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最神秘打捞者：渡死亦渡生

那天，我站在房顶远远看着父亲在汉江上捞尸，小穗穗悄悄溜到身后问我，幺爷爷在干什么？我说有个大哥哥在汉江里迷了路，幺爷爷正在送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问道：“以后要是我在江里迷了路，幺爷爷是不是也可以送我回家？”

没想到一语成谶。

江边捞尸人，有人敬畏有人忌讳

乌压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

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

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

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

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常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

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

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是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

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有时隔得近，我能听到人群里悲恸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把我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

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

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八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

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锄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主任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漂起了一个水大蚌（方言：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

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

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七八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

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像是在打摆子，全身颤抖哆嗦。

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两三米远。

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

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得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

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换洗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夹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

执着打捞的父亲，被我恨了20年

2005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火，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

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对着父亲先磕了三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答答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

“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

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

他们搀扶着哀号恸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伙子了，该是有分寸，咋会跳江？”

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我收拾他书包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骂他不省心，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啊，结果出去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

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

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假装继续贴年画。

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但想不到办法阻止。

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跟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

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儿”，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糨糊碗，他头也没回。

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

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厘米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

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三天的液，才慢慢好转。

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

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咽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人对死亡要有敬畏之心。”

我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

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

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

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

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

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附近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

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

父亲抽了根烟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

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

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儿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

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

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

渡死亦渡生，我读懂父亲的选择

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

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道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

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早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

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默默收拾了碗筷。她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一万块钱。

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几个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便一直瞒着我。

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江里。

“幺爷爷在干什么呢？”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

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她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幺爷爷正在带他回家。”

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幺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

我笑她童言无忌，哄着她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她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

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天，我电话通知了母亲。

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我极少回老家。

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