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随笔二题

诗是对“自然”惊奇，诗是深感“日常”

 之神秘

在读湖北诗人李汉超作品时，遇其中一首《柿子树》，深感有趣：

我停止了看书

去看柿子树

树上结满了柿子

黄的，尚未熟透

我似乎发现了这棵柿子树

的秘密：它只结柿子

而不结其他的果子

十多年过去了

每年结出的都是柿子

当我确认这个秘密时

树上所有的柿子

像打开开关的小灯笼

一下子都亮了

柿子树自然只结柿子，不会接别的果子，但是，我们问过这是为什么吗？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曾言：“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尽然存在。”世界竟然如此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秘密”！谁能对这样的“秘密”发问？那些对此“秘密”发问的人有福了！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少对“自然”发问，因为“自然而然”、自然本就如此，何必发问？《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什么？本来应该深究的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却因一句“道法自然”而终结了。“自然”的背后又是什么？英国的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竟然思想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牛顿正是这样被这个发问祝福的人。美国莱特兄弟（Wilbur Wright，1867—1912；Orville Wright，1871—1948）从鸟的飞行得到启发而发明飞机，人们将作为机械的飞机视为人类伟大的发明而惊奇，但却从未对鸟在天空飞行而惊奇。

在将“自然”仍然视为被造物（“自然”不是Creator，而是Creation）的文化中，就有人会对自然之存在而惊奇。故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诗人李汉超在这里惊叹“世界竟然如此存在！”我真的很意外也很欣慰，因为这是人的智慧的一个开端，他可能由此会去探寻超越人世的更大的存在——世界为什么竟然如此？如此奇妙的世界，其背后是因为有更大的智慧存在吗？无论如何，我看到了因来到这个开端，诗人的心灵之灯似乎突然明亮了：那些柿子如同“打开开关的小灯笼”，这种修辞是一种移情：其实是“我”的心亮了，故“我”面前的物也是亮的。

这首诗的意趣关乎存在的秘密，看得出诗人日常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故此诗读起来平常，但细细思量，非常让人震撼。诗人深谙写作上的举重若轻之道。我也想起另一位在四川的诗人野川的诗作。他的诗中，亦有对“自然”的惊奇——诗作《坐成一棵翠绿的桑树》里边，即是这种关于“我”之存在的惊奇：“整个夏天，高处的蝉/都在嘶鸣，像在喊我/我故意不应答，是想看看/世间是否还有另一个我/从暗处，大大方方走出来/把蝉壳摘下，勋章一样/挂在胸前，然后在地埂上/坐成一棵翠绿的桑树”。

无数人写日常生活，但以我有限的视野，我只在野川这里读到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哪怕是在小区遛狗，他都能体会到这种“神秘”：

    仿佛在调整与神秘的距离

太阳未落下，月亮已升起

天空蔚蓝，亘古的对话

是朵朵白云。在小区

我一边看天，一边遛狗

两只：一黄一白，乖巧萌人

它们停停走走，走走停停

仿佛在调整与神秘的距离

这种“神秘”，首先来自人本身，当我们专注自身的存在，你可能会意识这是一个“谜”，像现代诗人穆旦（1939—1945）所说的“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春》，1942年），可惜我们太多人年纪轻轻就轻忽了人自身存在的伟大与神秘，自我降格为蠕虫般的存在。大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也曾言：“对于无穷而言，人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人就是全体，他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是无穷至远，事物的归宿以及它们的起源对他来说，都无可逾越地隐藏在一个无从渗透的神秘里面，他所由之而得出的那种虚无以及他所被吞没于其中的那种无限，这二者都是同等的无法窥测的。”很可惜，我们大多数人，既自愿地被虚无所掳，又倦怠于探寻那个作为真正信仰对象的“无限”。对于帕斯卡来说，人极容易被此“虚无”吞没，故人脆弱如“芦苇”；但人会思想，人是“思想的芦苇”，人也有“伟大”之处；但“伟大”之人，若不认识“无限”，就会“骄傲”。

野川诗的形而上品质，正来自于他与“虚无”和“无限”的纠缠。他写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有了非同寻常的“神秘”性。这种“神秘”不是关乎鬼魔、精灵，而是关乎“虚无”与“无限”，正因为后者，我们的生活有可能是——“……那种循环/简单，迷人，又深不可测”：

    窗 外

我家窗外有两棵树

我办公室窗外有三棵树

无聊的时候

我做加法，做减法

偶尔也做乘法

只有写诗的时候

我做除法，不是三除以二

而是二除以三

我喜欢那种循环

简单，迷人，又深不可测

现代诗人卞之琳（1910—2000）名作《距离的组织》（1935年）似乎是一种“元诗”，意在告诉我们写诗的根本技法：诗意的来源关乎词语、意象与所指之间的“距离”——距离过近，则诗意平常、无趣；距离过远，则诗意晦涩、读者无从把握。我读野川的组诗《仿佛在调整与神秘的距离》，也有一种“元诗”之感觉，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当代诗的形而上品质，关乎“人”与“神秘”的“距离”——当我们对此“距离”一无所知，我们笔下的“生活”则如蠕虫之存活无异，写作很难有真正的诗意；而当我们僭越了“无限”的位置，自己定义何为“人”，自己宣告此“神秘”的特征，那种诗歌看起来非常关切人的精神状况，也抒写苦难云云，事实上是“芦苇”的“骄傲”，是关于生命与世界的妄语。一首诗的境界之好坏，与这种“人”与“神秘”之间的“距离”息息相关。

诗，不是传达哲理而是递交感觉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说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我认为我最好的作品”。能好过《百年孤独》？带着这种疑问我读了这本小说，但这个小说把我读笑了。这是啥呀？就这？这个小说简单说来其实就俩字：等待。一个年迈的上校苦苦等待政府曾经承诺的养老金，“一等就是十五年”，盼望有人给他来信，然而，始终没有。

对于渴望故事和情节的小说读者，这个作品一定让你很失落，你不解马尔克斯如此赞誉此作到底何意。但几次翻阅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小说有非常动人之处，那就是他没有给我们称之为小说硬核的东西，却给我们一个软性的、弥散的生活氛围：等待。等待是需要“耐性”的，而这个“耐性”，恰恰是我们对付生活的要诀，正如在漫长的雨季里、在一堆鸡毛蒜皮之中无尽等待的上校的感叹：“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我认为这句话是此作的文眼。对很多人而言，“生活”无意义，人们需要“发明”一种意义来将生活进行下去。就像摇滚乐队《五条人》的代表作《阿珍爱上了阿强》中那句歌词：“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在这里，“生活”的一点点意义附着在“爱情”上面。而对于上校来说，“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于“等待”，那个即将要到来的信件其实是他为生活预设的，那封信到底有没有，他实在没有把握，但因为那封始终没有来的信，他的“生活”最终成立了（他“发明”一种靠着“耐性”认真“等待”的“生活”）。

这当然是个悲剧，但太多小说以故事和情节或者人物的悲惨命运来讲述这种悲剧了，而马尔克斯，却以漫长的篇幅在传递一种“感觉”：在让人厌烦的天气中，在日常生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和场景中，一个人在无尽“等待”。这叫小说？我不敢说这叫好的小说，但我想说，这才是好的文学，文学不是传达一个可以清晰把握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的语言活动，文学是借着语言和叙述来传递作者对生活的感觉的艺术行为。这种文学是“诗”意的。

反观诗歌。诗歌本来应该是传递作者的感觉（在现在的维度上）、想象（在未来的维度上）与记忆（在过去的维度上）的，整体上他试图传达一种涵括前述三者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作者这里，是整体性的（非分析性的），是难以言说的，正是这种难以言说，诗歌写作派上了用场。诗借着对感觉和记忆的描述、思维和语言在想象上的展开，呈现了一种生命经验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很多人，常常说他不懂诗歌，其实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明白诗歌之“懂”异于散文之“懂”。诗歌之“懂”不是我读了一首诗就将这首诗翻译出来：它说了什么、它结构如何——这是散文之“懂”。对于一首诗的懂，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其“硬核”的东西，而是整体性地体会其中的感觉与经验。对于一首诗，最好的“懂”，是感叹：它写得真好，但我说不出……

但是我们的诗歌教育以及很多读者、作者对诗歌的认识方式恰恰是散文式的、小说式的。我们把“诗意”简化为“哲理”。孩子们评价一首诗时，最爱说：这是一首哲理诗。但是，哲理用哲学的话语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用诗呢？我们给孩子们的古诗，通常附上白话文的翻译。叶维廉先生（1937年生）曾痛批这种对待诗歌的方式，比如我们遇到“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出自五代翁宏的《春残》），马上你就能看到译文：“人在落花纷扬中幽幽独立，燕子在微风细雨中双双翱飞。”这里的诗句和后面的译文能等同吗？前者是诗，是一种整体性的人生感觉、生命经验（孤独感）的传递，不是后面那种散文化的语言陈述的状态能够等同的。

在我看来，“诗”/“文学性”，其实首先是言语活动所体现出的一种别样的意趣、意味。从作者来说，他是主动的，他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个真实的、更内在的自我，为此他会运用与日常交际语言不同的说话方式；而从接受角度，作者所呈现的语言活动之特别，会让读者在“异样”的接受中去意识另外的内容，通常是获得关于人、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某些新的感知。当然，这种感知不是概念推演、在严密的逻辑性叙述中的哲学化的“具体”，而是蕴藉在文学性的“具体”之中。这种“具体”由对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构成。这样的“具体”叙述其目的是作者所体会到的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某些读者“具体”感知。如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j，1893—1984）所言：“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也是“诗”之目的），首先不是让人思虑“石头”意味着什么，而是让“石头”作为“石头”本身被人感知。这块“石头”，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就是我们也在遭受的“生活”。

我们阅读许多外国小说，读着读着会很烦躁，因为进入故事和情节太缓慢了，怎么那么多的场景叙述和心理、感觉的吐露。其实，这种小说在我看来，才很好地“对应”了我们的“生活”，它们真实地传达了“生活”给人的那种无尽的、覆盖性的、命运般的“感觉”。这种小说在我看来，恰恰是“诗”的。而我们的诗，绝不能写成有“硬核”的哲理性在里边的东西。

之所以说“递交”，意思是诗所言说的“感觉”，从作者到读者，始终是整体性的，如同一个物的传递，传递（写作与阐释）行为完成了，但“物”始终是“物”。当然，这是理想的阅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