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自然写作”的潜望镜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刘不伟（《草原》杂志特约编辑）、付聪（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李郁葱（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辛泊平（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吴昊（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讨论者：杨洋（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高俊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林子懿（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景立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冯跃华、张高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李向东、陈瑾、马芸辉（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张旭彦（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王祁睿恒（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生）

整理：李向东

李建周：各位师友，下午好！本次活动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第九期，我们选取的是《草原》杂志。《草原》杂志是重要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始终身居文学现场，又能紧扣时代的精神风向。本次评刊会，我们将围绕《草原》诗歌栏目的主题设置、代际特色、地域特色和对当下诗学问题的呈现等内容，结合具体文本展开讨论。首先请《草原》杂志特约编辑刘不伟老师介绍刊物的基本情况。

刘不伟：非常荣幸代表《草原》文学月刊主编阿霞老师参加此次评刊会。我们的新栏目“自然写作”近年来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期发表了武强华、加里·斯奈德、王家新、玛丽·奥利弗等人的诗歌作品，希望各位老师对自然写作有一个新的认识。“北中国诗卷”栏目发表了知名诗人林莽、潘洗尘、李郁葱、余怒等诗人近作，他们都是从事诗歌创作多年的创作者，希望从他们的近作中来辨析近年来诗歌创作新的流变与创作向度。2024年第1期“北中国诗卷”是全国大学生诗展专号。这个专号每年都要编辑一期，为年轻人搭建展示平台，同时也为中国新诗推送全新的创作阵容。同时，我们刊发了90后、00后青年诗人，如杨不寒、黎子、王近松、张沅、郭旭升、宗昊、曹雪健等人的作品。他们都是近期非常活跃的青年诗人，其中有的还是在读的校园诗人，有些是刚刚毕业离校步入社会的青年才俊，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春的激情，看到清澈的年轻人的赤诚诗心。他们的作品有探索也有稚嫩与不足，各位参评老师见仁见智。最后，希望各位老师关注内蒙古本土诗歌创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自然写作”及其可能路径

李建周：刚才刘不伟老师强调了《草原》近些年在倡导“自然写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仅就我们讨论的诗歌部分而言，“自然写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阅读具体作品，我们会发现“自然写作”折射出内在的复杂性，比如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理论视域下，所谓“自然”到底是谁的自然？这个“自然”之中物与物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甚至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这种写作背后隐藏了怎样的诗学策略与美学观念？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

付 聪：我对《草原》杂志的深刻印象同样和自然元素相关。首先，它的封面设计、本土特征显示出与其他刊物不同的特点，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草原的魅力。其次，从作品内容上看，它也有其鲜明的自然和地域特征。优秀诗歌刊物的标准大同小异，那就是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草原》杂志可以更加突出特定的主题，如自然、自由、辽阔的情感体验等，营造出独特的风格标识。

李郁葱：我看了这次我们研讨会里选的作品，无论是加里·斯奈德、王家新的“自然写作”，还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一些诗人的青年写作，都在无形中诠释了一个写作的真正过程，就是写作要向自然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我们的精神对自然的某种沉浸。

杨 洋：“自然写作”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抑或全新的写作范式。当前，我们正处于如加拿大思想家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一个技术和媒介在发挥着艺术作用的时代”。因而，当代诗歌若想保持创作的活力与有效性，在“自然写作”方面就需要处理好不断后退的大自然与步步紧逼的人类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博弈关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现代性问题。《草原》杂志在开办“自然写作”栏目之初，就秉持着“诗是行走的产物”的思想，认为优秀的自然写作就应该是一种行走中的、“在地性”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不仅提供了更多细节的真实，还能实现对媒介化与悬空化的文学写作模式进行有力的纠偏或反驳。

张高峰：我也格外关注“自然写作”中的诗作。这些诗歌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朝向本源的生命共在和作为面向“他者”的倾听。这种“倾听”又何尝不是对于“作为他者的自身”的一种巨大倾听。“自然写作”更为根本性地触及的是书写自然的“根性”与万物所聚的“世界”，也即“肉身”化的大地与具象化的精神投射。我们看到许多诗篇物感当中的“显像”与“心象”相互交织，“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交相辉映。

贺姗姗：美国生态理论批评家格伦·洛夫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犀利地指出：“自然写作、地方文学、区域写作和自然诗歌，面对当代评论界的忽视和诋毁，为何依然能够方兴未艾？”对此他的回答是：“因为自然代表着一种高贵和值得信任的价值观，人们难以抵制地以之为标准反思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体验”。从这个意义来看，《草原》杂志所努力倡导的“自然写作”正突显了其对当下时代发展、人类命运、个体主体的关怀与关注。

高俊凯：武强华的组诗《阴山下》有着明确的地理标记，但仅对阴山地区的自然景象进行简单的描摹，这对于优秀的诗歌而言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诗人从对自然景观的观照中，能够与自然沟通，并发现自身与自然的联系，将内在的情感投射到自然中，使自然人化。诗人并未用过多繁杂的词语对情感进行雕琢，情感反而以原始情绪的形态出现，流露出一种质朴与天真，正与阴山地区朴素、自然的景观风貌相映衬。诗人通过上述路径，完成了对阴山地理空间的诗意构建。

林子懿：因《草原》杂志所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有着闻名全国的独特地理风貌，“自然写作”作为该杂志的一项“刊登正义”，就能让人更为平和地接受。在许多人眼中，内蒙古及“草原”这个名字，就是苍茫北方、辽阔原野的广角镜头。它囊括了我们对“自然”这个词语最常见的理解，即气象、地理、物产本身，狭义来看，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景。而武强华的《阴山下》、王家新的《朝向马头的方向》就是典型的采风诗、游记诗。“采风诗”采的是民间的风土人情，“游记诗”记的则是“陌异”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远方”的自然风景。相对于把“自然写作”呈现为某种“游记”的中国诗人，作为美国诗人中“自然写作”的代表，加里·斯奈德和玛丽·奥利弗则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偶尔遇到的远方的奇迹来书写。不论是把自然当成远方奇迹来调节乏味、疲惫的世俗生活的中国“游记”诗人，还是把自然当成日常生活秩序本身来解构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美国“生态”诗人，他们对“自然”的处理，都可视为一种对“梦想”的创建。

张高峰：在后工业时代恢复人与自然万物的连接，重新发现自然不可或缺的生长性，往往会成为诗人关注的重要方面。诗人玛丽·奥利弗的《在万物中醒来（组诗）》，将我们引入到万物存在之谜，以自然个体生命透视整体存在的古老奥义。她始终虔诚地怀着一颗悲悯的心，细腻的感受体察力与丰盈的语言表现力，显露出生命与创造的活力，如“那儿，水闪闪发光，稻谷在拔高。/我希望你站在那儿，远离白色的桌布。/我希望你的手握满泥土，像一种祝福”（《稻谷》）。在玛丽·奥利弗的自然书写中包含着多重世界，既有现实物象的呈现，又有心灵知觉世界的话语空间，拓展了我们对于广阔自然世界的理解。正如诗人简·赫斯菲尔德所说，“好的诗歌能够拓展生命和存在：它们从已知和显见之物向未知之物移动。”另外，久负盛名的诗人加里·斯奈德的《献给熊的歌》《这首诗献给鹿》等，也是关于后工业化社会人与自然共生的书写，也带给人们奇异的语言触动。

王祁睿恒：我觉得《草原》杂志提供的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式的自恋，表面上看在写自然，写物，但问题是，它写的是当下的自然吗？姑且不说它回避了很多自然书写中的问题，但起码我觉得它是一种自我高潮的自然。作者完全是站在一个精神制高点上来进行自然书写的，带有鲜明的自恋特征和自我霸权姿态。

二、人—物关系的重构

李建周：“自然写作”表面上看是写作题材、写作向度的内部调整，但是实际上包含着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与物的关系的结构性调整。“自然写作”在什么背景下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一关系中作为言说主体的“我”面临着什么样的精神困境？这一困境是个人性的，还是普遍性的？这一困境如何在与自然/物的关系调整与敞开中得到解决？“自然写作”的内在限度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可以将我们的讨论推向更加内在和宏阔的视域。

林子懿：作为美国诗人中“自然写作”的代表，加里·斯奈德和玛丽·奥利弗对于自我与他者（物）的关系，有着颠覆性的看法。二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偶尔遇到的远方的奇迹来书写。甚至在斯奈德的诗中，各种动物成了能够支配人命运的主要角色，人对动物施加的一切，无非是在动物的默许，也就是大自然默许的条件下，迈向生命悲剧历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点儿幸福的幻觉而已。

马芸辉：是的，不过两者间还存在细微差别。虽然玛丽·奥利弗和加里·斯奈德均以自然万物为意象，构建与世界的深层联系，但是玛丽·奥利弗的作品往往注重平凡的灵性，核心意象多是小型动物，包括在西方文化中负载不祥之色的蛇、猫头鹰和昆虫。而加里·斯奈德笔下的“熊”和“鹿”这种大型动物，更像是一种个体象征，在带有原始色彩的“狩猎”主题下，体现的是人与动物共处一个共同体的感受。当然，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呈现，都表达了作家坚决的物本伦理的立场。

景立鹏：在一个“非物”的时代，如何重新打开物本主义诗性空间的可能？如果对物的观念和内涵做一个简单勾勒的话，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实体论的物。它将世界还原为水、火、气、土等物质性元素。第二，观念的物。它认为物是一种意识、观念的产物。黑格尔将物理解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现象学则将物理解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意向性投射等。在德勒兹、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后现代哲学中则将物理解为一个流动的概念，一个在差异性中敞开的意义空间。第三，关系性的物。它在人—物关系中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物被理解为和人的生存实践相关的关系性的存在。

今天讨论的“自然写作”首先是现代语境下的物性书写，它是建立在对人文主义、技术理性的反思基础上的。对物性伦理的重新肯定与发掘，实际上是在“以物观我”的反现代性逻辑上对自我主体可能性的深层追问。当然，同样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建立在否定之否定逻辑上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实际上并没能创造出新的主体性，也许只有在物性伦理和物性民主的整体性框架中将人与物同时加以他者化的审视，才能真正找到摆脱主体性焦虑的精神密径。

陈 瑾：我注意到一种“物—我”关系的主奴辩证法。曹雪健的组诗《县城记》表面上是在写县城，其实“县城”只是诗人精神结构得以展开的地理空间。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极具陌生化的词汇和倒置的句法。曹雪健通过对空间、时间、语言、梦境、幻想、自然和象征等等元素的运用，营造了一种扭曲感。诗人无法掌控自我，抑或说自我失控。诗人以“我的形状还没被捏成”的状态生活，在“出门什么也没发生”中体味无趣和荒诞，在世相中巡视挣扎和焦虑……在这样的世界中，物体占据了主动或者说主宰地位，“我”是“物”的附庸，这种“物—我”之间的主奴辩证法才是诗人真正想要揭示的根本。

景立鹏：在现代性话语框架中，世界和万物是被支配的客观化的实体，它是可以被认识、把玩、征服和驯化的。以物观我，可以说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物本主义的逆转，旨在摒弃人的知识、文化、权力等话语的傲慢，它将物性生存和物性法则当作烛照人的现代生存的一种可能性路径，用时髦的话说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话语，或者说一种审美现代性。

吴 昊：景立鹏老师说的“以物观我”的观点，强调在“非物”的时代打开物性的诗意空间。他说的这个“物”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或者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物，它可能更是从一种哲学的意义上、艺术的意义上进行抽象的观念，它和那种及物性中的所及之“物”存在差异，但也更加具有精神内涵上的普遍性。

张旭彦：我想从空间建构这一维度思考“人—物”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空间并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指诗歌内部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基本面是被物象所填充的，甚至“我”也成了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萎缩成了物。这个向下的空间应该成为我们通往向上的空间的道路。这种空间的转变是使主体获得解放和让诗歌或者说真正的诗歌诞生的途径。向上的空间具有多种维度，无论哪种维度，都需要写作者具有超越物质世界的态度，也就是说写作者需要将自己主动与物象进行分隔，然后在可能发生的对物象的凝视中，在诗歌的外部和内部同时与物象产生距离。在这种疏远的过程中，向上的空间才可能诞生，物质性才能够成为一种路径，主体也才可能呈现出鲜明的、骄傲的姿态。向下与向上的两个空间，就是自我与他者在激荡中相互克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