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中豪杰”史良

1900年， 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一名私塾教师，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家庭主妇。史良7岁那年，母亲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刘姓人家。长大后的史良知道这件事后，绝食反抗，迫使母亲从对方家里把结亲用的庚帖要了回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常州学联开始罢课。史良是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会长，兼任全县学联副会长。她领导全县学生积极投入罢课斗争，在学生中很有威望。

当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史良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浪潮深深吸引。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流行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1923年，她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最初学习政治，后来转学法律。这个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

1927年，史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行政单位做事。因顶撞国民党官僚，史良被关进了监狱。两个多月后，在蔡元培的保释下，史良出狱。这件事让她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丑恶，感觉自己“从天真的迷雾中惊醒了”。

1931年，史良开始做律师。她尽其所能地为受苦受难的人申诉冤屈，伸张正义。一些穷人请她当律师，她分文不收，甚至倒贴杂费和当事人住旅馆的钱。她觉得替贫困的当事人争得权益，比什么都快活。

在史良前半生的律师生涯中，她援救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邓中夏。邓中夏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到同事林素琴家中研究布置工作时，与林一道被法租界巡捕房拘捕。当时巡捕房并不知道邓中夏的真实身份，邓中夏自称施义，说自己在外省当教员，来上海访友，碰巧走错了房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人担保，邓中夏就有机会脱身。于是邓中夏托巡捕房的人交给史良一封亲笔信，请求帮助。此前，史良曾经为邓中夏给狱中的妻子李瑛传递过信件，知道施义是邓中夏的化名。

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和林素琴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设在租界）受审，立刻赶到三分院律师休息室，找到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对顾守熙说施义是冤枉的。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可以交保释放。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她万万没料到，林素琴很快叛变，交代了施义就是邓中夏，之前被捕的李瑛是邓中夏的妻子。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邓中夏案件对史良影响很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史良加入爱国救亡运动行列中，从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成长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活动家。

1936年5月，宋庆龄等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参与其中，并因此被捕。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称救国会“七君子”。史良是这七人中唯一的女性，被其他六人称为“难妹”。闻一多称赞她思想敏锐，有口才，有反对黑暗势力压迫的精神。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等人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收监。宋庆龄获准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单独关押史良的牢房，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史良在狱中并没有闲着。一方面，她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做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她成了女犯们的义务律师，帮助她们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维权、申诉的方法。

史良在狱中被关了7个月。出狱后，她继续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妇女的平等合法权利，是大后方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成为首任司法部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大法，它在保障妇女权益、婚姻自由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革新，废除了重婚、纳妾等封建婚姻制度，群众十分拥护，而史良是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之一。

史良前后担任了两任司法部部长。最初，对于担任部长，史良心里发怵，毛泽东、周恩来鼓励她：“你不要怕。没有关系，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毛泽东还称史良为“女中豪杰”。

1979年，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遗产。

史良生前作为律师，在上海曾承办“地皮大王”周纯卿遗产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将周纯卿生前的财产整理得一清二楚，并按此分割给周妻及其儿女。为表示感谢，周纯卿的妻子、儿女送给史良上海南京西路一幢三层房屋，另外又划给她七浦路里弄十余幢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把上述房屋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大公无私的情怀令人敬佩。

史良留给世人的是丰富的精神财富。她的侠肝义胆、勤勉务实、大公无私、清廉作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留下了口口相传的美名。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易  雨   顾  萍等）

【编辑：陈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