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统里的卡夫卡

一

我曾经和一个作家聊过卡夫卡，他说：“卡夫卡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取消了因果的人。”

这个说法让我醍醐灌顶。

在卡夫卡之前，无论是对生活还是文学，我们认知的前提都是有因才有果。比如因为丈夫无聊，婚姻一潭死水，而偶遇的青年军官英俊潇洒，所以美丽的少妇出轨了，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妻子被位高权重的人侮辱，所以丈夫要复仇，导致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能落草为寇，这是《水浒传》里的林冲。

因果关系是我们理解万事万物的方式。

但是卡夫卡不一样，他在小说里取消了因果关系。在《变形记》里，一开头，格里高尔就变成了甲虫。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他一定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受到了诅咒，但是当我们看完全文，却发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变成了一只甲虫。

《审判》里，一群人在K三十岁生日那天冲进他的房间，宣布他是有罪的，可是K从头到尾没有犯下任何罪，甚至连小的疏忽都没有，最后却被拖到采石场干掉了。

《城堡》里，作为土地测量员的K永远进不去城堡，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是错过了什么机关，没有任何人能向他解释他进不去城堡的原因，而他也不能选择不去城堡。

在卡夫卡所有的小说里，命运都是惩罚，惩罚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诅咒都是无缘无故地到来。

所以，卡夫卡的小说里，主人公永远没有赢的可能性。

为什么小说的主人公要有赢的可能性呢？

我喜欢一种关于小说的说法：“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所有的小说根本的动机都是冲突，是欲望和道德的冲突，是个人和世界的冲突，是心灵和现实的冲突，是英雄想象与少年心气和日益沦丧的现状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有输有赢。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就用道德击败了私欲，而安娜·卡列尼娜则让激情战胜了伦理。但无论如何，主人公在一开始都是乐观的，都是相信自己能够战胜障碍，让世界服从于自己。

但是卡夫卡不一样，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因为惩罚来得没有道理，所以主人公的溃败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外在的权力是个巨大的、沉默的、岿然不动的存在，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动摇它一分一毫。

审判K的法庭是看不见的，不允许土地测量员进入城堡的当局也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卡夫卡的主人公甚至看不见敌人的存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无法谈论，无法认知，无法爱，无法恨，甚至无法抗议，主人公和敌人就像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就像是卡夫卡和父亲永远活在两个世界中。

在童年时和父亲的关系里，卡夫卡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找罪——因为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让自己获得安宁的唯一方式就是告诉自己，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不能与荒诞的指控讲道理。

绝大部分人从家庭中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无缘无故的爱，而卡夫卡学到的则是无缘无故的惩罚。在家庭里，权力以爱的假名横行。

而卡夫卡成年之后，却发现并未获得解脱，权力在家庭以外的各个层面依旧蔓延。

卡夫卡第一篇长篇小说叫作《美国》，讲的是少年卡尔被父亲逐出家门之后，来到美国。开篇写到卡尔乘坐的轮船慢慢驶入纽约港，“那仰慕已久的自由女神像仿佛在骤然强烈的阳光下映入他的眼帘”。

但随着小说的发展，主人公发现自由的新生活是场骗局，他人的自私和漠然在嘲笑着善意与期望，而“新世界”美国正在用一套新技术来严格管理员工，所有人的身体机能被调整到了最适应工作的维度。主人公在公司大厅看到所有人穿梭忙碌，彼此不问好，因为打招呼被取消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会影响效率。

卡夫卡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美国”是他的虚构之境、幻想的栖息之地。卡夫卡在博士毕业之后，想要摆脱对父亲的经济依赖，在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卡夫卡每天早上赶往办公室的路上的时候，在他接待一个又一个人，感觉“犹如小地狱敞开了门”的时候，在他下午三点就绝望地想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脑海中正不停息地创造出人物、建筑、家具，他把这些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堆置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美国”。

“美国”不是彼岸，不是乐园，而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一个档案文件和办公桌放大的夹缝，一个堆满了办公桌和档案文件的狭小空间，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可疑的未来，一个无处可逃的职员的世界。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毫无主动性和创造力的世界，除了服从，什么也做不了。服从什么呢？服从命令，但命令永远只是一纸文件、一纸档案，职员永远见不到发号施令的人，永远不能向他提出抗议，而一个人又如何向档案提出抗议呢？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巨大的世界里封闭的小房间，在庞大的行政事务中，职员只是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他眼里只能看到他被安排的任务，却看不到整体的目标和图景，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世界，自己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孤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或许一开始会有朋友和伴侣，会在开头和你一起反抗那个巨大的机器，反抗规则，反抗标准，但最后，他们都会屈服，变成那个机器的维护者，变成一个卑鄙的法庭的拥护者。就像菲利斯在信里爱慕卡夫卡的脆弱，但面对可能的婚姻，她依然忍不住以世俗的标准去衡量卡夫卡，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一个不理想的丈夫。

卡夫卡设置了文学史上最不浪漫、最不抒情的场景：办公室，又把它变成了文学史上最有预见性的宇宙。

如今，我们都发现自己生活在卡夫卡的办公室里，一个服从的、机械的和抽象的世界。

我们忙于日复一日的工作，像被抽打的陀螺一样永不停歇地转动，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转动，也不知道转动的意义是什么，不愿意承认人生只是一场徒劳，只能为自己发明一些意义。

我们都服从于权力的摆布，无论是工作生活、婚姻生子，都服从于一纸文件的安排，当文件上的只言片语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便天翻地覆，甚至不知道该向谁去申诉。

卡夫卡曾经说过：“一个老实的公务员可能就是一个刽子手。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那篇著名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了泳”的日记或许可以如是解：这并不代表卡夫卡不关心世界，反而阴差阳错地证明了他的预见性——世界大战会停止，而真正在漫长的时光里杀死人的活力与生机的，并不是摧枯拉朽的战争，而是在办公室里重复的、琐碎的、平静的磨难。

那么卡夫卡的世界有出路吗？

似乎是有的，卡夫卡小说里的空间从来就不是密闭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尔住的房间不是密闭的，那个房屋的布局和卡夫卡真实的房屋布局是一样的。卡夫卡，或者说格里高尔住的房间有三扇门，一扇通向客厅，一扇通向父母的房间，一扇通向妹妹的房间，可是每次他试图进入父母的房间，试图进入客厅，就会遭到攻击和驱赶。

在《城堡》里，土地测量员也是不断在移动，一次次，他都像是离城堡越来越近，都像是找到了城堡的入口，但实际上，他进入城堡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在《审判》里，被莫名其妙宣判的K也并不是坐以待毙，他努力寻找各种为自己洗罪的方式，找律师，找法官，但是每次努力都让他越陷越深。

所有主人公都是徒劳。

最著名的关于“徒劳”的寓言就是西西弗斯的故事，西西弗斯被判处不断地推石头，重复着劳动，重复着路线。但卡夫卡式的路线从来不是重复的，而是杂乱而积极，一个又一个看似“柳暗花明”的出口，通向的都是封闭和绝望。他笔下的人也不像是平静地接受命运的西西弗斯，而是焦灼地、不断在封闭的房间里寻找着出路，可那些表面的通路通向的却是无限重复的封闭房间。

在卡夫卡的故事里，不存在打败了坏人就可以逃出生天的好莱坞式结局，因为没有坏人，坏人是僵硬的没有灵魂的系统，主人公连敌人都找不到，只能困窘地站在那里。

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太可乐了，逮捕者闯进房间的时候，无辜的K还穿着睡衣呢，除了K，每个人都知道他被困住了，困在了一个滑稽喜剧的内部。

但当我如今再看的时候，却觉得笑不出来，如今的我们也从观众变成了演员本人，难道我们没有被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世界所困住吗？机械被更时髦的算法取代了，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系统吞噬时间，他们用生命完成任务；被困在移动支付里的老人；被困在打卡系统和KPI指标里的上班族。

卡夫卡讲过一个短故事，讲一群士兵占领了一个城市，在巷子里他们发现一个长翅膀的老人，原来这个城市里的人都是有翅膀的。士兵诧异地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飞走，逃离这个城市？”老人却很不解：“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

故事戛然而止，读者浮想联翩：我们为什么不飞走呢？是遗忘了自己还有翅膀，还是知道逃离也无用，飞离熟悉的生活只是从一个小的牢笼逃进一个更大的牢笼？

二

卡夫卡有句非常著名的话：“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有人会问，难道就不能逃开吗？难道就不能不管不顾地任性地生活吗？

卡夫卡没有逃开，他从来没有主动撂下自己小职员的工作，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总是回到自己在布拉格的家中，死后都和父母合葬在一起。

他羡慕一切能干的人，羡慕菲利斯，羡慕擅长打字的经理，甚至很幼稚地羡慕自己的情敌——密伦娜的丈夫。当密伦娜讲自己的丈夫成百次出轨的时候，卡夫卡满脸放光，带着崇敬之心。

但是他愿意成为一个能干的人吗？他并不愿意。当菲利斯小心地在信里问他是否有文学的兴趣时，他僵硬而傲慢地回答：“我不是有文学兴趣，我是由文学组成的。”

卡夫卡深知一个有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可能保持绝对的身心健康的，所以他选择让自己生活在重压、绝望和愧疚之中，他选择让那些侮辱与损害自己的事物长期侮辱和损害自己，某种程度上，这些伤害他的东西成为了他的源泉。

卡夫卡重要的作品，从《变形记》到《城堡》都脱胎于他受到伤害的经历，只有在黑暗里，他才能看清真理的模样。受辱让他彻夜难眠，匆忙把现实中毁掉他的那些东西移植到另一个世界中，另一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在那里他是法官也是罪犯，是笼子也是鸟，是小丑也是观众。他用笔蘸着痛苦通宵工作，在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中待一会儿，哪怕一小会儿，获得一小会儿安宁的幸福，然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继续接受一天的伤害。如此，周而复始。

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很多准确的、惊人的预言，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预言家，他主动与社会保持距离，也不准备揭露社会体制，但他却意外地靠近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出发，却永无抵达。他唯一做的，就是观察自己私人的体验，把自己作为社会机器运转下的一个样本，而并不知道这个机器会运行多长的时间。

卡夫卡唯一成功的，就是做一个绝对的失败者。

他诚实地、不假思索地写下自己失败的经验，几乎不休息，几乎要用牙齿咬着写字台，直到死神把他拖走。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看清他写了什么，原来他第一个说出人们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性：人生可能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溃败。

但在卡夫卡这里，这是前提，而非结论。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当决定我们的力量不可抗拒，我们作为人的自由和可能性是什么？在一个条条大路都不通的世界里，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忽然想到，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虽然道路虚假的希望，但是窗户总是时常出现。

在《审判》里，K在受审的路上一路看到不同建筑开着的窗户，有男人在看报，小男孩用小推车玩跷跷板，面容憔悴的姑娘穿着睡衣打水。突然，一个机械而不通人情的世界被戳开了一个洞，透出诗意和生机。

卡夫卡很年轻时曾写过一篇短文，里面说：“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在没有门的世界，窗户就是希望。如果人生是无法抵达的跋涉，那么每一次的路过就成了到达，我们成了窗外人或窗里人，在窗户打开的片刻共享同一丝阳光、同一缕微风，在彼此的生命中停留片刻，在眼神交换的时时与刻刻，我们都是自由的。

（蓝天摘自九州出版社《主人公：蒋方舟重返文学群星闪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