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考：妻室、荔枝与疾病

任何时代，诗人都是在主动或被动地抒写他们自己及同时代人的生活，然而生活并非不言自明，甚至从社会群体的圈层来看生活又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公共性、地域性、阶层性、差异性甚至意识形态性。生活一旦进入诗人的文本世界就可能会发生极其明显的心理反应和情志效应，而生活进入文本的动因、渠道更是因人而异，诗人的阅历、襟怀和文体意识、写作技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既包括私人范围又涵盖了公共领域的生活与大事件。这自然涉及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作为诗人这又涉及生活经验如何在写作过程中完成转化和提升为时代经验和普遍经验。以饮食、疾病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在杜甫诗歌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特别提出的是，杜甫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同样地，这一点并不足以涵盖全部的杜诗，但其重要性，却也不下于别人所指出的其他各点。甚至所谓的写实倾向与口语色彩，都可以包含在日常生活这个范围更广大的项目之下。个人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杜甫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传统的基础。”（吕正惠《诗圣杜甫》）

当我们从“大历史”转向“细节史”，从“事件”转向“日常”和“个体”，时代和现实总是要具体化和分化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时呈现出来的杜甫形象会更为日常、丰富、真实、有趣甚至不乏分裂的一面。而以往的研究和接受所塑造的杜甫形象却并非如此：“宋代以来，人们对杜甫的接受严重偏向他忠君爱国的‘儒家’品格一面，就像‘一饭未尝忘君’这个说法所概括的那样。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形象并不总是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兴趣。那个轻松、古怪、有趣的杜甫，在世时以其‘戏题剧论’著称，几乎完全消失在了从他去世后直到今天被世人套在他头上的光环里。加在杜甫身上的道学圣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到了20世纪，由于和爱国主义以及‘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无缝焊接在一起，增添了更大的分量。”（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言》）换言之，与日常生活状态相关的性格（癖好）、习惯、饮食、酒茶、家庭、工作（上朝、值班）、朋友圈、艺术（书画、音乐、舞蹈）、出行（壮游、访友、贬谪、流徙、漂泊）、节令、自然、梦境、疾病、死亡重新激活了一个真实、繁复、矛盾的生命体意义上的杜甫。

隔着1200多年的时光，我们更为感兴趣于杜甫及同时代诗人的日常生存环境，包括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如果没有杜甫这样的日常化、生活化、世俗化的诗人，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就会遇到诸多障碍。“在杜甫之前的诗歌传统中，诗人们是习惯于把特定的东西放在诗里，其他不会写，一个诗人只会写今天怎么喝酒，今天怎么去寻访古寺，看到今天书房的纸笔等等，但这个诗人不会写我今天画怎么画，菜怎么种，怎么扫地，怎么打理园子，这些都不会写，日常的世俗经验，在杜甫之前很少进入诗里。但是杜甫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侧面放到诗里，选择性地放到诗里，看看这1500首诗，就感觉杜甫是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全部生活放在诗里。”（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全唐诗》咏物诗有数千首，而其中杜甫的认知能力与广博见识令人称奇，他几乎可以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者。与此同时，杜甫关于日常生活的体物写志能力、赋形能力完全超越了同时代诗人——包括李白在内，甚至后世诗人谁能够与之比肩也未可知。行旅、卜居、烧饭、饮酒、患病、种菜、植树、灌园、种莴苣、收水稻、吃荔枝、摘枣摘梨摘苍耳，乃至有人送菜、送瓜、送酒食，杜甫都统统事无巨细地写进诗中。因此，杜甫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按编年来阅读的唐代诗人：“当我们按顺序一首一首读他的诗时，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杜甫最平凡而又最不平凡的一生。”（吕正惠《诗圣杜甫》）

显然，杜甫织就的编年史既是个人生活的又是时代风物意义上的。“大历史”与“小人物”相互交织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理解杜甫的一个必要入口。

甚至在杜甫这里，生活会被提升至艺术的范畴和高度，这也正是唐代诗歌文化的重要性所在，比如我们通过杜甫可以知晓唐代瓷器的烧制水平，这里以成都大邑白瓷碗为例：“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关于蜀窑白瓷，杜甫在诗中通过胎质、声、色予以传神的描述。《景德镇陶录》（卷七）对大邑白瓷有所记载：“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甫等唐代人使用过的那只大邑白瓷碗穿过一千多年的时光通道向我们传递过来，里面盛的是曾经繁华的历史、战乱的黑暗、生命的虚空：“邛窑，还在大邑掩埋一段精致时光 / 瓷碗，早已从你的诗句里脱身而出 / 在草堂唐代遗址随秋风，游走 / 锦城的闲时，与雨的优雅 // 1200°的火，无法虚构 / 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土 / 如果触摸，它的温润 / 会从碗口紧缩，点燃那一片血红记忆 // 如果轻叩。像是白玉一样的女子 / 发出清脆的哭声，你深沉地哀求 / 一旁老皇城的砖卸下伪装的笑容 / 我也一脸惊愕 // 隐藏在皱纹里的那些句子 / 承担了太多时局的变化。在溪边漫步 / 我更需要溪水先安静下来 / 给这些烧痛的土，退退烧”。（彭志强《烧痛的土》）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是，杜甫是在唐代全面开启了写作日常生活的开创性诗人，他的世俗化的诗让我们异常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唐代丰富多彩而又光怪陆离的生活现场及诡谲莫测的时代剧变，感受到大唐由盛转衰过程中具体的个人遭际及日常生活的衰变。“所谓日常生活的诗并不只是题材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般的诗虽脱胎于生活，但似乎总是崇高的，似乎总是高出一般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诗则不然，它所描写、所歌咏的几乎就像一般的生活，它是在一般的生活之中体会出情趣，体会出诗味来的，它并不显得特别‘高尚’，但它总是亲切宜人。”（吕正惠《诗圣杜甫》）

确实，杜甫的诗歌携带了大量鲜活的生活气息，而历代的研究者也总是希望从杜甫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传奇故事和微言大义来。

关于杜甫的妻室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杜甫一生只有杨氏夫人——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成亲，而妻子比杜甫要年轻十岁，即722年出生。杜甫写给妻子的《月夜》已成千古经典，“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在诗中往往称妻子为“老妻”——实际上为“少妻”，可见共患难夫妻情感之笃。“安史之乱”给这个家庭也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别离和灾难，正所谓“乱世造飘荡”“妻子隔绝久”“家书抵万金”，所以难得的一见却比梦幻还要恍惚：“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其一》）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妻子的地位在诗歌中予以巨大的提升，而古代诗人对妻子的态度在诗文中（“赠内诗”）基本上是漠视的或轻描淡写地处理——比如与杜甫同时代的诸多诗人都是如此，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往往是欢宴上的歌妓。由此，杜甫抒写妻子及家庭生活的诗已经改写了唐代诗歌的传统，而杜甫在诗中对妻子的情感表露已经说明一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改写了传统诗文中妻子和家庭生活的附属位置及抒写者与被抒写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杜甫的这些诗篇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深深地打动我们，就在于他情感中将妻子所置的位置与人不同。我们透过其诗可自然感受到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无缘的，其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这种从杜诗中反映出来的对其妻子的认识（价值观），与他诚实地做人及真诚的一生相连，也是杜甫文学在今天仍不失其光辉的理由所在吧！”（笕久美子《“赠给妻子的诗”与“爱怜妻子的诗”》）

杜甫窘困、动荡而多病，这也使得妻子跟着受苦又四处漂泊，这可以从一件小事当中得到印证：“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云仙杂记》）这里提到的夜飞蝉是唐代女性的装饰品。

当代学者王辉斌先生认为杜甫的妻子杨氏去世于大历元年（766年）秋前，以此推算的话杨氏去世时44岁。关于杜甫妻子去世的时间，元稹（779—831年）则给出了一个答案：“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而终。”（《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按照元稹的说法，杜甫妻子去世时间在大历五年（770年）左右，两人共度了约30年的时光。王辉斌认为杜甫于大历二年在夔州又续弦了一位卓氏：“杜甫在杨氏卒后的大历二年，于友人薛十二判官的撮合下，续娶了一位夔府当地的‘新寡’卓氏。”（参见其《杜甫妻室问题索隐》《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杜甫〈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破译》《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再谈杜甫的婚姻问题》）。这一惊人说法自然在学界引起了激烈反响和巨大争论，比如李君鉴的批驳文章《杜甫在夔州丧妻再娶论据不足——与王辉斌先生商榷》。杜甫在《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一诗中提到过上面争论文章中涉及的这位卓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门扃。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客来洗粉黛，日暮拾流萤。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老夫自汲涧，野水日泠泠。我叹黑头白，君看银印青。”

甚至还有人提出杜甫是否纳妾的问题。“研究文学现象，一种主要依靠主观猜测，并无铁证的新说法，如果它不但不会导致什么积极效果，反而会破坏人们心目中原有的美好形象时，我认为，就需要慎之又慎。否则，就跟一些小报娱乐版记者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有什么区别了。”（丁启阵《杜甫字子美》）

二

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年）开始从秦陇流寓巴蜀的近9年间，在流散、躬耕和交游之间写有大量的关于蔬菜、水果等食物的诗，比如“翠柏苦犹食”“常餐占野蔬”“畦蔬绕舍秋”“庭蔬尚在眼”“自足媚盘飨”。这既与杜甫不堪的生活境遇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有关，又与他“多闻”“物与”“广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的视野关联，正如杜甫所言：“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就蔬菜和水果（果树）而言，杜甫诗歌中涉及的就有莼菜、薤、薇、葵、藜、蕨、芹、山药（薯蓣）、芋、莴笋（莴苣、脆琅玕）、韭菜、锦带（莼菜）、芜菁、槐叶、蒲鸽（一种青瓜）、笋、樱桃、桃、赤梨、杏、枣、柰李、橡栗、荔枝、葡萄、枇杷、杨梅、橙子、柑橘、柚子、松子等。杜甫写到的酸涩病态的橘子，实则是在对应自己困顿的寓居生活：“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病橘》）其中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赠卫八处士》）形成我们对唐代日常饮食的直观印象，乃至宋代的刘允成还直接套写了杜甫的这首诗：“杜老情何恨，东风夜雨春。炊粱留客款，剪韭荐时新。”（《夜雨剪春韭》）甚至杜甫还提到了葡萄，尽管其时葡萄已经在长安地区开始种植——比如唐太宗在禁苑专门开辟出两个马奶葡萄的种植园，但葡萄并不是普遍性的水果，而是比较珍稀：“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由杜甫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西域文化与大唐文化的交流。杜甫还非常详尽地写到莴苣的种植过程：“堂下可以畦，呼童对经始。苣兮蔬之常，随事艺其子。破块数席间，荷锄功易止。两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苋迷汝来，宗生实于此。此辈岂无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毁。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该诗前有序文予以进一步交待：“既雨已秋，堂下埋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苋青青（独野苋青青），伤时君子或晚得微禄，轲不进，因作此诗。”杜甫提到的薤，为百合科葱属多年生鳞茎植物，一般在农历的七八月份种植，其鳞茎就是我们常说的藠头。薤具有比较高的药用价值，有消食、防癌的功效。薤还与隐者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比如三国时期李孚的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兴平中，本郡人民饥困。孚为诸生，当种薤，欲以成计。有从索者，亦不与一茎，亦不自食，故时人谓能行意。”（《三国志·贾逵传》）乾元二年，杜甫流落秦州时，阮昉隐士曾送给他三十束薤菜，饥寒交迫中的杜甫感怀涕零而无以为报：“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甚至杜甫还曾向族侄杜佐求取薤菜：“几道泉浇圃，交横落慢坡。葳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三》）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喜食薤菜：“今朝春气寒，自问何所欲。酥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岂惟厌馋口，亦可调病腹。助酌有枯鱼，佐餐兼旨蓄。省躬念前哲，醉饱多惭忸。君不闻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白居易《春寒》）唐代饮食有时是将薤菜作为蘸食的佐料：“佐以脯醢味，间之椒薤芳。”（白居易《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