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水屿

我和小周扛着摄像机踏上过水屿时，小径被翻涌着的浪拍湿，海水退下，海蟑螂像被炸了窝似的四处逃散，又快速消失不见。

天色正一点点沉下去。“得快点了，一会儿太阳就要下去了。”我有些着急，三步并作两步向上爬。

我和小周是剧组里的摄影师，受命来外地采风。这里是一座距离海岸线一百公里的小岛，名叫北极岛——明明它靠近北回归线，和真正的北极圈八竿子打不着。导演偶然在网上看到这座小岛的风光，觉得是个不错的取景地，便派我和小周来踩点。小岛不大，不到一天时间，我们便把岛上主要的地方都走了个遍。岛中央是一座小矮山，山顶有座灯塔，据说已经存在百余年之久。我们本想找守灯塔的人带我们参观，谁知灯塔小院的大门紧闭，喊半天也不见人回应。

到了日落时分，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采风地点，当地人叫那儿为“过水屿”。它是一座依偎在北极岛西侧的无人小岛。小岛与主岛依靠一条仅容一人穿行的小径连接，小径由褐色的礁石组成，两侧就是潮水。小岛人说，过水屿上曾经也是有过人家的，而现在只留下几幢石头房子在海风中日渐腐朽。

通往过水屿的路并不好找，好不容易才向一位听得懂普通话的老先生打听到了路线，可他却劝我们明早再来：“年轻人，就要涨潮了。”可今日不拍日落，我们就得在没有热水淋浴的小岛上多住一晚！

芒草铺满了过水屿的山坡，只有一步一试探，才能从草丛下找到曾经被人踩过的路。翻过小坡，视野突然明亮了起来，海面被染成粉色，一朵浓积云轻倚海平面，夕阳的光从云层背后溢出，散成彩色，像是给云戴上了一顶钻石皇冠——我记得这叫虹彩幞状云。光原本是没有形状的，但当它遇到了细小的尘埃或是水雾，它便被雕刻出了形状。在北极圈，每当极夜降临时，夜空中是会出现极光的，我猜那极光与这晚霞有几分相似。

就在我和小周手忙脚乱地架好摄像机时，身后有什么人在大喊，内容被风拉扯成了碎屑：“快——不要命——潮涨——”我们回头望去，小径那头立着个身影，距离有些远，我只能大致看出是个老头儿。“他在喊什么？”我问小周，她没回答，顺着她惊慌的目光我看见方才还在海面之上的小径，已经几乎被海水拍湿了，乳白色的浪花渗进石缝里又漫出来。“我们要不回去吧？”小周跺跺脚说。可我不愿放弃拍了一半的视频素材，没有动作。

就在此时，身后一阵动静，我没来得及回头，老头儿已经冲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的两道眉毛极粗，像是贴在眉骨上，因为愤怒而紧紧皱成一条横线。他一把拽过三脚架，我惊呼一声：“你干什么！这很贵的！”老头儿狠狠瞪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长了息肉，眼白浑浊，可眼神尖锐，我本想说的话被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老头儿抓起摄像机就往山下走，我和小周追了一路，直到下了小山坡才赶上老头儿。“再贵比命贵？”他在小径前停住，我本想伸手抓过摄像机，但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伸出的手就像脱臼了似的悬在空中。刚才还在海面上半米左右的小径，此时已经快和海面齐平了。

“再晚点，你们就睡岛上吧。”老头儿面无表情地把设备塞给我，头也不回地往主岛走去。我和小周跟在他身后，像两个被班主任训斥的小孩。被水没过的小径不好走，一不小心踩在青苔上脚底便一滑。走完二十米长的路，我的鞋子湿了一半，上衣后背也被汗水洇湿了一半。

此时再回头看，过水屿那一侧的小径，已经彻底淹没在海水之下看不见了，这条路看上去像是通往了水下。我和小周站在岸边，痴痴地望着逐渐消失的路。老头儿已经走到马路边，骑上一辆电动三轮车，马达轰轰一响，扭头消失在路的尽头。

回到住处，村书记得知我们剧组来此采风，特地赶到民宿和我们一起吃饭，或许他觉得这是个宣传小岛的绝佳机会吧。

饭桌上，我提到了在过水屿和老头儿诡异的相遇。村书记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慢悠悠地挑着鱼刺说：“你说老毛啊，他守灯塔的，是个挺怪的人，大家都习惯了。”一个奇诡又悲伤的故事在餐厅晃晃悠悠的吊灯下，铺陈开来。

老头儿姓毛，有人叫他老毛，也有人叫他塔长。他是这儿第三代的守灯人，前两代人是他爸爸和他爷爷，地地道道的北极岛人。夜幕降临，守灯人爬上灯塔的小旋梯，把灯点上。塔里的灯和守灯的人一样，也更替了好几代，现在换上的灯，在二十海里外也能看得见，是这片海域里唯一的灯塔了。第二天太阳升起，守灯人再次上塔，把工作了一夜的灯关上，拉好窗帘——太阳光会伤害灯泡。老毛跟着他的父亲学习这套工作，日复一日已经三十余年。

“他就住在灯塔里吗？”我插嘴问道。

村书记已经喝了两瓶啤酒，红色沿着他的脖子爬上面颊。他用开瓶器“砰”地开了一瓶往杯子里灌：“他老婆死前，他还住在山下，老婆没了后他就住灯塔那儿不下来了。”

老毛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女人曾是岛上的游客，和老毛一见钟情。家里人不愿她远嫁，女人便不顾反对一个人搬到了岛上，和家里人断了往来。两人结婚两年后，女人怀了孕，老毛逢人便说自己要当爸爸了。但命这东西可不好说，妻子临产那天傍晚，老毛离家上灯塔去点灯，可恰好就在那晚，灯塔的灯坏了，老毛在塔里修了半天才让灯亮起。等到他回家开门，却发现妻子的床上血染了一大片——她难产了。

妻子被抬上三轮车送往医院，可是医生说，女人已经救不过来了。但她肚子里的孩子倒是捡了一条命，是个女娃娃，后来起名叫毛香菊。村里的老人说，这叫一命换一命啊，母女二人命里相克，所以只能留一个。

妻子走后，老毛的性格就变得有些古怪，不爱和人说话，有人叫他他就用那两道粗眉把人的话堵回去。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女儿住到了山顶的灯塔里。头两年还没啥事，到了第三年，村子里开始传起了闲言碎语：“老毛家的女儿三岁了还不会说话哩！”“见人叫名字也不回应，伸手抱她还会被咬呢！”“不会是个哑巴吧！”……这些猜测像久无人居的房子里的蜘蛛网，在黑暗处越结越大，一不小心撞到便糊了一脸。

后来听说老毛一个人带女儿去岛外的医院做了检查，去了三天三夜才见父女两人回来。有人耐不住好奇上前去问，被老毛一通臭骂：“关你啥事！”大家只见那个不说话的女娃娃跟在老毛背后，摆弄着手里的洋娃娃玩具，好似周围的一切人事都与她无关。老毛骂完，拉起女儿的手往山上走，走了几步，女娃娃便甩开了老毛的手。

听到这里，小周听出了个所以然来：“老毛的女儿是不是患有孤独症？”村书记“啪”地把酒杯放下，吓了我们一跳：“还是你们大城市来的明白，我们这些人哪里懂！就觉得老毛家生了个怪胎！”

自那以后，老毛就更不见人影了。不过啊，你也知道，村子里哪有不透风的墙？后来所有人都知道了，老毛家的女儿得了病。长到二十三岁，大家都说，别看人家姑娘年纪有二十三岁了，但脑袋瓜子可就是个十三岁的小孩。香菊整天就跟在老毛身边，每天坐在灯塔前朝路人傻笑。

虽然女孩的智力发育不完全，但好手好脚，长得也不错，便有媒人上来说媒。村里一媒婆介绍了一户岛外的人家，说他家在城里有好几套房，吃穿用住样样不愁，唯独那人家的儿子腿脚不是很便利，所以想给他找个贤惠懂事的妻子，也不用工作，就在家里照顾他。媒人说，香菊嫁过去就有福可享。

也不知老毛是觉得那媒人信得过，还是他觉得把女儿送出去比留在这岛上被人说三道四好，说媒两个月后，香菊就嫁到了岛外。

“那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小周有些急切。村书记却不慌不忙，把桌上的鱼肉细细地剔掉鱼骨，就着酒吃，“唉，有句古话怎么讲来着？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哟。”

香菊嫁去没过半年就又被老毛带回了岛上。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坐在灯塔前，可这回她不笑了，唯有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清她在念叨什么，有人说她这是给人下咒呢。

但最离奇的事还没说到哩。有一天，老毛从灯塔上点灯下来，却发现原本待在屋子里的香菊不见了踪影，以前她可是从来不会独自乱跑的。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一起找了一夜，就差把整座岛翻个底朝天。大家想到了过水屿，可那天夜里已涨潮，过水屿的路被淹没在海面之下。等到天亮潮水退去，大家登上过水屿，却发现已经太迟了。香菊漂浮在水里，被一上一下的海浪轻托着，她的两条辫子在耳边时隐时现，像两条黑色的鱼。她已经没了气，但大家惊讶地发现，她的脸上居然挂着笑容，是她出嫁前每天会朝人露出的那种笑容。

从那时候开始，老毛每天都会在涨潮的时候跑去过水屿。要是看到有人还没离开，他就会像今天傍晚我们遇到的那样，冲上去把人拽回去。“好几次，还和人打了起来。”村书记不喝酒了，掏出了一盒烟递给我，我摆摆手说不抽，他便自顾自抽了起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跟村书记说明早打算上灯塔拍个日出就离岛了，他也没再留我们。我们送村书记走出民宿，夜幕低垂，整座岛和大海一起均匀而安静地呼吸着。

“喏，灯塔亮着呢。”村书记啐掉烟头，指了指民宿后方的小山。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那座红色的灯塔在山的最高处，发出光束。光从塔顶射出，不紧不慢地旋转着，朝看不见的夜色里传递着信号。此时海上会有船吗？在茫茫夜色里，犯困的水手们看到这一点光亮，会不会有一丝欣慰？

第二天四点半，民宿的老板开着自家的三轮车载我们上山。在这个被海洋包围的空间里，整个小岛像是漂浮着的蛋黄，四周是蛋清，远处的天空就是蛋壳了。此时，这枚巨大的鸡蛋正在酝酿、积蓄着，所有的生命都屏住呼吸，等待迸发。

民宿老板开口挑起了个话题：“昨晚书记和你们聊了什么？”“给我们讲了北极岛的历史，嗯……还有老毛。”“书记喝起酒来什么话都讲，你们可别全当真。”老板想了想，又说了句：“不过老毛他也是可怜，守了一辈子灯塔，到最后还是一个人。”

“他为什么不走呢？”话说出口我便有些后悔，赶紧补充道：“我是说，可以离开伤心地，到别的地方生活。”我想起了《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的Lee，他宁愿在波士顿做受人辱骂的清洁工，也不愿回到埋葬着伤痛的故乡曼彻斯特，因为他“can’t beat it（无法战胜它）”。

老板的声音轻轻悠悠地飘过来：“总得有人点灯啊，守灯人是离不开灯塔的。”

三轮车在一排青石台阶前停下，老板指指路，告诉我们沿着台阶向上走就到灯塔了。红色灯塔矗立山巅，遥远地注视着山脚的人家。灯塔的大门是打开的，不像昨天下午那样上着锁。我在门口喊了两句“有人吗”，无人应答，我们决定先往里去。灯塔的一楼是个小院，中央矗立着旗杆，国旗已经升上去了，两旁是几间小屋，屋门都敞开着。其中一扇门前放着一把竹子编成的椅子，好像在这里放了很久，椅腿上爬着青色。

原本还在发光的灯塔忽然灭了灯，有人将灯室的窗帘拉上了。脚步声沿着灯塔的楼梯下来，当人影出现时，我和小周都惊讶了一番。眼前的人是老毛，和昨天穿着一身破旧汗衫的样子截然不同，他身着一套白色的海军服，衣角磨出了毛边，却洗得白净。他甚至还戴了海军帽，帽檐压住他的粗眉。

我们向老毛表达了拍摄的意愿，他神情淡然，“上二楼的平台吧，那儿视角最好，可以看清海平面。”

东方的海平面上已经开始吐露金黄。我和小周赶忙架相机，老毛就在旁边点了根烟看着。摄像机开始记录，显示器上的时间一点点跳跃着，海平面上的金黄也一点点跳跃着。终于在某一刻，那抹金色猛地使了下劲——太阳出来了。

距离太阳完全离开海平面约莫还有十来分钟，空气也沉默下来，燕子已经开始觅食，一边飞行一边鸣叫，声音忽远忽近。一只游隼落在山顶的电线杆上，冷冷地凝视着逐渐醒来的大地。港口里有船只夜捕归来，马达声轰隆隆作响。我不太习惯这样的沉默，开口道：“昨天谢谢您，要不是您，我俩就困在过水屿上了。”

老毛没有什么回应，只是掐灭了已经燃尽的烟。

“你们这些外地人不懂，”老毛终于开口了，“生活在海岛上的人，没有哪个是不看潮汐的。不注意潮起潮落，是要受到惩罚的。”

等待太阳完全露出海面，阳光就开始变得刺眼。我们收好摄像机，谢过老毛后下了灯塔。路过小院，再次看到屋前的那把椅子，我忽然想起村书记的话，香菊以前每天都会坐在椅子上朝路人笑。昨晚我们问村书记，香菊那天晚上到底为什么要去过水屿。村书记答不上来，说村里只有猜测，猜测一多，哪种说法都变得不可信了。有人说她是活不下去了，有人说她被岛上的什么东西蛊惑了心智，也有人说她是看见妈妈了。老毛每天去过水屿，是不是想知道那天香菊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忙着收拾行李赶一早的客船，没来得及问老毛。这座小岛每天只有一班船开往大陆，错过了就要再等上一天。

汽笛声拖长嗓门喊了一声，船出发了。海浪推着船身，世界一摇一晃。不知怎的，我想起昨晚村书记讲的一个细节。老头儿不喜欢听见有人说他命苦，每次他都会反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每条命都有自己要过的坎儿。要说苦，所有人的命都苦。”

我摇摇头，把这苦涩的故事抛在了船后如羽毛般的尾波里。

（老毛摘自《中国校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