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抵达一片看不见的岸

1920年至1923年，卡夫卡在他的生命最后四年里，向十七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传授关于文学的一切，他们谈论青春、写作、快乐、艺术的日常思考，也谈论工作、人的自由、家庭、城市生活等话题。

“幸福将衰老排除在外”

青春让卡夫卡沉醉。他的短篇小说《司炉》中充满了温柔与激烈的情感。

有一次，在我们谈论文学杂志《树干》上米莲娜·杰森斯卡的捷克语译本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

“小说中有那么多阳光与好心情，有那么多爱——尽管小说中根本都没有提到它。”

“爱并不是在小说中，爱是在叙述的对象中，在青春中。”弗朗茨·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人充满了阳光与爱。拥有青春是幸福的，因为青年人具有看到美的能力。当这种能力丧失后，凄凉的衰老、凋零与不幸就开始了。”

“所以，衰老会排除所有幸福的可能性？”

“不，是幸福将衰老排除在外。”他笑着把头向前弯了弯，仿佛要把头藏在耸起的双肩之间似的，“能保留看见美的能力的人不会变老。”

他的笑容、姿态与声音让我想起一个安静而愉快的男孩。

“那么，在《司炉》中，您很年轻，也很幸福。”

我这句话还没说完，他脸上的表情就变得黯淡了。

“《司炉》写得很棒。”我连忙补充道，可弗朗茨·卡夫卡那双深灰色的大眼睛中充满了哀伤。

“人们在谈论遥远之事时总是最好的，因为看得最清楚。《司炉》是回忆一场梦，回忆那或许从未成为现实的东西。卡尔·罗斯曼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来就是衰老的。”

“《变形记》并非自白”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坎姆普夫来自法尔肯瑙附近的阿尔特萨特尔，我在艾尔伯根与他相识。他很欣赏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并把作者称为“一个全新的、更深刻的，因而也更有价值的埃德加·爱伦·坡”。在老城环形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与卡夫卡说起了他这位新的崇拜者，可他对我的发言既不感兴趣，也不太理解。相反，卡夫卡的表情透露出，与他谈论他的书让他感到不自在。可我陷在发掘之瘾中不可自拔，因而变得非常不审慎。

“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Samsa），”我说，“听上去就像是在暗喻卡夫卡（Kafka）。一样都是五个字母，萨姆沙一词中S所在的位置与卡夫卡K的位置相同。还有这个A……”

卡夫卡打断了我。

“这不是暗喻。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形记》是一种袒露，但它并非自白。”

“这我就不懂了。”

“说起自己家里臭虫的时候，难不成还能是优雅得体的？”

“这在上层社会自然不常见。”

“您看看，我有多么不体面！”

卡夫卡笑了起来。他想结束这个话题，可我不愿意。

“我觉得，在这里用‘体面’或‘不体面’来评价不太合适。”我接话道，“《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下了脚步。

“梦揭露了隐藏在想象背后的现实。这就是生命的可怕之处——艺术能撼人心魄。不过，现在我要回家了。”

他简短地与我道别。

是不是我赶走了他？

我很惭愧。

我们十四天没有见面。我告诉他，我在此期间“啃”了哪些书。卡夫卡微笑道：“我们可以较为轻松地从生活中提炼出许多书，可从书中我们提炼不出什么生活。”

“所以说，文学是种劣质的保存手段。”我说。

他笑着点了点头。

“我假装快乐，防御自己”

我和卡夫卡经常在一起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如果弗朗茨·卡夫卡的笑能被称为放声大笑的话。我不太记得他的笑声，只记得他习惯于用什么姿态来表达他的愉悦。根据笑声的激烈程度，他或快或慢地将头向后仰，微微张开咧得宽宽的嘴巴，眼睛眯成一条细缝，仿佛脸向着太阳似的。或者，他会把手放在桌面上，耸起肩膀，抿起下唇，低下头，微微眯起眼睛，仿佛洗澡时突然被泼了一盆水似的。

有一次，受到这个姿势的影响，我给他讲了一个前不久不知道在哪儿读到的中国小故事。

“心脏是一栋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个房间里生活着悲伤，另一间生活着快乐。人千万不能笑得太大声，不然就会惊醒隔壁房间里的悲伤。”

“那么快乐呢？响亮的悲伤能唤醒它吗？”

“不。快乐的听力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悲伤。”

卡夫卡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所以人们才经常装出快乐的样子。有人在耳朵里塞满了快乐之蜡。比如说我。我假装快乐，是想躲到它的背后。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用来防御谁？”

“当然是防御我自己了。”

“可墙都是向着外部世界的。”我说，“这是一种向外的防御机制。”

可是，卡夫卡立即非常肯定地反驳了这个观点。

“就是这样！每一种防御已经都是退避与躲藏。因此，对世界的理解永远都是一种内卷式的理解。所以，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迟早会崩塌的幻象。因为内部与外部同属一体。彼此割裂时，它们不过是某个我们只能承受，却无法解开的秘密的令人困惑的两种面貌。”

“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悲剧”

弗朗茨·卡夫卡几次要求我把那些“不押韵的潦草之作”（我自己的说法）给他看一看。于是，我在日记中选出了一些合适的段落，将其整理成了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渊深的瞬间》，送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后他才把稿子还给我，当时他正准备去塔特兰斯凯·马特莱利疗养院。

就此机会，他对我说：“您的故事青春洋溢，非常感人。您写得更多的还是事物在您心中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与对象本身。那是诗歌。您爱抚世界，而不是在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就没有一点价值吗？”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

“我没有这么说。这些小故事对您来说肯定有价值。每一个写下的字都是个人文献。可艺术——”

“那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它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对印象与感受的表达，实际上是对世界小心翼翼的探索。眼睛还沉浸在梦的阴影中。但是，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那只试探性伸出的手或许会向后缩，就像是触碰到了火。或许您会高声喊叫，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或是咬紧牙关，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过——它们只是文字而已。艺术是全身心的事件。所以，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悲剧。”

“我想抵达一片看不见的岸”

根据事先约定，我本该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去。可是前一天，父亲给我带来了一本柏林的《行动》杂志，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卡夫卡博士给我的留言，说他要下周才回办公室。后来我去拜访他时，寒暄过后，他立刻就问我：

“您能看懂我写的字吗？”

“能，完全可以。您的字写得很清晰，像流动的波浪线。”

卡夫卡摊开双手放在写字台上，苦笑道：“那是绳子掉落在地上的波浪线。我的字母在中间缠绕。”

我想消除卡夫卡因忧郁而表现出来的情绪：

“原来是个套索。”

卡夫卡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继续调侃道：“那您打算用这个套索捕捉什么？”

卡夫卡博士微微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也许，我想抵达一片看不见的岸，而我的弱点的滚滚洪流早已驱使我经过这片岸。”

弗朗茨·卡夫卡给我看了一份关于文学的调查问卷。我想，这是奥托·皮克为《布拉格报》周日的文学副刊安排的。

他用食指指了指“您未来有什么文学计划？”这个问题，微笑道：“这问题真傻，根本没办法回答。”

我不解地看着他。

“人能预言下一刻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吗？不能，这不可能。我们的笔只是心之地震仪上的石笔。地震能够被记录，但无法被预测。”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 卡夫卡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