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我要给年轻人打开一扇门

生于民国，长于乱世，漂泊半生，诗词贯穿了叶嘉莹的生命。她爱诗、写诗，还讲诗；不论何种，都是出自“感发”——“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人们说，她是中国最后的女先生，是穿裙子的“士”，桃李满天下。

她却说，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还是小时候书读得不够。另一个遗憾，则是亏欠自己的学生。

2019年9月10日，南开大学为叶嘉莹举办了一场“叶嘉莹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她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身着一件烟紫色衣袍，气质清雅，神色淡然，如诗人痖弦形容的那样，“真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

她端坐在席位上，举着话筒，声调婉转：“如果我幸而不死，还有一个愿望。”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先生，称自己对不起学生，年轻时因为害羞，不敢“怪声怪气”吟诗，没能教会学生吟诵。如今，她的愿望就是把诗词曲赋的吟诵方式录制、整理好，继续传承下去。

如果不是那天她幽默地说，“把自己近两年的灾病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很难想到，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叶先生，不久前还饱受背部筋膜炎的剧痛折磨，每天从床上坐起来，都要花费一个小时。

不过，她还是要努力“抓住老年的尾巴”。“我一生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给现在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门。”

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

2019年5月14日，南开大学发布消息称，该校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再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前一年，她已捐赠了1857万元，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叶嘉莹“裸捐”千万的新闻，引发了很多关注。不喜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的她，原本要求不公布此事，但校友会宣布消息，她成了议论的焦点。有人好奇：为什么叶嘉莹这么有钱？

2018年做客央视新闻时，主持人连问她几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儿女？舆论对捐赠这么关注，您怎么看？

叶嘉莹绷紧了脸。“我觉得这些人很无聊。这些人眼睛里面只有钱，不懂学问。”她的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有些不耐烦地摆动着身体，“我本来想和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

类似的问题，她听到过很多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世俗的成功和物欲，正是阻挠她推动古典诗词传承与发展的路障。

她亲身经历过社会风气的变化。当她1979年在南开大学讲授“汉魏六朝诗”课程时，“文革”刚过去不久，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求知若渴的清新之风。除了选课的学生，本校其他专业，甚至外校、外地的学生都慕名前来，把能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座位几乎加到了讲台上。

可就在七年后，她再度回到南开课堂上，古典诗词在学生中已经变得不受欢迎。大家更愿意讨论考托福出国留学、下海经商赚钱。

从那时起，总有人问她：“学古典文化究竟有什么用？”

她的答案从未变过：“的确，学了古典诗词既不能帮助你找职业，更不能帮助你挣钱发财。那么，为什么还要学它？我以为，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心灵不死。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如果你的心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实在是人生中一件值得悲哀的事。”

早在1943年，叶嘉莹就曾写过一曲《叨叨令》，其中，她对于人生价值、精神追求的思考，已经成形：“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2013年，叶嘉莹考虑到自己的年纪，结束了加拿大、中国两头跑的生活，定居天津。依照她开设中式学院的设想和愿望，南开为她修建了“迦陵学院”，一座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四合院。她平时在此会客、教书，却不愿意搬进去。

她住在一个约莫七十多平米的两室一厅里，摆放着桌子、沙发、椅子等简单的家具，小小的书房因为书太多显得有些局促，电视机前的茶几、客厅的餐桌上都堆满了书。

2017年，叶嘉莹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摄制组在两年间追踪她的生活。制片人李玉华观察到叶嘉莹的生活十分简单：“她说，她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干什么，不需要。她连保姆都不需要。”

叶嘉莹拒绝保姆的原因是，“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只是在2008年时，她不慎跌断锁骨，这才同意请来一位保姆。对方也只是来做饭、清洁，隔日就走，她就自己从冰箱里把饭拿出来热好再吃。

坐对参差满架书

尽管对物质要求很低，叶嘉莹身上却有种“贵族气质”，凡是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定是端庄得体的。

“她年轻的时候，你看她的打扮，很时髦。”李玉华说，“她对自己的东西都照顾、保护得好好的。”电影摄制时，李玉华曾在加拿大采访了叶嘉莹的友人施淑仪。“她（施淑仪）把叶嘉莹给她的所有旗袍摊出来给我们拍。我一看，怎么几十年下来跟新的一样，都维持得很好，你可以想象她的个性。她的东西都是一丝不苟的。”

叶家是书香门第，祖上姓叶赫那拉，与词人纳兰性德同族。叶嘉莹的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伯父则曾在日本留学，母亲、姨母、伯母都曾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通晓诗词，做过教师。1924年，叶嘉莹出生，正是荷叶田田的七月，家里人为她取了个小名“小荷”。

叶嘉莹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她的祖宅位于北京西城察院胡同，作家邓云乡幼年时曾去过叶家，他在《女词人及其故居》中曾回忆叶家的诗意氛围：“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的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叶嘉莹伯父）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杭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皆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而成。”

叶嘉莹的父母认为，儿童幼年记忆力好，没必要去小学里学“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浅薄语文，而应该多读古典诗书。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叶嘉莹受到严格的家教。

当兄弟们出去郊游，邻居家的小女孩荡秋千、溜冰、踢毽子的时候，叶嘉莹在读书。少出家门，她幼时写作的诗都是自家院子里的事物：秋蝶、翠竹、菊花、流萤……带着童趣和烂漫。

伯母带她读唐诗，姨母教“四书”，父亲带着她学一些英文短歌，而通晓诗词、熟知大家的伯父，则总是以闲谈的方式向她传授诗词知识。叶嘉莹眼里的伯父，与王国维很相像：都留着长辫，古典文化修养极深，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感到失望。

18岁冬季，有感于自己与书相伴的年少生活，叶嘉莹曾作《岁暮偶占》一诗：“写就新词近岁除，半庭残雪夜何如。青灯映壁人无寐，坐对参差满架书。”

高中毕业后，她一度犹豫，究竟应该是从实用方面考虑选择北京大学医学系，还是从兴趣方面着想选择辅仁大学国文系。最终，她选择后者，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恩师、当时辅仁大学国文系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顾随先生。

“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叶嘉莹在《红渠留梦》中忆道。顾随讲课重在感发，经常旁征博引、神行千里，因而被一些学生称作“跑野马”。叶嘉莹却深深受益。自从大二初次上顾随的唐宋诗课程，凡是顾先生开的课，她全都选修，甚至毕业在中学教书时，也经常回到大学旁听。

六年间，叶嘉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落记下顾先生的课堂笔记，有整整八大本。之后的时光里，不论漂泊何处，哪怕没有行囊、财物尽失，这八本笔记，连同顾随点评过的习作一起，一直被她带在身边珍藏。

师从顾随的第二年秋天，叶嘉莹写了《晚秋杂诗》七组，顾随没有点评，而是步韵相和，以示肯定。在叶嘉莹离开北京近十年后，顾随曾记起叶嘉莹在1943年写的《踏莎行·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作了一首和词。直到2009年，叶嘉莹才看到这首词，十分感动。

叶嘉莹不止一次说道：“父母的恩情是养育之恩，与子女是骨肉之情，但是二者未必能有真正的理解，更遑论心灵的契合。而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因缘遇合，虽然没有这种血缘上的骨肉之情，却可能做到一种真正的心神相通、道义相传。”

1997年，叶嘉莹用自己的退休金，以顾随的别名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而那八本笔记，她也早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京之，集合出版为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

弱德持身往不回

“叶嘉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重视的是内心感受，而比较忽视外在的现实。在大学里除了读书以外，她对于外在社会的种种现实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不仅避谈政治，甚至连学校里的活动她也不参加。”叶嘉莹南开大学2010级博士生熊烨在《叶嘉莹传》中写道，“不过她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危亡的时代，当世变袭来时，它所造成的惶恐不安和切肤之痛，对任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避免的。”

叶嘉莹也曾说，自己的前半生是在命运推动下“被选择的”。“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她说，“只有回国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叶嘉莹出生那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北方交战。她上初中的时候，从长辈们的交谈中，她得知国土正在被日本逐步侵略。她还记得，1936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上街进行爱国抗日游行，却遭到大刀砍伤。次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秋季开学时，许多旧日师友都不见踪影，教科书被涂改、撕毁，学生们被迫开始学习日语。

叶嘉莹的父亲当时在航空部门任职，随着国民政府不断向南迁移，妻儿留在北平，过着以混合面果腹的日子。她高中毕业时，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

17岁丧母，叶嘉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空幻。原本身体不错的母亲罹患肿瘤，前往天津开刀不幸感染，在回京的火车上逝世，年仅四十多岁。“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钉子锤在母亲棺木上，也敲打着她的心。她一共为亡母写作了八首《哭母诗》。

叶嘉莹22岁时，她初中的英文老师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表弟赵钟荪。叶嘉莹生性不喜社交，“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没谈过恋爱”。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她对赵钟荪比较客气，而不像对其他男同学那样不理睬。

赵钟荪常常跑到叶嘉莹家里打乒乓球，提过几次结婚的事，但叶嘉莹没有答应他。相识两年时，赵钟荪再次向她提出订婚，否则不去南京海军上班。那时，赵钟荪刚失业，还带病，南京海军的工作是家里帮忙谋来的。叶嘉莹心软，以为赵钟荪是因为常来北平看自己才失业，不想耽误他的前程，于是答应了他。

1948年3月29日，叶嘉莹南下结婚。这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了11月，海军接到撤退通知，叶嘉莹夫妻从上海乘坐邮轮抵达台湾。那时，她以为离开只是一时的，除了顾随课堂的笔记，她没带任何行李，不想与家乡一别就是三十年。

次年，她和丈夫先后经历了“白色恐怖”——1949年圣诞前夜，赵钟荪被抓走；1950年夏天，她连同襁褓中的女儿一同被关进彰化警察局。不久，她被释放，丈夫却在狱中呆了三年。三年里，叶嘉莹在丈夫姐姐家的走廊打地铺，带着女儿在光华女中教课。

牢狱之灾让赵钟荪性格愈加暴躁。她生二女儿赵言慧时，丈夫一看又是女儿，扭头就走。

“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习俗下，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所以遇事更加格外容忍。”叶嘉莹在《我的生活历程与写作途径之转变》中提到，自己那时生了二女儿，得了气喘，要照顾两个女儿，为了家庭在多个学校兼职，丈夫却不体谅她。“（我）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心情，接受来自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都默然接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没有多余的精力做任何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