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垮压不倒：我的草根父亲卑微如山

李春天的爸爸经历了下岗、失去挚友和亲生儿子的打击，他被命运的重锤不断击中，打了好几个滚，终于艰难地爬起来。然而，高考前，他唯一的女儿又出了车祸。

以下是李春天的自述——

父母双双下岗，日子陷入困顿

我出生于1988年。自打有记忆起，印象中的重庆杨家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让人分不清季节。再大一点，我知道了，那是来自军工厂的烟灰。

爸爸是厂里的技工，经手的都是硬件：枪支，枪管，弹夹。后来，厂里转型生产摩托，爸爸经手的东西也越来越小件，无非是摩托车排气管、刹车器、电瓶之类。

爸爸下班回家，经常把工人帽摘下来重重摔在饭桌上，长长地叹一口气：“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干不下去，拿钱买断算了。”妈妈在车间流水线上做验收，因为天天浸泡在恶劣环境里，患上了慢性鼻炎，低头织毛衣的时候会流鼻水。她拧了下鼻子，叹气宽慰：“不要紧，老天爷会给路的。”

偏偏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三个月了。妈妈唠叨了很久，明明上过环的，怎么就怀上了？他们决定偷偷把孩子生下来，骨子里，他们相信“多子多福”。为了掩饰，妈妈特意给工作服改大了一号。到5个月时，胎儿吸掉了妈妈的营养，她脸颊瘦削凹陷，唯独肚子鼓得像个球。

车间主任看出端倪，当初就是她带我妈做的绝育，现在这事儿俨然成了个笑话，她说，这种情况属于“见缝插针”。

车间主任把爸妈狠狠训了一顿，让他们赶紧把孩子打掉，这事如果让上面知道，肯定要丢工作，连带自己也要受批评。可5个月的孩子怎么打得掉？妈妈以堕胎为理由，请了2个月的小产假，主任对结扎的事情心有亏欠，特意给延长成4个月。

爸爸就像打游击战一样，拖着一辆板车，花了一天一夜，把妈妈从重庆杨家坪的家里，拖到巴南农村的公婆家养身体。距离预产期还差20天时，妈妈的假也即将休完。主任说他的压力很大，必须到岗，爸爸没办法，在烈日下，又用拖车把妈妈给拖回重庆。不敢去医院，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

妈妈的哀号从门缝里飘出来，像手扯着耳朵，扯一下，我和爸爸全身就抖一下。“哇哇”的啼哭声响起来后，爸爸嗖一下冲了进去。他抱着弟弟说出了父子见面的第一句话：“祖宗！别叫了！你要害你老子丢饭碗呐！”

妈妈怕耽误工钱，孩子出生后第十天，就回厂里上班了。为防止溢奶，她在胸衣里垫了两层帕子，但还是溢出两块水渍。周围都是已育妇女，一下就猜到怎么回事，喊来了黑着脸的车间主任。因超生，爸妈双双被厂里劝退，他俩都失业了。

从那时候起，家里的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开始大半年不见点肉末星子；次年的时候，我妈妈每次等到菜贩子收摊前才去买点叶子菜，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就着咸菜喝稀饭。

爸爸决定放下面子，去街上摆摊修理摩托车。他把二八大杠自行车推出来，那是工厂奖励的，车把前的大红花还挂着，蒙上了灰尘。爸爸把车擦得发亮，将修理包搭在车后架上，出门的时候，他回头朝我咧嘴笑，“春儿，走了啊。”

我木然地看着，打心底里不喜欢爸爸去做这样的活。我读的是厂里的子弟学校，爸妈被劝退时，我已经入学，同学们经常拿我妈的事笑话我。

爸爸摆摊半个月后，有天体育课老师组织大家跑步。长期营养不良，我使不上劲儿，一直拖着脚步跟在队伍后面。队伍跑出厂门，跑过街道，在街心公园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父亲蹲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旁边停着二八大杠，后轮立着个“摩托维修”的牌子，正在左顾右盼。

十几双眼睛朝我投过来，同学们交头接耳地捂嘴笑。“李春天，爸爸羞，扛着二八修摩托！”我“哇”地站在原地边哭边抽泣。街对面的爸爸站起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春儿，春——”

我抹眼看去，只见爸爸弹一弹衣角，拿起修车的长扳手，耍起了拳脚。那扳手一会儿在左手，一会儿翻转到右手，再一蹬腿，一个后踢，扳手被他耍得像风车一样。

同学们都被震住了，老师也带头鼓起掌。我抹掉眼泪，急着显摆：“我爸学过功夫！”为了证明虎父无犬女，那天我脚下生风，终于跟上队伍，第五个到达终点。

晚上回家，妈妈告诉我，爸爸那两下子都是跟同车间的黄叔学的。黄叔会军体拳，身强力壮，年年是厂里的生产标兵。爸妈失业后，黄叔总隔三岔五下班后来我家串门。他们坐在门口，低头叭口烟，感慨说：“不景气啊，人闲着就发慌。”终于有一天，黄叔白天也出现在我家，和我爸嘀咕着什么。听妈妈说，工厂改制，公布了下岗名单，黄叔榜上有名。爸爸嘟囔：“老天爷就喜欢摆弄人。”

中年南漂困境，失去挚友与儿子

1996年开春的时候，爸爸和黄叔决定一起南下去广州打工。妈妈抱着弟弟李夏天，黄婶一把拉着我，挤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到站台，爸爸看了看妈妈和我，又捏了捏弟弟的脸。“回去吧！”

他和黄叔，一高一矮，被汹涌的人群裹挟着，朝前走去。绿皮火车的车厢已经被背行囊的打工者挤得水泄不通，最后，他们只能先把行李从车窗塞进去，然后从车窗爬了进去。

端午、中秋的时候，爸爸会给我们打电话，“好着呢，也是在厂里搞生产，一天能挣一百，我和你黄叔就住海边，叫‘海景房’，你听，大海的声音——”

“夏天，叫声爸来听听，这娃两岁了，怎么还不叫人？”

“好啦，不说了，长途贵着呢！过年就回家。”每次没说上几句话，他们就匆忙挂了。

那年除夕前，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爸爸终于在我们的期盼中如愿回家，和他一起回来的，是他攒下的3万元钱和黄叔的骨灰。

黄婶家里灯火通明，她哭得撕心裂肺，凄切的哭声一直回荡在整个厂区上方。黄叔走了，爸爸对他在广州的经历绝口不提，妈妈也不说话。好长一段时间，爸爸把自己关在房里抽烟，连饭也是妈妈让我端进去。

不记得过了多久，在迎春花开的时候，爸爸总算决心振作起来。他带上电工钳、试电笔、电线这些工具，重新把二八大杠从杂物间推出来，在响遍街头巷尾的那首《从头再来》中，走街串巷。

崭新的自行车已经有了斑驳锈迹，爸爸又用破布条仔细把车把、车杠都包裹起来。牌子上的字也从“摩托维修”变成了“回收家电、维修电器、清理下水道”，写得满满当当。

成年后，有次我和爸爸路过重庆江边的一处工地，看到有民工站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正在给壁画上颜色。爸爸站在那里，看了半晌。

我喊他几次，他才回过神，说当年他和黄叔在广州，由于打工的人太多，竞争激烈，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厂子，而是当了民工。工地要建的是20层的海景房，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脚手架底下铺上一排的塑料纸，睡在上面。

“那地方不远就是一条大马路，车来车往，再远一点，就能看见大海。听着海浪声、喇叭声，特别催眠，一下就睡着了。”

“这么吵都睡得着？”我不解。

“嗯。你黄叔，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一不留神摔下去没了的。就在我旁边……”爸爸不看我，背过身，面对不远处的长江，看向更远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起他在广州的“海景房”，也是唯一一次。

黄叔走后，爸爸靠移动的“维修站”贴补家用。冬天，他的每个指关节都贴满了胶布。然而，命运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弟弟李夏天刚过完8岁生日不久，发生了一件令我们追悔一生的事：那天傍晚，我们全家吃完饭，妈妈在刷碗，爸爸在修收音机，我在他身边看着。弟弟很活泼，高举着爸爸给他做的木剑，跑进跑出。

他一直都喜欢这样疯跑，但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他会跟着几个散步的小孩去厂区外的野河游泳。那条小河，早就听说已经有两个小孩溺亡，所以被大家称之为“断头河”。等那几个小孩跑来说弟弟不见了，我们赶到河边时，他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河面上，像个鼓鼓的麻布口袋一样。

妈妈跪在河岸上号啕大哭，爸爸跳下河把弟弟捞起来，不停地拍他的脸、喊他名字。路过的人帮我们找到车，把弟弟送到医院。

没多久，一排医护人员从急救病房里走出来，领头的医生冲我们摇摇头。就这样，弟弟李夏天在政府出资填河的前一周，淹死在了断头河。他永远被定格在8岁那年的夏天。

爸爸眼里的血丝像藤萝一样，不断蔓延。他鼻孔鼓得大大的，无声地噘着嘴，充满了不满和愤怒，但他又找不到可以归责的对象。弟弟离开后，我们这个家怎么都拼凑不完整。

此后多年，妈妈一直萎靡不振，经常斜靠在床头发呆。爸爸和平日并没有明显不同，只是比以前更早出门，到天黑才回来。

我看爸爸总盯着卧室那扇半开半合的门，有时候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有时候整个人躲在门后。问他干吗，他答：“站一会儿。”他的一会儿，时常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好奇地仿照爸爸的样子站在门边，以爸爸的姿势和角度，我看到门背后有一条条依次往上的刻痕，最上面写着1.3的字样——那是弟弟最后的身高。

在靠近门缝隙的墙角，我又发现，小小的，有五个黑色的圆点点。我试着把手放上去，突然想起来，那是弟弟拿爸爸的砚台玩，五根手指头沾了墨，他和我躲猫猫，钻在门背后留下的。

我猜，爸爸缩在门背后，一定也像我这样，会把他的大手覆盖在弟弟的黑掌印上。

弟弟死后，我瞒着爸妈，去过那条河边。

那时候，我看了一些怪志小说，总期盼着，某天弟弟的魂会回来找我。大约是弟弟走后第二个月，我在河道拐弯的地方发现了一把小木剑，跟一团水草缠绕在一起挂在岸边。我认出那是弟弟的木剑，哆嗦着从河里捞起来，揣在怀里跑回家。

“弟弟回来了！弟弟回来了！”爸爸看见我手里的木剑，唰地一下从矮凳上弹起来，朝我跑过来。“这是夏天的剑，是我给他削的。”

短暂的哽咽后，爸爸脸变得铁青，“你哪里捡的？是不是去河边了？”这是爸爸第一次用这么凶的口气跟我说话，我吓得说不出话。

爸爸大吼，“不是说过不准去河边吗？”我“哇”地吓哭了，爸爸用木剑抽打我，却一点也不痛，但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打一下，就哭着骂我一句，“叫你不听话。”

我心里难受极了，越哭越响亮，妈妈也跟着在一旁边拉扯我爸边哭嚎，“好了，可以了。”

那个下午，我们全家疾风骤雨式的号哭，像一场仪式，打破了我们刻意不谈弟弟的默契。我捡回的那把木剑，找回了爸爸丢掉的魂，他把木剑供在弟弟的遗像前。爸爸被命运的重锤不断击中，打了好几个滚，终于艰难地爬起来。

后来，他在一家卖摩托车的店子找到营生，我们整个家也变得像样起来。

女儿发生车祸，卑微父亲如山

2004年，我以高出录取线15分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高三那年，我学习压力特别大，连着两次模拟考，都差了几十分。学校是寄宿制，正常情况下，周末我是可以回家的。但学校为了冲击高考，周六不顾上面的规定，也要我们留校补课，这样，我就只能回家一天。

我觉得学校和老师都可恶透了，周五晚上就回了家。日复一日的枯燥和长期的挫败感，让我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我做了一个决定。周六早上，我在家附近的小卖部打电话给《重庆晚报》，举报我们学校周六上课。然后，背起书包去郊外的一个公园，发了一天的呆。等我掐着下课的时间点回到家里，班主任、爸爸和妈妈齐聚一堂。

我心想：“坏了，要被开除了！”班主任却只是提醒我“自己在家也要好好学习”，轻描淡写地走了。爸爸也什么都没说，让我放下书包洗手吃饭。

周一到学校，几个同学围着我说：“你爸太猛了，打电话给教育局举报学校补课！”我愣住了。出于面子，我尴尬地接受了同学的恭维。

周末，我去小卖部买东西，老板嘿嘿笑着问我：“你爸揍你了吧？”原来，他听见我打电话了，刚好下午我爸路过小卖部，他就跟我爸告了状。他以为，我肯定会挨我爸的板子，可是，爸爸没有拆穿我，也没问我周六到底去哪儿了。

老师可能得到消息，知道是我们学校的人举报，一个个家访，到了我家，爸爸把“罪名”扛了下来，说是他自己举报的。这件事，我和爸爸心照不宣地没再提过。他的这份维护，将差点崩盘的我重新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