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怒现实”的多样态化叙述
作者: 苗霞雷平阳唱响诗坛是21世纪后的事情。2005年诗篇《澜沧江在云南兰诺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在诗坛引起反响,2006年出版首部诗集《雷平阳诗选》,次年凭借该诗集诗人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2009年第二部诗集《云南记》出版,次年该诗集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至今雷平阳崛起诗坛二十余年,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那么,该如何指认他的诗歌意涵?抒写主体时而用冷峻的面孔俯身直击底层现实的生存挣扎,时而用虔诚的目光仰首眺望幽渺高远的无限虚空,一俯一仰又均被诗人采用“陈述”的语式呈现出对世界和诗的思考。当然,云南边地奇异、雄阔的自然风光,炽烈、虔诚的宗教信仰,人鬼情未了的习俗文化生态,是雷平阳诗歌的艳异色彩。这不是涂覆在文本表面的一层浮色,而是从内部深处折射出的声色光影,它象征着一种精神气质:粗犷、刚烈、勇猛。简略而言,惨烈哀痛的现实经验抒写,吊诡虚幻的灵智(灵幻)空间(宗教和巫术交感而成)营造,奇幻术魅影下的叙述语态表达,山高林密、岭谷相间的边地风光及与中原大异其趣的文化习俗展现,这四大板块的审美特征相互碰撞、相互濡染,交互的碰撞、濡染既改变对方,又被对方所改变。雷平阳诗歌的艺术能量不是这四要素的总和,而是它们的乘积。
上述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已成为评论界对雷平阳诗歌的共识,既有对诗人创作题材的论定、艺术手法的探析,也有特定地理美学的阐发。在此共识下,对之的解读还可以再往细处深处推进。譬如,从精神现象学上探讨这四要素在诗人创作思维中如何发生相互作用;云南,在这个更“地方化”的世界,其地理美学在诗歌文本中有哪些显在与隐在的呈现。还可以把雷平阳诗歌放在宏阔的当代诗歌史上进行梳理,如,雷平阳诗歌的叙述性与90年代诗界的“叙述性”,在具体表现形态上的差异何在,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雷平阳诗歌的“苦难哲学”抒写是如何参与到时代的精神共同体之中的。在这些问题意识中,还潜伏着一个最根本的疑惑——雷平阳是用何种艺术手法来“激怒现实”的。
“怎么写”——语言修辞、形式结构的驱动力来源于何处?在写作技艺上,雷平阳重拾叙述并使之在21世纪初的诗坛上熠熠生辉,一种朴素的艺术手法在雷平阳炫技般调遣下怒放出了它魅惑的丽容。在90年代,“叙述性”得到大力倡导并实践,和抒情、思辨形成诗人的综合性才能,重新把日常生活经验暧昧含混的复杂性、多维性引入到诗歌里面去,有力实现了对于80年代诗歌界浮夸风下虚假抒情的拨乱反正。雷平阳的叙述是一种根本性的诗学方法,它支起的绝非仅仅日常生活经验,而是诗人全部的诗学经验——现实经验和灵异诡事、心智想象和情感观念,并且调动起诸般叙述手法、技艺来营造诗性感受,扩张诗性空间,把叙述学和诗学自如恰切地融会。
《存文学讲的故事》巧妙设立多重叙述视角以有力打开诗歌内部的空间张力。“存文学”:故事第一层级的讲述者,尽管现实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哈尼族作家“存文学”,但一旦进入诗性虚构,这三个字组成的能指链背后总有着模模糊糊的漂浮物。“存文学”讲故事是文本第一层级的内容,“存文学”讲述的“张天寿”和一只八哥的故事,作为文本第二层级的内容,也即文本主体内容。但“存文学”只在题目中出现一次,文本中全无影踪,恰恰如此,“存文学”引起读者不息的思索和追问:“存文学”是谁?他和“张天寿”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存文学”讲述的时候,情感的投入度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不要忘记,这首诗还有一个暗含的叙述者诗人雷平阳,他也许带着非常吃惊的态度把这些记录、整理下来。一个自然的叙述者,一个震惊的叙述者,这一切提醒读者在投入和距离、审视和认同之间反复掂量。故事结束了,但诗性的追问仍经久不散。
雷平阳尤擅长重复性手法的运用。《澜沧江在云南兰诺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是由重复套重复或重复连重复组成的复合体。这种空间性重复自然流转,到《杀狗记》《八哥提问记》中,就转入时间性重复,不,不再是打滑一样的重复,叙述的重复一步紧似一步,一步深似一步,步步走向高潮,一境转入一境,情感也同时在这种转境中逐步强化,借着重复回增的笔法刻画。叙述的身段一节一节地把握得非常周到,使得全诗节奏有一个层层加码迅速冲向顶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重复即“层递”。因为一种重复性手法的运用,《杀狗的过程》极致化呈现出了屠狗行状的骇人、血腥、泪目,诗篇末尾的“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那痉挛的脊背”纤毫毕现的即视感使读者的心房战栗不已。在《八哥提问记》中,八哥6次重复性地提问“你是哪个”,引出李家柱6份不同的回答,每一次回答都会将上一次的线索拉长伸展。所有的重复叠合起来,表现出这一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云诡波谲的历史语境(十年特殊时期、知青时代、集体经济时期的接班顶岗、经济改革大潮中的下岗失业)中的畸变,把一份吊诡、荒诞、残酷、绝望的人生逐层逐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雷平阳最鬼魅之处在于叙述的寓言性。如果说《昭通旅馆》《故乡的人》《战栗》等诗篇是诗人赤脚走进现实,通过描述现实来使现实出现裂缝,《养虎》《孤独的老和尚》《杀狗的过程》《杀鳝记》等则直接写作寓言以隐喻、象征着现实。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寓意魅影重重,有效减轻了叙述带来的滞重和沉闷,并托举其上升飞翔。一个前提或一个情节的假定把《养虎》带入了寓言的世界,这首诗的寓意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吗?还是说人类一旦堕入欲望之门,就如同羊入虎口,因为欲壑难填?还是悲叹人性中“高过生死的欲望比万物/还要古老,还要持久”?这些看来似乎既不更接近也不更远离文本的寓意还可以无限延伸、扩充。《孤儿的泥塑》,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开始叙述不久即迅速转入寓言的王国。泥塑在颠簸的马车运输中散碎一地,最后裸露出“绑着稻草的人形松木支架”的本质,这个过程也即孤儿信仰破碎的象征。何为孤儿?失怙失恃为孤。天地间孑孓一人,最后的、唯一的心理依靠和慰藉寄存于泥塑之上。泥塑之解体,意味着人存于世间,彻底无所依靠,被一切所无情放逐,该诗是托寓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中,人彻底原子化,还是在吁叹人类信仰在虚妄的外表下实则不堪一击?
孤独的老和尚
常常听见书卷里有人独白
死去的人比活人更关心现实
偶尔,也听见墙壁里
传出声音:“被砖头挤碎了骨头,但没有了
痛感,也失去了抱怨之心。”破壁之说
局限于剑花朵朵的勇士
丙申年七月十三日,在一座寺庙躲雨
孤独的老和尚,一脸的落叶
告诉我:“我每天还在诵经和度亡
但人们以为我死去很多年了。”
反之,寺庙外的死胡同里
曾经住过一个老年刽子手
死去三十多年了,老和尚还一口咬定
刽子手不会死,那人还活着
每天拂晓,提一把屠刀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
该诗以三个时间状语“常常”“偶尔”“丙申年七月十三日”为引,分别指述出三帧事例(心理层面和经验层面)。姑且不论其中的虚拟和想象。“常常”引导的首句给诗篇的情感观念定下基调——在关心现实方面,死去的人比活人更有热情。言外之意是当下对现实的关注已成为一种稀有品质。接下来的“偶尔——”一句对上述情感判断与认知命题做出原因探析,“破壁之说/局限于剑花朵朵的勇士”,关注现实,需要一颗勇猛刚烈之心。在一个极端平庸化、功利化的时代,它显得稀缺罕有。在情感倾向、观念认知已做出判断的情况下,“丙申年七月十三日”引述出一次偶遇事件。在世人看来,斋在深山老林的老和尚已“死去很多年”。而在老和尚看来,“死去三十多年”的“老年刽子手”仍活着,“每天拂晓,提一把屠刀/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这一死一活的悖反性认知表达出:信仰在当今已失却世人普泛的认同基础,成为“一个人的孤独事业”,而恶却不会轻易消亡。字里行间隐伏着诗人的忧虑:没有对死亡的敬畏,如何能够珍惜生之意义?没有对善的信仰,又怎能镇伏,乃至荡涤人性之恶?
总之,雷平阳调动各种叙述策略和技艺、叙述的寓言化、灵异化的叙事来“激怒现实”,强化了叙事的及物性——
激 怒
我稍不留神就会激怒现实
就像顽皮的孩童
在动物园激怒笼子中冷冰冰的巨蟒
它发疯似的卷动身体的圆柱
把为它堆砌的假山一一拍碎
那张开的血盆大嘴里,吹出来一阵阵
地狱的凉风……
而事实上,世界末日远未到来
孩童只是朝它腥臭的铁笼里扔了一个鞭炮
或者用手中的树枝
轻轻地戳了一下它的七寸
对于现实生存和生命之重,真正的艺术从来就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举重若轻。诗歌必须有重力,但它却有轻的秘诀——把存在之重转化为语言之轻。雷平阳举重若轻的艺术法宝是叙述手法。他的叙述既能一锄头一锄头地掘进现实的土地,又能一筋斗一筋斗地翻转向象征的天空。轻与重的辩证法在叙述性的各种手法手段、在字里言外、在显意隐曲中发挥着神奇的魔力。对于叙述,诗人每一分力都用得恰到好处,都能扣住现实的命门,打在现实的“七寸”上,以四两拨千斤的叙述功夫激怒现实。激怒现实的雷平阳获得了这样的高评和赞誉:从诗歌精神上,他承接了杜甫那种对现实尤其是对生存的关注和表达,对苍生大地的悲悯和怜恤。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