王阳明将二者统一起来。

他后来又创立了“致良知”的体系，认为人的感知能力和能量很大，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能量，应该努力去开发它。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明王朝炸开了。以前独尊孔子，后来加上迷信朱熹，但王阳明登高一呼：“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不必靠一个人的智慧过日子。人人心中有一个“圣人”，努力去争取，那么人人可以为尧舜。

在强调秩序、统一和标准答案的明朝思想界，这给了苦闷的读书人极大的震撼，同时也将王阳明推入了隐隐的危险的境地。

三

结束了三年的龙场贬谪，王阳明回归正常的官场仕途，并在刘瑾死后获得升迁。到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卿。

他到哪都不忘讲学，想要把他的发现告诉更多人。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以其学说为“异端”的人同样越来越多。但王阳明对周遭的声音逐渐不在意，他只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弟子们说：“我在南都（南京）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

在儒家传统里，自孔子以来就对“乡愿”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人看上去忠诚老实，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王阳明说得很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说白了，乡愿就是没有本心。王阳明反思自己43岁以前也有乡愿的毛病，但此后就不管流俗的看法，逐渐拥有了狂者的境界。

何谓“狂者”？狂和狷，在儒家经典里经常同时出现，相较于被否定的乡愿，这是两种被肯定的人格。狷者的精神在于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洁身自好；狂者的精神在于志向远大，勇于进取，光明磊落。用王阳明的话来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可见，狂者虽然还不是圣人，但一念之间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由狂入圣。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自己的生日为名宴客，胁迫江西官员跟他一起起兵造反，史称“宁王之乱”。

王阳明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汀（州）、漳（州），正奉命前往福建处理一起卫所军人作乱事件。听闻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刻易服潜返吉安，一方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调集兵粮、船只，另一方面发出征讨令，呼吁各地起兵抗击宁王。

王阳明分析说，“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南京）不可保”。所以他采取一系列兵不厌诈的谋略，对朱宸濠实施缓兵之计，拖延其攻打南京的时间。他伪造朱宸濠的亲信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的投降密状，四处散布，并专门写回信，感谢他们“精忠报国之心”，由此引发朱宸濠集团内部的相互猜忌。

当李士实建议朱宸濠尽快出兵夺取南京、即大位时，朱宸濠出于猜忌，对这个建议迟迟不作回应。等到朱宸濠意识到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开始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则直取其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带兵回援。

一切尽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南昌被打下来了，朱宸濠也在回援的过程中被生擒，这场帝国藩王内乱在第43天戛然而止。

朱宸濠被王阳明生擒时，远在北京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还在忙着“御驾亲征”的各种准备。当荒诞的朱厚照自封大将军出发南征时，王阳明的捷报已送到，但他装作没看见，继续南下，一路游玩，用了四个月时间，终于抵达南京。

如此，凭借杰出军事才能为明王朝平定藩乱的王阳明，因为“破坏”了皇帝本人的南征行动以及皇帝身边的佞臣建功立业的欲望，处境变得微妙而凶险。

朱厚照身边的佞臣诬陷王阳明“先与（朱宸濠）通谋，虑事不成”，才反水。他们还暗示王阳明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擒获，这样才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

面对荒诞的政局，王阳明决定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

荒诞的朱厚照后来在南京一个教场里，亲手“擒获”了朱宸濠，打着南征大胜的旗号回北京。途中游船落水生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就死了。

而王阳明终正德一朝，都未受到朝廷表彰。这种诡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半年后，朝廷才对平乱的有功官员进行了封赏：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原吉安知府伍文定升为左副都御史，其他有功官员升一至三级不等。

然而，王阳明的艰难遭遇并未到此以圆满结局收场。一场更大的打击，靠近了他。

四

随着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成为新皇帝重建权力的转折点，那些追随王阳明的平叛功臣们，陆续成为了牺牲品，一个个遭到弹劾或黜官。

紧接着，朝廷上有人弹劾王阳明，而且针对的是他的学说：“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从艰险。”当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日渐对正统的程朱理学形成对抗时，来自朝廷的思想统一的阴影便始终笼罩在这位心学宗师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