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诗人，都是平常的生活者

潜思还是释放？一个人写诗的动力终究有一个原点。当写作陷入困境时，想一想初始的缘由，内心就会多些宽慰和明朗。

我把崔健当成自己创作路上的启蒙者。在那个老摇滚风行的年代，稍微不安分一点的孩子都拿起了吉他，我也是假模假样地玩了几年，写诗就是从写歌词开始的。歌词写得多了，就有了诗的样子。时过境迁，手指上的茧子早就磨掉了，锈掉的琴弦也被扔在墙角，只有断句式的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日常，让我舒坦、镇静，有安全感。

诗歌是一个巨大的造梦者。它吸附了诗者的母体记忆，又异化了与外界的来往和冲突。对于我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间奔波、失去了草原性的达斡尔族人来说，诗歌帮我构建了一个虚幻的原乡。这里没有野马奔腾，没有悠长的牧歌，但山水依然是炙热的，鸟群依然是深情的，大风依然是坚硬的，让我不再纠结于自己究竟来自哪里，也不必把走进民族的历史当成是一次艰难的跋涉。我生长的故地就是族群碰撞、血脉融杂、精神重叠的相合之地，现在行走中的疆域更是以这样的形态立体而宏大地呈现。而隐刻的文化胎记像梦里的常规道具一样，也会不时地被触发，在一些平缓的记录中不安稳地出现。

诗歌也是一个微型的发射场。我们当前的时代，新媒体承载了人们大多数的阅读空间，文学被带向了浅海。在新的语境中沉浮，诗歌被大量地繁殖，“诗人”的群落在爆炸式增长。这时更是检验诗者对诗歌是否敬畏的时刻。当写作向文学迈进时，苦是相伴而生的，爱好者可以随心所欲，浪荡无忌，专研者下笔则要更加地小心、收敛，因为文学的光泽从不浮于表面，而是冷静的观察和谨慎的抒发。诗人用文字分布的符号表达，就像画家用色彩、音乐家用音符，都是一部信号塔，在以自己的方式来传递社会的色温和气味。诗人自我的体验越广阔，越丰富，作品的信号就会越强，信息的含量也就会越多。

诗歌更是一个低噪的甩干机。诗歌让诗人有了把扁平的现实变成放射物的权利，但发散的应该是空间感而非对事物本身的赘述。我不回避倾盆大雨式的抒情和出其不意的布局，但仍钟情于把驳杂的罗列和加工省略掉，把多余的水分和杂质挤压掉，把缝隙勒紧，让情绪减负，避免被场景的前奏和浓艳的铺垫抢位、越位，诱导和牵制阅读者。文本是诗歌与诗人本体互建的模块，是诗人的独特方言，天然地表现着诗人的性情和品相。这时，每一个字词都具有元素形态，都是在为作品打桩、垒墙。和现实若即若离，才能吸附生活的热量又不至于被生活完全裹挟。减少面面俱到的书写，才能摆脱陷入诗歌散文化小说化的危险。诗歌是跳棋，是乘法，是清瘦的，是紧绷的，帮我们抖落灰尘，留下素身，保持质地均匀。

小时候，经常在梦里飞起来，然后神气地等待着别人惊叹的眼神，但梦里的人总会笑笑说：“嘿，飞有什么奇怪的。”就像《长安三万里》小杜甫的那句台词：“写诗我喜欢，可是写诗，人人都会啊。”在每一个错落的时空，我们做的可能的不凡事在别人的眼中都是平常。诗人，都是平常的生活者，但一定是在做着可能的不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