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教育诗

我在我们大兴农场的场部中学只教了一年多的书。算起来，我在北大荒的教龄不长，才两年的时间。但是，这两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是发挥自己的力量最得天独厚的日子。谁也不愿意总想自己走麦城，我常常会怀念这两年的时光。

场部中学在场部工程队的后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没有围墙，四面都是新盖起来的红砖房子，天然围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校区。在当时，除了场部办公室，这是最好的房子了。在我们二队还都是拉禾辫的草房，没有一间砖房呢。

我就在靠西的那一排房子中的一间教室里，教高二一个班的语文。在这所学校里，我做得最得意的事情，是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全场部中学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学小组，而且是我们整个大兴岛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学小组。

说来有意思，我组织这个文学小组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班上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男学生。他非常调皮，屁股底下像安上了弹簧，总也坐不住，上课的时候经常乱窜、捣乱。我批评他，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不高兴了，翻身一跃，从窗户跳到外面，等你追到教室外的时候，他早跑没影儿了。他这样一闹，全班哈哈大笑，一堂课甭想上安稳了。

一个是女学生。她个子矮小，坐在第一排，特别爱和同桌说话。她就坐在我眼皮子底下，非常扎眼。我恶狠狠地盯着她，或者用课本使劲儿敲她的书桌，甚至点着她的名字，叫她不要再讲话了。她老实那么一小会儿，就憋不住了，又开始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讲起话来。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话，同桌在我的目光下都不再理她，她依然歪着脑袋，撅着朝天椒一样的小辫，还和人家讲话。

下课后，我把她留下来，叫到办公室，问她怎么这样爱讲话，有什么话非要在上课的时候讲个没完没了。她不讲话了，任凭我怎么苦口婆心，或怎么软硬兼施，她都是紧闭着薄嘴唇，一言不发。这非常激我的火，上课的时候，你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现在你变成扎嘴的葫芦了？那时，我的性子也很倔，心想，今天我还非要撬开你的嘴不成了！可是，她就是双唇紧锁，一言不发，好像是个哑巴。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那时是春天，天上下着小雨，雨水顺着房檐滴落，又顺着窗户玻璃滴滴答答滑落，她望着窗外，就是一言不发，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欣赏那潇潇春雨呢。

天近黄昏了，我非常无奈，觉得自己很失败，只好把她放走了。她连瞅我一眼都没有，一甩朝天椒一样的小辫，转身就跑走了。

可以说，全班同学，我唯独对她的印象不好。说来也怪，第一次收上作文本，我看到她写的作文，却写得很不错。我已经忘记她具体写的什么了，但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爸爸和妈妈一直在外面干活儿，在大兴岛她只是跟着她的爷爷和奶奶生活。回到家，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就一个人看书。她很爱看课外书，这一点让我对改造她增添了点儿信心。

我得想办法，驯服这头摆腿就蹦的“小毛驴”和这个上课爱讲话、下课不讲话的“朝天椒”。我让这头“小毛驴”当我语文课的课代表，看他挺高兴，收作业、发作业的积极性很高，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也渐渐浓了起来。紧接着，我成立了这个文学小组，让他当文学小组的组长，每次活动的时候负责招呼同学。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趁热打铁，进一步巩固加强他对语文刚刚产生的兴趣，然后树立起他学习的信心。同时，我交给他另一个任务，每次文学小组开展活动的时候，一定拽上那个“朝天椒”参加。

我发现当上了这个课代表和小组长之后，他比班上别的干部还要负责，大事小事都是他张罗，拿着鸡毛当令箭，挺像那么回事似的。每次活动，他都准时把“朝天椒”拉来。开始参加小组活动的人有十几个，后来到二十多个，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新闻。

那时没有电视，晚上的文化活动很少，他们并不清楚文学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当成了一种娱乐，无形中让寂寞的夜晚多了一些调剂的内容。

文学小组的活动，不外乎读语文课本之外的一些文学作品，然后我讲解一下它们的可读之处在哪里。因为那时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只找到一本李瑛当时新出版的诗集《红花满山》。我从中挑选了一些诗，油印出来给大家看。另外，那时我们的《兵团战士报》有个“北国风光”的文学副刊，常刊登一些知青写的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我也会拿来给大家读。有时候，《兵团战士报》上也会刊登我写的一些东西，他们读起来会更来劲儿。他们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好奇地问我很多问题，即使是风马牛不相及，十分好笑，却也让他们开始对文学感兴趣，觉得又神秘又好玩。

那时，他们年纪小，而我还算得上年轻。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班上这些同学，我再次见到的很少，只有我的课代表到北京来，见过好几次。如今，他在法院工作，他的儿子都已经结婚了。说起往事，他总是比我还要兴致盎然，满眼放光。他记得最多也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天忽然下起暴雨来，我还是先到教室里来了，但望着窗外的暴雨如注、雷电闪动，心里对这晚上文学小组的活动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么大的雨，通往学校的路都是泥路，早都陷得坑坑洼洼、泥泞一片，而且没有一盏路灯，黑漆漆的，很吓人。即使孩子想来，家长也不让来了呀！可是，同学们竟然还是一个个都来了，最早来的是我的课代表。

他对我说，我当时坐在讲台桌上——我想起来了，我是坐在讲台桌上。当我看到我的课代表披着一件厚厚的军用大雨衣，打着手电筒，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我高兴得一下子从讲台桌上蹦到了地上。我看见他穿着一双大号的高筒雨鞋，显然穿的是他爸爸的，那双雨鞋上面的筒口宽大，灌进了雨水。他脱下雨鞋，往外倒水，水很快洇湿了教室里的泥地面，洇成一片，我笑它像小孩尿炕的地图，他听了咯咯地笑。

没过多大一会儿，同学们都打着伞的打着伞，穿着雨衣的穿着雨衣，陆陆续续地来齐了。手电筒在暴雨中忽闪忽闪的，让那个夏天暴雨的夜晚充满暖意。

“当时，你对我们说，这暴雨中的手电光就是诗。”我的课代表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当时说的话。他说得没错，或者说我当时说得没错，那就是诗，那是属于他们的诗，也是属于我的教育诗。

他这么一说，往事一下子迅速复活起来。那天，文学小组的人都来了，唯独“朝天椒”没有来。他有些着急，对我说：“肖老师，快开讲吧，别等她了！”

我说：“还是再等一下吧，她应该会来的。”

他着急地说：“她要来的话早就来了，别等了！”其他同学也这样附和着，催我快讲，别因为她一个人影响大家。

我说再等一会儿……正说着，看见她出现在教室的门口，身后跟着她的爷爷。她爷爷很抱歉地对我说：“肖老师，真是对不起。孩子刚才来学校的半路上，雨下得太大，她跌了一跤，浑身都是泥。回家换衣服，来得晚了，耽误大家了。”我的课代表愣愣地冲着她说：“肖老师一直等着你来才讲课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我看着她垂着脑袋，羞怯地走进教室，坐在座位上。

我的课代表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还有一天晚上，场部里演露天电影，就在工程队的院子里，离学校很近，能够从我们教室的窗户里看到那里银幕上的闪动，听见电影里的声音。那天晚上我们文学小组活动，没有一个同学去看电影，相反，后来我们的活动倒把好多看电影的人吸引了过来，跑到教室里听你讲诗。”

这件事情我倒是真忘得一干二净了。真的吗？我有些不相信。

但他肯定地说：“保证没有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演的是罗马尼亚的电影《多瑙河之波》。”

许多往事我自己早已经忘记，沉睡在过去的阴影里，往往是别人的回忆把它们唤醒。别人的回忆像光一样照亮它们，也照亮自己的回忆，它们才会这样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游到我的面前，带来过去年月里水花的湿润、水草的腥味，还有那时的星光月色映照在水面上的粼粼波光。

我真的非常怀念我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怀念那个演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怀念所有那些个不论有星星还是没有星星、有风雪还是没有风雪的夜晚。

如今，当年我教书的那些教室早已经被拆除，新的大兴农场的中学已经是一座漂亮的大楼。在世事沧桑变化之中，大兴岛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我们二队连同那所小学早已经没有了，被一片麦田和豆地所覆盖。曾经燃烧过我青春岁月的日子，随着地理的变化而变得摇曳多姿，显得那样遥远而不真实。

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想起我曾经教过书的那两所学校。我常常会想起，开春道路翻浆时学校前面的路口，我守候在那里等待着学生们的到来；我也会想起，夏夜里闪烁在学校门前的那盏北大荒独有的马灯昏黄的灯光和夏天土豆地里那个草帽上插着淡蓝色的土豆花、向我跑过来的小姑娘；我也常常想起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一盏盏亮在雨雾中的手电筒和放映电影《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我给学生们讲李瑛的《红花满山》的情景……那些个白天，那些个夜晚，总会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像是春天的地气一样，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袅袅地升起来，弥漫在我的身旁，让我想起了那些个夜晚、那些个白天，是那样真实，可触可摸，含温带热。我甚至能够感受到它们涌动的气息，像春天水泡子里冒出的气泡似的，汩汩地涌到身边，温馨而动人。

（陌红尘摘自浙江教育出版社 《梅子熟时栀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