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不醒的装睡妈：13岁少年痛过霸凌门

3月11日，“邯郸三名中学生杀害同学”的新闻震惊全国。守护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社会、学校和家长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大多数时候，家长却错过了孩子的求助信号，导致一生的遗憾。

今天故事的作者张松年，就曾遭遇过一场让人窒息的校园霸凌。以下是他的自述——

穷人家的孩子，只能省

2007年夏天，我五年级毕业，因为村里教育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去离家二十公里外的县城就读六年级，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寄宿生活。

“开学这周得上七天，这里是三十五块钱，一天三顿饭加上零食，五块钱应该够。省着点花，咱家不如别人家，我跟你大爷借了五十，我留十五，剩下给你。”

记事以来，我一直是留守儿童，知道父母在外辛苦忙生计。现在母亲大着肚子回来了，家里收入缩减，还要为我承担额外开销，因此我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罪。那天夜里我暗自发誓，一定要省钱，不择手段的。

开学第一天，三顿算下来足有七块，七天四十九块远超预算。我决定在晚课后打电话告诉母亲，三十五块钱对我来说可真是不够。

小卖部兼做电话生意，一分钟内五毛钱，上不封顶。电话接通后，母亲听到我的声音，她停顿一下，问了句：“惹事了？”

“没。”

“那就好，对了，还有钱吗？别给你多少就花多少，省着点，前天你爸来电话了，他一个人在北京打工不容易，为了省钱顿顿吃清水面……”母亲打断了我的话，同时也打断了我要钱的念头。

我付钱后转身跑开，心情更沉重了。那夜我辗转反侧，耳边回荡母亲的哀叹。我如果不能剩些钱回去，母亲一定会失望。

那段时间，比起学习，我每天更重要的必修课是如何维持温饱。为了省钱，我开始戒掉早饭。我对外谎称减肥，在大家去食堂的时候，绕去操场佯装跑圈。饥饿总会在上午第二节课发作，为了填充咕咕作响的胃袋，我在课间一杯接一杯地灌水。尽管如此，午饭和晚饭的开销还是让我无法接受。

最终，我把食物换成方便面，那时一块钱能买两袋方便面，足够中午吃饱。剩下的一袋调料包，可以在晚饭时冲汤就馒头吃。

为了不被注意，我在公共用餐时间折回宿舍休息，同学们吃完后我又偷偷跑进食堂，寻个角落窝下，用调料冲成的“汤”，狼吞虎咽地送服馒头。这样一来，“不合群”成了我十三岁的第一个标签。

到放假时，我的三十五块还余下十块。我从小和母亲相处不够多，埋在心里的话也不敢直接和她讲。因此，我不敢告诉她我是如何省下这笔钱，母亲就以为一周二十多是正常的。

“我家孩子就是省心，一周给他三十五，让他放开了花，最后还给我剩回来十块钱。”其他孩子一周生活费四五十还不够，母亲的这句炫耀显得格外刺耳。

旁人的夸赞令母亲心花怒放，她热衷于晚饭后挺着孕肚带着我去场院，炫耀我省钱的事，借此表达她教育有方。炫耀的结果是，一个五十元生活费的孩子被父母打了一顿，他把被打的原因归结到我身上。

实际上，“放开了花钱”只是母亲撒的谎，但我理解她的虚荣。她三岁失去了母亲，在十八岁时为了填饱肚子草草嫁人。她拼命想证明，自己和自己生的孩子不是这个家的负担。所以她很能吃苦，怀孕八个月依旧在玉米地里收秋，她不想被奶奶骂是吃白食的人。她也希望我能吃苦，希望我能让她面上有光。

和同乡人吹嘘过后，她把我的生活费降到了二十块。她和我说：“七天生活费二十五就够，平均下来每天三块六，这样算的话五天生活费就是十八，我给你二十，那两块自己零花。”

屋漏偏逢连夜雨。学校里本地孩子混熟后，开始向我们这种外来户要钱，美其名曰保护费。

开学第三周的周二早晨，六年级的“大哥”带着小弟们找来。我因为佯装跑步，并没被堵在宿舍里，但还是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张松年有钱，我一周五十块钱不够花，他一周能剩下十块，你想他得有多少钱。”

没过多久，“大哥”李海超在体育课间隙找上了我。“哥们，准备五块钱，下周一来了给我。”

“没有，给不了。”我拒绝得很痛快。

我说的是实话，五块钱于我而言是两天的饭钱，是母亲低声下气借来的。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网吧两个小时的消遣。

成为霸凌对象，只能忍

李海超在被我拒绝后展开了报复。那时候甩棍和砍刀进不了学校，他们的武器都是用书卷成的纸棒，称手、硬实，最重要的是不会留下伤口。由于肥胖，我被班主任安排到最后一排，给了他们绝佳的下手机会。

他们从背后走过，将棒子径直砸向我的后背。“对不起，失误、失误，我本来要打苍蝇，一个不小心。”

吃痛的我起身理论，瞬间被他的小弟围住。

“咋了？想打架？”一群人质问我。恐惧涌上心头，在僵持几秒后，我悻悻坐了回去。

我本以为退缩一次能换来安稳生活，也在心里麻醉自己：李海超只是不小心，打我也是无心之过。但一次退缩，换来的却是施暴者的得寸进尺。

最终在一次击打中，我产生了严重的窒息感。我发了疯地甩开人群冲出教室，跑到小卖部扔下一块钱，打电话给母亲。

因为霸凌，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前几天出了月考成绩，奶奶看到成绩单满脸鄙夷地说：“这孩子也不知道随谁了？”

那句话使母亲的神经紧紧绷住，以至于在我提到退学时，疯了一般的谩骂从电话里传过来。“不念？你要死呢？我就不信，你不惹别人，别人会平白无故地打你？”

我无话可说，我确实惹了他们，原因是不交保护费，而不交保护费的原因是家里穷，我想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其实我没想过让母亲来学校给我出头，我只是想听几句像样的安慰，我只是想听她说：“没事，别怕，有妈呢。”

被打的事儿，我没办法向父亲求助，他在北京，解决不了我的烦恼。

在我容忍了几十次后，那些挥舞的棒子，从我的后背挪到了脖颈。李海超为了满足自己被关注的虚荣，为了制造足够的声响，时常将手臂抡圆狠狠砸下。

我在一波接一波的击打里咬牙坚持。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今天还有三节课，三个课间，还要被打三次就结束了。

容忍是罪恶的从犯。最终，棒子从脖颈升到了我的后脑，李海超抡圆手臂，却在碰到我头皮时停止。一次、两次、三次，像极了建筑工人用锤子敲打铆钉前做的瞄准工作。

班里同学被李海超的“准备工作”吸引过来，我偷偷用眼睛扫视他们，有人怜悯，有人期待。突然，挥舞的棒子重重落下，我起身恶狠狠地盯着他，几个人上前拍着我的脸说：“不想挨揍就老实坐下。”

这种“处置”每天都会在课间重复，同学的同情消磨殆尽。久而久之，看我被打成了大多数同学枯燥生活的乐趣，和耍猴一样。

我曾在课间找班主任反映自己被欺负的事，班主任便喊来李海超，又喊了班长确认情况。班长是李海超的发小，当我和李海超在办公室对峙时，他告诉班主任，我和李海超有点矛盾，我不是单纯的受害者。

“学生的使命是学习，不是算计别人。”班主任给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因为告状，周五放学时，我被李海超一伙人堵住，在学校后墙被打了一顿。李海超知道我回家的路很远，抄起石头向我的自行车狠狠砸去，砸到它无法使用，我只能推着它走了将近二十里的回家路。

叹息！叫不醒的装睡妈

上学期就这样挨过去。2008年春节，父亲从北京回来，带给我一个MP3作为十三岁的礼物。我拿在手里，想拆开塑料薄膜，但迟疑几秒后，还是推给了父亲。

“爸，我不要了，你把它退了吧，留下钱还给我大爷。”

“还你大爷什么钱？”父亲诧异地看着我，之后把目光转到我妈身上。

“我不也是怕他上六年级多花钱吗？我就说生活费是从大哥他们那借来的……”

“轰”的一声，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被人整整霸凌三个月，从我为了省钱开始的霸凌，原来导火线只是母亲的谎言。

我不再指望她为我出头，只是想以后能在学校吃饱饭，于是向父亲要求涨生活费。既然钱不是借的，我就多要一点，一周多要五块也好，可以交给李海超，彻底告别挨揍的命运。

“爸，我生活费能涨点吗？”

“啥意思？你意思是说，你爸不在家我限制你花钱了？我告诉你，生活费涨不了。”我妈用责备堵住了我的嘴。

“那村里的孩子都拿三十五，就给他也拿三十五，要不就三十。”我爸说。

“不行。你自己问问他，这半年成绩成什么样了？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吃饭。”

最终我的生活费没涨一点，校园生活也没有改变。我本想靠忍受结束下半学期，后来还是和李海超爆发了冲突。

起因是他故意摔碎了我的MP3，我猛地起身推了他一下，接着他撞到了班级后面的书橱上，这一幕恰好被班主任撞见。

李海超委屈地和班主任说，他看见我偷带MP3来学校，这是违反校规的，他要拿过来充公，结果被我推搡。他没说的是，他找我要钱，不给便要约中学的大哥堵我，而这个MP3是用来抵钱的。

班主任把电话打到我家，母亲挺着肚子来到学校。母亲在办公室给了我一耳光。声音很响，但一点不疼，我的脑袋早就习惯了敲打。

班主任见状阻拦，“这样吧，如果李海超父亲不追究这事就算了。”

“道歉！”母亲按下我的头，朝着李海超父亲的方向鞠躬。

我摸着后脑肿起的包，认了错。

当时，距离小学毕业还有两个半月，“忍”是我接下来的必修课。我继续拿着二十块钱，继续吃着方便面，继续忍受着后脑的击打和同学的嘲笑。也是这个月，我喜欢的姑娘和李海超在一起了，那是唯一一个没嘲笑过我的女孩。

时至今日，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十六日的课间。我从外面回班，李海超迎着面给了我一耳光，嘴里骂着：“去你妈的，蠢猪。”

那个姑娘捂着嘴偷笑，我的愤怒瞬间爆发，把他按在地上一顿重拳，有几次打偏砸到地板上，但我不觉得疼。

那时候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死他。事情闹到班主任那里，李海超又成为老师眼里的受害者。要叫家长时，李海超打断了老师。

“我没事，老师。”李海超搂住我的肩膀，“就是闹着玩的，不小心。”

我们达成和解，被罚做一周值日。那天班级里只剩我和李海超，他莫名其妙地主动和我握手言和。

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现在我知道了，起初他只是为了报复我拒交保护费，之后把欺负我当成乐子。而我的反抗，是奔着打死他去的，他便真的害怕了。

自此之后，我没再挨过欺负，也能学着像个正常人一样——我靠自己解决了麻烦。

但由于长时间遭受击打，我的身体产生了应激反应：只要有人站在身后，就会心跳加速、冷汗直流，总觉得会被偷袭。也因为过度的精神压迫，我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

二十九岁这年，我醉酒后旧事重提，和父母诉说自己曾被霸凌整整一年。

母亲仿佛从未经历过那段时期，惊讶且埋怨我，“那当时你说啊？你和家里说了吗？你不说你怨谁？”

听见母亲一连串的反问，我有些恍惚地想，我当时为什么没能说出口呢？

那个时候的母亲怀着孕，父亲在北京谋生活；那时候我曾把痛苦删删减减地倾诉，但母亲不觉得那是霸凌，父亲让我忍忍就过去了。所以到最后，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终于想明白，原来我遭遇的校园霸凌，母亲也是幕后推手之一，她不会承认她错了，我也无法刻舟求剑地求十三岁那年迟来的公道。

当年尚在母亲腹中的弟弟，如今也到了升学的年纪，换了一个时代，校园霸凌的阴影仍然存在。

母亲听说了县城里的传闻，三中门口常有小混混出没，堵着学生要钱，她变得忧心忡忡，即使亏钱也要置换三中附近的老破小。

“亏不亏钱的，能有孩子重要吗？”

这句话让我失神了很久。母亲终于意识到，家长应该成为孩子在学校里的底气，虽然这句话不是为童年的我而说，但没关系，能保护好弟弟，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迟来的慰藉。

编辑/刘绮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