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一年

离开江西之前，我在吉安买了一本《新生日记》，准备记载到昆明后的新生活。入联大后，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只记了一天的日记，那就是茅盾演讲的那天。

但是留下了一张选课表。根据课表，还可以想起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皮名举教授的西洋通史。他上课前几分钟就进教室，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讲课的大纲，有时还要画出地图。上课铃声一响，他就开讲，讲得非常有趣，能把枯燥的史实讲得生动好记。如他把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的名字简化为骷髅疤，并且说：她的鼻子如果长了一寸，世界历史就要改写，因为这样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放弃罗马帝国了。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了中文，是我出版的第一个剧本。西洋通史考试成绩最好的同学是外文系的张苏生，她和我同在江西考入联大，她考第一，我考第二，吴琼考第三。来联大后，她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一英文甚至比杨振宁还高十分。

政治学教授张佛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部分的总和并不等于全体”。这句话使习惯于二加二等于四的我大吃一惊。后来做文学翻译的时候，发现句子并不等于字的总和，这才对翻译的认识进了一步，全句多于部分总和的就是言外之意，所以翻译不但要翻译字内之意，还要翻译字外之意，这就是创造了。这句话为创造性翻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实《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早就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用第一个“道”来表示句子的话，第二个“道”（知道）就可以理解为翻译，第三个“道”指的却是字的总和。全句意思是说：句子是可以翻译的，但并不是翻译字的总和。这就可以解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由此可见政治学和哲学对翻译学可以起到的作用。

自然科学规定要选一门，我对数学比对理化更感兴趣，但是数学不算自然科学，而物理化学，我在中学时考试都不及格，于是不得已只好选最没兴趣的生物学了。很多人都说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好。对我而言，至少这一年生物学等于浪费了时间和生命。甚至社会科学，我觉得无论政治经济，也不必读三个学分，只要指定书读，提出重点要求，再做几次辅导报告，可能花的时间更少，得的好处更多。学习主要是靠自己，老师如能引起学生兴趣，就很不错。我的理化考试虽不及格，但是后来报上看到“超导”的消息，却能把“超导”和翻译理论联系起来。可见学习有了兴趣，就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了。

大一课程除了三门必修、三门选修之外，还有全校共同必修科，那就是体育和军训。大一体育在农校大足球场上，第一次来上课的是久闻大名的马约翰教授，他满头银发，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衬衫，一条灯笼裤，满口英语，不称呼我们为“同学”，而叫我们作young men（年轻人）。他说话有劲，有一股魅力，能使平淡无奇的事也显得自有意义。每次上课，先要大家绕场跑八百米，他第一次还不顾高龄，陪着我们同跑。在他亲身榜样的鼓舞下，哪个同学能不尽力跑八百米呢！在大家争夺冠军的情况下，我记起了在中学时代学到的，先跑第二，紧跟第一，到了最后冲刺时，再拿出全力超越。果然，在联大第一次上体育课，我居然第一次跑了八百米的第一。

至于军训，我小时候是崇拜少年英雄的，如《三国演义》中的孙策、《说唐》中的罗成。甚至父亲问我想买什么东西时，我说想要军装皮带。但到了高中一年级在南昌西山受集中军事训练时，天不亮，人未醒时就得起床，在烈日下上操，晚上睡得正好却被叫起来站岗放哨，真是苦不堪言，所以对军训恨之入骨。不料到了大学还要军训，而我已从初中时代的排尾，高中时代的排中，进到大学时代的排头了。好在军训就在昆中北院大操场上，得便就溜到宿舍去休息，只有一次爬到院后城墙上去学习筑城，其实是看风景，倒还有点意思，就这样混过了一年。

（巧思摘自中译出版社《西南联大求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