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求子公寓”的女人们

当年轻人们喊着“不敢生、不愿生”的时候，有这么一些女性，她们做梦都想生一个孩子，却求而不得。

27岁的女孩陈怡在求职中误打误撞，进了一家“求子公寓”。

以下是她的自述。

“误”入“求子公寓”

大学毕业四年，两次考公失败后，我渐渐混成了让家人嫌弃的未婚待业青年。

2021年的一天，在投了上百封简历后，我注意到市区有家公寓招募员工，包吃包住，还只要女性。我坐不住了，便去应聘。

公寓在著名的产科医院的街对面，那是一个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的地方。

公寓老板是个50来岁的女人，她交代，我的职责除了前台招待，就是照顾公寓里的住客。现在缺人手，叫我明天就去上班。

我瞧见四五个女住客聚在客厅，拿着几张纸，神情严肃，嘴里间或蹦出HCG、ER指数这样的词汇。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努努嘴：“都是奔着这个来的。”

顺着她的目光，我瞧见墙上挂着一幅“好孕宝宝”的海报。原来，公寓服务的是去对面产科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女人。

她们需要有个住宿的地方休息过渡，小旅店便应运而生。它们以妇产医院为核心辐射开来，被大家统称为“求子公寓”。

这天，我为一个38岁的女人办理退房手续。这是她第二次做试管。头次失败，她只是略感失落，说像“考试考砸了”。这次是HCG太低。

HCG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检验是否怀孕的常用手段。公寓里的女人，每完成一次移植，都要去医院抽血检查，两小时后，打开医院公众号查看结果。她们管这叫“开奖”。

“都要奔四了，当‘母亲’的门，现在关得只剩一条细缝，估计是难喽。”她感慨起来。

“试管嘛，就试呗，总会成功的。”一个叫潘茜的女人故作轻松地说。

听说，潘茜之前经历了两次试管，都失败了，现在是她的第三次移植。

下午，一个男人拎着两个大塑料袋来了，是潘茜的丈夫孙威。潘茜招呼他男人坐下，又是给他倒水，又是整理塑料袋里的东西，嘴里还一直问着：“吃过饭了？最近忙不忙？”

孙威话很少，对潘茜的关心露出些许厌倦。临走前，孙威才开口嘱咐起潘茜，说拿来的是他母亲跟一个中医求来的安胎药，要记得吃。潘茜连连应和。

说起来，潘茜只比我大一岁，但却比我显老不少。她原本是镇上医院的护士，四年前，潘茜为做试管，辞掉了工作。

前不久，潘茜植入顺利，胚胎已在她的子宫着床。在等待下一次孕检前，她本可以回去休养，但经过前两次的失败，婆婆让潘茜留在公寓里，一是养胎，再者沾沾这儿的“孕气”。

“女人嘛，没生孩子，说话都没底气。”潘茜讪讪地说。

这话让一屋子女人都沉默了。我嘟囔了一句：“不生孩子怎么了，我连婚都不想结呢。”

女人们都笑了，说我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后就知道了”。

当晚，潘茜同屋的莉莉忙着用艾草泡脚。潘茜说这叫暖宫，明天莉莉要去医院进行第一次取卵，邀我一起去给她加油鼓劲。

莉莉今年已经44岁。两年前，她儿子晓峰高考结束和同学聚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

次日，我和潘茜一起，陪莉莉夫妇来到产科医院。我攥着莉莉的手，她的手冰得像块生铁。这让我也莫名紧张，手心直冒冷汗。

终于轮到莉莉了。莉莉的丈夫上来吻了下她的脑门，用力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陪着莉莉走了一小段，直到她拐进一扇巨大的移门中。我伸过头去，瞥见一排排金属仪器。

巨大的移门缓缓关上，又是一轮漫长的等待。潘茜告诉我，取卵时，医生会用超声探头和一根35cm长的细针探入，在超声波指导下，找到卵泡，将针刺入并吸出卵子。

莉莉取好卵后，她的丈夫红着眼圈，嘴里念着：“早说了领养一个，别受这罪。”

莉莉轻声道：“不是说好接晓峰回来的吗？又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还好，不太疼的。”

莉莉总共取出15颗卵子。她告诉我，因为打了麻药，不算太痛，但下面扯一下抽一下的感觉，很难受。

“我比不上潘茜。”莉莉说，“她上回取卵，为了不影响卵子质量，都没打麻药。”

“哎呀，麻药不影响的。”潘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是舍不得两千多的麻药费，如果再有下次，打死我也不遭这个罪。”

那天，莉莉丈夫专门到公寓炖老母鸡。看着这一幕，潘茜开始抱怨自己的男人。

“我家那个什么活儿都不干，跟我生的孩子一样。”

“谁说夫妻俩就必须有孩子呢？”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女人执着地想要孩子。

潘茜说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没太在意，但过了30岁，就觉得生孩子总归是女人的职责。

“年纪越大，越有这种想法。生不出来，大家看你的眼神都不对。”

“那假如，我是说假如，这次没有成功，怎么办？”我试探着问。

潘茜摸了摸肚子，“不敢想，还好这次成功了，不然做什么都没意思了。”

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应答。把人生的意义和生育捆绑在一起，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被生娃困住的女人们

莉莉想在做移植之前，去祭扫过世的儿子。我和潘茜也陪着一起。

在墓碑前，莉莉将一束花轻轻地放下。

“峰——妈来看你了。”刚喊出儿子的名字，莉莉就啜泣起来。

莉莉丈夫点了一炷香，打开塑料袋，拿出奥利奥、AD钙奶，还有儿子最爱看的书和一件羽绒服。

莉莉仔细地把衣服叠成一个小方块，整齐地放在墓碑前，说：“妈妈想，你可能还在长身体，所以特地给你买得大些。”

这对失独夫妻，又让我觉得孩子是必要的——他们需要重新拥有一个孩子，支撑着走完人生的下半场。

回公寓的路上，潘茜去了趟厕所，回来时，脸阴沉着，像有点晕车。

两周之后，莉莉“开奖”获得了好消息：一个新的生命在她的身体里孕育。情况稳定后，莉莉老公把她接回了家。

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和潘茜已经无话不谈，索性搬到她的房间同住。

我注意到那几天潘茜一直情绪不高。询问下，她把我拉到一旁，说陪莉莉去祭扫那天，她去厕所，发现内裤上有小血点。第二天，血点又没了，谁知道，现在，又有了出血的情况。

“我担心，是不是……”

“不要乱想，不吉利。”公寓里的女人都迷信，受她们影响，我也这样宽慰着。

“可我怎么跟老公说这事？”

见潘茜担心的样子，我安慰她说：“生儿育女，是夫妻共同的事，哪有谁面对不了谁的？”

潘茜不再说话。回想她男人之前的样子，我多少有点儿明白了其中滋味。

第二天，老板不放心，让我送潘茜去产科医院。潘茜的丈夫铁着一张脸，快步走在前面。潘茜想要拉他的手，对方却马上将手插进口袋。

“胚芽是有了。但宫腔里面有点血，不那么稳定，孕囊没长，还是刚才我说的，会有问题，知道吧？”医生认真地跟潘茜解释。

“那是不是可以配些药……”潘茜问。

“没有说一个药就能让它长孕囊。”医生说，“这是没办法的。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有心理准备……”

从医院回公寓，阴霾重重地压在这对夫妻头顶上。孙威阴沉着脸，嘴里碎碎念。潘茜坐在一旁低着头，拨弄着自己的手指。

“我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啊——”受不了压抑的气氛，潘茜主动开了口。

“我是家里的独苗，没孩子，那是要被人家戳脊梁骨的，知道吧？”孙威说完看向我，似乎想要得到认同。

接着，他伸出左手。我看见他的左手小拇指断了半截。“我每天在酒店后厨，一站就是一整天。有次切菜还把小拇指伤了，最后落个残疾。”他越说越激动，从包里翻出一堆票据。

“你看看，取卵1万多，促排3万多，其他费用都要另算。”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敲着桌子，质问潘茜：“为了怀上孩子，这几年，全家人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孙威竖起三根手指：“30万，30万哟，我们不像你们城里人赚得动，我们是把家底都掏光了啊，你说怎么办？”

潘茜眼睛红了，假装开玩笑说：“不成的话，那你就再找个人生呗。”

孙威“哼”了一声，把票据揉搓在一起，一股脑儿塞回包里，无声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生育是权利不是义务

早上，潘茜办理退房，走前还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我劝她回去再好好想想。

潘茜苦笑了一下。后来，潘茜发微信告诉我，移植的胚胎最终没保住，自然流掉了。

看着“求子公寓”里的女人们，一次次在期待与失望中轮回，对自己的人生困境却无能为力，我觉得很压抑，迫切地需要换一份工作。

很快，我骑驴找马，通过面试进了家小公司，担任人事助理。

再次有潘茜的消息是在我入职两个月后。她以为我还在求子公寓，问能不能让她在公寓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她要给婆家腾房间。

趁着周末，我借了车，一路开了四个小时，到了潘茜家的镇上。

潘茜在路口等我。上车后，我注意到她脸色蜡黄，更加憔悴了。

“听了你的话，我想清楚了要离婚。但孙威说生孩子和离婚是两码事。”潘茜告诉我。

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既然说你不能生，要把你赶出家门，那不就是婚姻破裂了嘛，怎么和离婚是两码子事了？”

我把车停在孙威家门口，潘茜进门时有些犹豫，我拉着她往里走。一进院子，就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弓着身体在洗头。她的腰擞擞抖动，像个两面腰鼓。

女人看见潘茜，盘起头发，转身的时候，似是有意露出巨大的臀部，回到了侧屋。

从潘茜的表情，我估摸刚才的女人必是和孙威有了点什么。

潘茜把行李搬到我车上，又想起点什么，说去里屋拿，让我等等。

孙威坐在堂屋里抽烟，看见我开口便问：“来帮潘茜谈条件的？”

我接过话茬，“你就这样把她赶出家，为什么不爽快离婚呢？”

“如果离婚，潘茜要赔我15万。”孙威说。

我觉得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花了几秒钟消化了这句话，终于想起来，孙威嘴里的15万，是他们家做试管前后花费30万的一半。

孙威接着说：“你刚说‘赶出家门’，这话也不对。我们就是叫她腾个房间，等我有了孩子，再让她回来，所以你说这是离婚吗？”

我瞟了眼那间侧房。孙威主动说，那屋子的女人，是他妈妈和村里别家说好的，借过来给自己生孩子用，还凑了10万给房间里的女人。

“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个孩子，为什么就这么难？往少了说，我们做试管前后花了30多万，要是离婚，潘茜出一半，也是合理的。”

“呵！你们这是违法代孕，知道吧？违法的！”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

“你不懂，我们这里和你们城里情况不一样。”孙威说，“再讲，无论是不是潘茜生的，都姓孙，还不是一样养？”

走出院子，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潘茜拿着个小本子从里屋出来，侧房的女人也站在屋外，嗑着瓜子看着这一切。我突然觉得，她这样的女人，更可悲，不过是长了两条腿的子宫。

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孙威站在院子里，但他始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

潘茜让我送她去火车站，说要离开这里，投奔广州的亲戚。我转了1000块钱给潘茜。

她摇着头说：“有些多，实在不好意思。”

我笑着说：“等你拿了工资，记得请我吃饭，这样我们就有再次碰头的理由了。”

潘茜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分别时，我好奇潘茜去屋里拿什么了，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本，是护士执业证。证件上贴着潘茜读书时的照片，笑容明媚。

此后一年，我和潘茜联系不多，只知道她最终通过妇联的帮助，离了婚。

去年国庆，我带父母去社区医院体检，在那儿竟意外碰到了潘茜。她穿着护士服，头发挽在帽子里，正温柔地给小朋友扎针。

那天，潘茜热情地请我吃饭，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她说，永远记得我跟她说的那句话。

“哪一句？”我不解。

“你说过的，生或者不生，是我们的权利，不是义务。”潘茜笑着说。

我也笑了。也许作为女人，生与不生，夹杂着太多的权衡和考量，但如何过好这一生，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

要是哪天，我选择成为一位母亲，那也必须是因为爱，而不是别的。

编辑/邵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