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珍贵的红领巾

我8岁那年，背上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走进了校园。张汉俊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入学几个月后，我有幸成为班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学生。当时，我们列队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面向火红的少先队队旗庄严敬礼、宣誓……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李建国。

李建国因父亲患病，家里缺少劳力，只读了4年书就辍学了。他用艳羡的目光看着我胸前的红领巾，热切地问：“你已经是少先队员了？那你会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吗？”没等我回答，他便打着拍子唱起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我和着拍子，跟他一起唱起来，嘹亮的歌声回荡在乡间小路上。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一个周末，轮到我和同学金锁值日。那天，我俩打扫完教室，然后打扫张汉俊老师的办公室。

张老师的办公室里有一桌一椅一书柜，墙角处有一口水缸，缸沿儿上挂着一把铁瓢。

打扫中，我发现张老师的书柜里有一条红领巾。那一刻，我莫名想起了叔父。叔父在公社一所中学做饭，腰间常系一块三角形的围裙。于是，我做出了一件终生为之羞愧的事情——我取出那条红领巾，抖开后系在腰间，又从墙角水缸上摘下铁瓢，边挥舞着铁瓢，边对着金锁吆喝：“开饭喽，开饭喽！”

正当我卖力表演时，门口突然响起一个炸雷般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我吓得手里的铁瓢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抬眼一看，是张汉俊老师。他看到我腰间的红领巾后迅速扫了一眼书柜，顷刻间，双目喷出怒火，右手高举着、高举着，然后狠狠地拍在办公桌上。

金锁早已不知去向，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张老师颓然坐在办公桌前的木椅上：“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啊！”

沉默片刻后，张老师抚摸着从我腰间解下来的红领巾，痛惜地说：“你知道吗？这是李爱国同学戴过的红领巾！”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李爱国是李建国的弟弟，一年前为抢救落水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李爱国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44年，日寇进犯中原，豫西沦陷。奉中共中央命令，皮定均司令员率领抗日先遣支队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以嵩山、箕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李爱国的爷爷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奋勇杀敌，屡次负伤，后来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受良好家风的熏染，李爱国从小就热爱劳动、无私助人。

那年夏天，李爱国在上学路上突然听到呼救声，看到河里有个身影若隐若现。他大叫一声“不好”，边跑边解下胸前的红领巾，跳入河中救人。最终，落水群众获救了，李爱国却被一个浪头打入旋涡，失去了踪影。

张老师说，自从李爱国同学牺牲后，他就一直珍藏着李爱国同学的红领巾。每次在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上，他都要戴上这条红领巾，带领师生们庄严宣誓。他刚才那么生气，是因为我的行为是对圣洁红领巾的莫大侮辱，是对革命先烈情感上的可耻背叛。

我为自己的无知和莽撞付出了代价：被勒令上交红领巾，取消少先队员资格，以观后效。

在那段接受考验、自我救赎的日子里，我吃力地、认真地反省自己，下决心好好学习、辛勤劳动，以优异的成绩和辛勤的汗水，再次赢得老师的信任。

第二年春天，我通过考验，再次成为少年队员。

同年夏天，张汉俊老师突发疾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生病时，我去看他。他颤颤巍巍地将李爱国同学的红领巾郑重地交给我，再三嘱咐，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绝不能玷污它、损害它，要努力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我含泪答应了。

10年后，我加入人民海军。去部队时，我把这条红领巾放进行李箱，让它陪伴我走向遥远的海疆。几年后，也就是1983年，我考上大连的一所海军院校。

开学后不久，我被当地一所小学聘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我带去的红领巾派上了大用途：我戴着它，向同学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激励他们发愤图强；我戴着它，和同学们一起在秋天到南山采撷树种，寄往祖国的西北高原；我戴着它，和同学们一起给孤寡老人送去过冬的蔬菜；我戴着它，和同学们一起清扫街道；我戴着它，站在舞台的中央，与同学们一起歌唱美好的生活……

两年的军校生活很快结束了，我当校外辅导员的使命也完成了。毕业前夕，我把这条红领巾交给了这所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小丽。

小丽品学兼优，是“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她所在的少先大队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这条红领巾是革命优良传统的接力棒，我理应把它送给最优秀的少年。

回首来路，多少往事如云散去，唯有少年时的孟浪之举记忆犹新，而张汉俊老师严厉的斥责、感伤的讲述，以及生病时对我的殷殷嘱咐，常常回荡在我的耳边。那条曾伴我上学、参军、当校外辅导员的红领巾，更让我时时挂念。

如今，我年逾花甲，小丽也50来岁了，不知她在哪里，是否还保留着那条来自中原、有着不凡经历的红领巾。

【编辑：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