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听见大地的鼓声”

当代诗人的风格追求越来越显出多样化趋势，有的追求深邃悠远，有的追求宁静淡泊，有的追求慷慨壮阔。刘立云反复抒写慷慨壮阔，希望诗歌与生命互相清洁，无论是对日常生活多侧面的切入，还是对军营人事的歌咏，都呈现出一种升腾之势、怒放之态，正如他一首诗的题目《升腾或者怒放》，也如他在不同诗篇中表达的，希望用自己的灵魂敲响大地，希望人们都能听见大地的鼓声。这应该是理解刘立云的一个重要角度，或者说是理解当代军旅诗歌必不可少的角度。其实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刘立云的特殊情怀和特殊的言说方式：豪放抒情与现代文明进程互为观照，所形成的独特的“诗歌政治”；以词的锋刃锤炼诗艺，测试生命意志能达致的高度；浸润家国情怀的抒写别具只眼，努力发现世界的真相。

植根大地的“诗歌政治”

有研究者曾就政治抒情诗的品格作过分析：“政治内容、政治思想，并不是非要通过某些政治话语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形式意味、风格力量等艺术创造原则，通过对生活世界批判的甚至是否定性的内在特征表现出来，从而构成与现实的关系，达成一种特别的‘诗歌政治’。”①诗歌政治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表达，包含个体体验，更贴合与历史潮流共振的公共经验。刘立云的抒情在高音部和低音部之间滑动，构成“肯定”的言说方式，这种“肯定”出于内心，缘于现实或者历史中一阵阵“大风的声音”，他在倾听时感觉自己“缓缓握住的/是生命的一个寓言，大地的一阵心跳”（《红色寓言》）。寓言意识，大地情怀，就是他的诗歌政治。

他哪怕是写目盲或失腿的残疾军人，也富有生命的热度和生活的温馨感，即使忧郁也不失宁静，始于低音渐向高音而终归余音袅袅的深沉。战争幸存者之所以为幸存者，不仅因为侥幸存活，更因为感受到生的幸福，虽然看不见，但是依偎在爱人胸前仿佛“偎依在黄金麦地”，“轮椅”和“麦地”二者之间的特殊关联因“炮弹落下的瞬间”而明晰，甚至形成了因果关系，没有轮椅象征的牺牲也就不会有偎依的幸福，美好因为残缺反得完整。再如老兵虽然失去了腿，但在市声躁动中欢悦地看众人“从暖色的光斑里/匆匆移动”“激动得热泪盈眶”，又常常记起自己健康的过往，“那条空空荡荡的裤管里，/依然奇痒而难忍”（《一个伤病对腿的怀念》），对于生活的热爱之情宛然可见，“奇痒”的感受是肢体的更是心灵的，是新鲜而美好的生命体验，一扫阴霾而反衬出勃勃生机。他书写战争的系列诗篇也大多类此，前面都是鼓点轻击甚至重槌猛击的节奏，最后收束于弓弦轻拉的旋律。这就是他的抒情方式，起于高处而辗转抑扬，如大地鼓声，余音若有所思，是为回声。

刘立云那些与战争相关的诗篇，基本不用标点，有着特殊的断连效果。分行显出时间的流逝，传递或疾或徐的节奏；无标点则暗示每一刻都可能形成空白断裂，形成空白和断裂两端的冷峻对峙，空白处正是记忆深沉而生命感受幽微难言处。就像《流弹意识》中，携手并进的战友，“你因站在我的左边坟头上已开满鲜花/我因站在你的右边如今依然在太阳下行走”，阳光因为生命而让人产生“温暖”的感觉，更因为生与死的对视而揭示出悲情或冷酷的一面；咫尺之间，生死两途，怀念就成为生活延续的方式。高音区抒情往往显出呼告情势，而低音区抒情则多流露为婉转不尽的意绪，这种滑动恰体现出“当初”的急促节奏与“当下”的悠长况味反复切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忆当初”起到唤醒作用，情感开始升腾，“看当下”则胸臆淋漓，呈怒放之势，历史的回声与当下的鼓声反复激荡。

刘立云言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诸多诗篇形成的个人编年，从新兵入伍到南疆见闻，从国内军营到国际战场，从士兵角色体认到军人身份洞察的历时变化和地理切换，构成了一部从军史。《生命最美的部分》组诗以列兵为开端，将哨所、门岗、南疆、高原等空间点连缀起来，视野宏阔，主题明晰。叙事是朴实的抒情，当诗人把生活经历按照编年或者地理志形式谱写出来，就是在纪念那些不可遗忘的瞬间体验或者过程体验，也就意味着以心理感受和记忆建构自己的时间之轴和精神高地。反复记述从军历程和心路，构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从军征；从更高的层面看，像刘立云这样的军旅诗人都因为其工作环境的明晰变化而形成不同的个人编年，也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典型特征之一。这样的经历使他自觉远离“将诗歌导入一个狭隘的、孤芳自赏的小天地”，不仅源于对惨烈而壮阔历史的体认，更出于对诗歌意义和价值的体认。

诗人反复编选的诗篇，就是他不断想呈现的声音，自然反映了他念兹在兹的感受或者追求。《内心呈现：剑》《烤蓝》《高地》《河流的第三条岸》对于刘立云来说就是如此。前几首具有鲜明的军旅背景，而《河流的第三条岸》虽然只着眼于黑龙江，却可以看作当代边塞诗的一个特殊范本。“他们那边叫阿穆尔河，我们这边叫黑龙江”，一物而两名，两个短句并列却不分行，显出平行对视而又隐然隔离的态势，国与国的现实关联与历史关联豁然而出，对于军人身份的作者来说就更加微妙。从江心古城岛眺望雅克苏，河流能“看到我内心凄楚”，蕴含了复杂的历史况味。黑色水流被比喻成一方水墨：“它留下的白/有如铁被磨亮之后，隐居在自己的光芒中。”这里的留白是江水偶尔泛起的浪花，是国土往复竞夺的象征，是界河暗示的戍守岁月，是前人给后人留下的拷问，所以水与铁形成黑与白的另一重象征，象征岁月之逝如斯夫，其中的铁血意味始终难掩。铁被磨亮暗示着锋刃如霜，以其不用而显出镇国长安的大用。

刘立云首先是从战争与民族生存的层面思考，然后从国家博弈的层面思索，这是其诗歌政治的重要内涵。这与他对战争的态度有关：“面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果我们的诗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可能难逃苍白的命运。”①他不仅关注现代中国军旅诗歌，还广泛关注现代世界各国著名诗人书写战争的诗篇，而且从地缘政治对弱小民族的生存影响角度展开思考，所以他推崇萨克斯、布罗茨基和阿米亥，强调他们“从自己的现实境遇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在刘立云看来，诗人对战争发出的声音，是唤醒人类良知的声音，“就应该是大地的声音、天空的声音、生灵和草木的声音”②。

以词的锋刃测试生命的高度

诗人努力捕捉甚至固化那些介于物象与感觉之间的微妙区域，以涵括现实观察与历史回溯以及各种传统声音的混响，因而往往拥有“现实/历史/自我”三者合一的个性化体验，毕竟诗歌既表达对世界的发现性认知，又是诗人安置自我灵魂的空间，其“意指”特点和“栖居”色彩是诗人的追求，为了实现这多重感受的叠合充盈，常常要借助静思默悟得来的合宜词句，形成自己的语法，对于刘立云来说，就是“以词的锋刃测试生命的高度”。

刘立云的诗歌语言多呼告、告白而非独语，多描摹现实而不是冥想或“虚构”，多用明喻、排比形成叠波连浪的气势，升腾不已而情感浓烈如花如酒。《歌，或者赞美》首先采取呼告的方式，“唱个歌吧！”抒情从高音区开始。“雷霆”“大河”“山呼海啸”谱出极为宏阔的气象，与士兵齐声歌唱的场景正相呼应。在这类诗歌中，刘立云多用明喻排比的方式，“就像一座山怒吼着，咆哮着/撞向另一座山；就像一群烈马撒开四蹄/在原野上狂奔，踏起漫天烟尘/就像德沃夏克用重槌和弓弦，用震颤世界的/铜号，喊醒一片沉睡的大陆”。在连续的比喻之间，有意识采取了跨行策略，形成特殊的“连”，既节奏分明又连绵不绝，从视觉感受上升到听觉感受，融会成连续撞击而多重叠合的心理体验，如洪钟大吕反复震荡，如同他用以作比的德沃夏克交响曲。实际上，德沃夏克后期转向交响诗，努力打通音乐、绘画与诗歌的壁垒，以多变的节奏象征生命感觉的抑扬起伏，“重槌”敲击出铿锵的节奏，“弓弦”拉出心神震颤的旋律，“铜号”将声调再升高一个音节，使人感觉到“被一种力量提升和融化”。

《升腾，或者怒放》的抒情理路与《歌，或者赞美》一样，先郑重宣告，而终于呼告，因美国桂冠诗人沃伦《三种黑暗》而发，思考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与恐怖后果：“必须剔除这两个词里的浪漫部分/抒情部分。因为它们现在是/猛烈的，残酷的/光芒万丈。”对于关键词内涵的释读重在其“矛盾”，外在形象“光芒万丈”，其本质却是毁灭性的，这是“蘑菇云”视觉可观却令人恐惧的根源，它带来的是深入每根青草、每片树叶的“疾病”，解构了“光芒万丈”的浪漫。毕竟这威力巨大的物是人为的，结尾的呼告也就更加发人深省：“但是世界啊，人类啊/你究竟要爬得多高，摔得多惨/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命运？”既不否认其积极作用，又直面可怕的后果，最后上升为对“我们自己的命运”的审视。以《核殇》作为这组诗的总题，从汉语的词源学角度来看，“殇”意味着尚未成年，喻示文明可能遭遇的夭折，忧患色彩显得更浓。

当令人心情沉重的“历史”退隐到远处，时间轴一下子变得细腻起来，于是四季和晨昏就被点亮了细节，日常生活的丰富质感、细节使人的心灵擦拭一新。刘立云注目日常的感兴之作，柔和而不失阔朗，显出对语言的别一番体悟和琢磨，虽然背景多为山川旷野，却不以乡土抒情为旨归，而是以“大地”为根基，讲述自己对于“万物”的体会，仍然心仪于一种处处皆在又大而无形的东西，仿佛他的诗歌就是为了使万物深处那个庞然大物显形。“早晨我去河边洗脸/不慎滑倒，木桥上薄薄的一层霜/告诉我河面就要结冰了，从此一个漫长的季节/将不再需要渡轮。”（《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瓶水之冰的典故被转化为木桥薄霜，而河边洗脸的真实情境使得可能枯涩的道理变得亲切起来，四季演替瞬间照亮了个人生命史。更为重要的是，“早晨”是一种类似于中枢点的时间设置，衔接了夜与昼、秋与冬，其过渡性恰显出世间万象各有启示的生生不息的特点。局部的描景状物不过是诗人兴之所至的留痕，其诗语所想达至的，是生命感觉的细腻丰厚，是精神飞扬的超拔高度，是陇南宕昌雾中陡然发现的神女峰（《给一座山峰命名》），是荒沙敲门的兰州“忧郁而苍茫的灵魂”（《钻石》）。

看见真相的“第三只眼睛”

每个将灵魂融入诗歌的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仿佛生出了与众不同的眼睛。刘立云就有这样的自信，甚至说自己眼睛里有“毒”，无需更多，只需要一行诗，“我就能看见你的骨头”。这可以称之为审美的“偏执”，甚至可以从中窥出隐秘的精神谱系。

《眼睛里有毒》似乎记录了个人写作的遭遇，也使人联想到七月派诗人阿垅的《无题》，“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不过，阿垅的自信缘于那个时代的理想，刘立云的自信缘于南方浴火重生的战场。“多年前我在垃圾上爬坡/在白天展开的纸张上/独自看见黑/大师们喝令我退下/我说不！我的双脚不是用来退下的/我的思想也是/他们又说，那你就站着吧/那就读着，写着，寂寞着/等待在某一天庄严地凋谢。”回望是常见的书写姿态，回望聚焦之处显出书写者的格局与视野差异，缘于回望立身之处确立的时间轴和诗人的自我面向。刘立云的诗歌喜欢选择具有临界色彩的时间点，如凝霜的早晨或者突然到来的生命弥留之际（生与死的过渡），这就使得季节更替在“更换”与“代替”的层面上意味深长，并且使得诗歌具有了通过时间探索生命甚或意义的倾向，以这种临界点展开其时间轴，向前追溯便是再次触摸自我，必然指向消失或新生、放弃等命题，因为其中蕴含着事物变化的源泉，更蕴含着复杂的情感秘密。

“在垃圾上爬坡”意味着徒劳的写作尝试，“独自看见”却被“大师”喝令退下，折射出可笑又可怕的权威存在，反衬出“独自看见”固然难，言说“独自看见”更加艰难；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一句可见骨头的自信。在刘立云的诗中，“南方”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绝非一般人吟咏引用的诗意江南，而是一段战火岁月，“那年我从南方归来/见过碑石辉煌/当着青草绿树和盛大的落日/我也发现我比以前更聪明了”，对生与死最直观的体察使人“聪明”，毕竟“碑石辉煌”与青草、绿树、落日构成了生命意义的两极，二元对立思维虽然简单，却往往能够最有效地还原生命的真相。

对自我生存真相的发现和对世界真相的发现需要同样的眼光，刘立云将理性自知的“我”与始终仰望的蓬勃伟岸的“我”融通互文，以个我之力彰显群体伟力，而又屡屡以微小的个我去审视历史和现实中群体庞大的力量。是审视也是透视，是仰视也是俯视，多元视角的错综不仅形成超现实表达，也使得自我与现实形成了多重互涉关系。“即使依恃着钢铁，即使依恃着/我身后优美的山川、河流和草原/我也将在火焰中现身，展开我的躯体/就像在大风中展开我们的旗帜……”（《火焰之门》）当山川河流和草原在我身后，“我”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当“我”在火焰中现身，就是群体之我了，或者说洋溢着群体力量感的个我，很像戴望舒的诗句：“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以“我”的微细感觉去揣想我们的宏大磅礴的力量，不仅凸显了思辨之我，还确立“我”与时代共鸣时的仰望姿态，就像《我这样理解人民》所写：“如果我漠视大地，拒绝做一粒卑微的/沙尘；如果我用自己的喉咙，发出/乌鸦的嘶叫；如果我孤傲自负，形单影只/像飘雪一样健忘，那么我恳请你把我/删除！就像你在田野里删除一茎稗草/就像我在电脑中删除一个病句。”以山川草原作背景和愿意成为大地的一粒卑微沙尘是同样的精神姿态，前者因为自觉融入伟大而感知伟大，后者因为感知自我微小而感恩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