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饶的云音与时间的眺望

“技术时代的诗歌书写”笔谈

从本体与功能向度而言，诗歌写作作为生存的见证与个体生命的回响，经由岁月之口赋形，无不时时闪耀着动人的光亮，触及我们生命至深处。现代诗作为一种对存在的特殊观照方式和丰满的精神劳作，与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生活世界，发生着至深的联系。张高峰的《丰饶的云音与时间的眺望》对“生命诗学”的回应，是作为诗歌写作者置身技术时代的切身感知直觉和敏锐体察，并且将关于技术时代命义的思考，引入生存关怀与存在敞开的宽阔论域，来反观诗歌本体及其语言功能。在此，论者指向的是对于灵魂超越性的辨认与确证，从而成为一种命运的承担与精神质地的保有，通过语言的创造性想象与更新，重新激活我们关于生存世界的真切感知与自觉领受。

主持人 李建周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衍变与网络兴起，拟象与仿真日渐融入现实生存，数字媒介敞开大众传媒泛化开来，而使得诗歌写作面对着别样的挑战与新的可能性。诗人文化身份的重构与诗歌审美转换的变构相交织，碎片化的断裂之中，同样蕴含着诗歌精神价值的内在延续和扩张拓展。于此驳杂喧哗的文化现实境遇中，诗歌独特的历史想象力与现实经验转化方式，成为自单向度中脱序遁逸的心灵“归家”，而以语言与灵魂的搏斗，辨认且呼应着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存在。

“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一首短诗应该同时展现宇宙的视野和灵魂的秘密，展现生命的存在和世间诸物”，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的《诗意的瞬间和形而上学瞬间》，开篇便深刻地直指诗的隐秘所在，诗歌作为生命凝为语言的晶体，它有时完成于瞬间的生命显形，而在意象的瞬间闪回中蓄积着时间幽深的波澜，诗的超时间性也正在其竭力进入的瞬间即为永恒的向度。这又令我们想起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说：“此在存在的意义即时间性。”在诗歌抒情抑或沉思的存在呈现之中，那凝定为语言形体的诗行，内部贯通着迢递而辽远的时间性，这既与当下相见证，也与过去和未来相联结，它以不可穷尽的隐秘性向我们昭示出生命置于时间之流里的“藤蔓”，乃至穿透了时间的“灰烬”。诗歌往往被视为生命之流的进发，心灵潮汐涌落间的细浪与风声，它将那些光亮与暗影相递送，作为一种缪斯女神的意外赠予，被无限地发现与形之为文，即便是废墟一片，月亮也会在此悄然升起，它以诗性弥合生存的残缺之美。同样，来自时辰的星象与存在之物，注定会被诗的沉默与言说所挽留，正如诗人泰戈尔《离散的鸟儿》所说：“鸟之歌是晨光从地面反射的回声。”于此作为人类满盈之爱的诗行，又未尝不是人与自然赞歌的辽远回声，而在黄昏或黎明之时，透过高天的云彩向我们响起。

诗往往经由形象化的物象呈现，来守护那一份轻盈而厚重的本然的沉思，它关乎现实生存的关怀，也更关乎存在终极意义上的永无尽头的追问，在时间性的张力之中，我们被其引入诗性空间的内外透视。诗以不可能的词量度生命，来收容并看护“一切被养育、降生和死亡者”（叶芝），诗作为歌吟者的宗教与全部信仰，它的超时间性正与灵魂的生息不灭的流转相呼应，在现实的阻隔里实现着心灵巨大抚慰的周流无碍。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认为“诗人根植于大地，但脚底的风云在汇集，流遍他的全身，然后通过他的嘴说出”，这也是如同诗人叶芝所说“在我心灵深处听见的声音”，诗人在诗到来的那一刻，成为语言言说的载体或“容器”，它通过诗人之口开启语言神性的大门，如林间晨曦而来的光，逾越了土地无尽的距离与空间。诗不应是生存苦难的复写，而是催动生命勃发的绿色导火索，它在语言的深处激发历久而弥新的循环往替，走向的是从时间深处而来的“灵魂拍手来歌吟”（叶芝），而与生命的光辉相映照。时间的轻盈与滞重、光亮与幽暗相交织，悉数进入诗人的心魄之耳，他必然要在这时间之水浩瀚的川流不息里，凝定自我心性的烛照与吁求，他面向的既是无限的众数他者，也只能是唯一存在的自我，词语的浮现正与心弦无边的鸣响相契合。诗作为语言的奇迹，也定然会显示出某种命运巨大错位的遗憾，我们有时不妨将其视为语言定数里必然的“错误”，它以遗失的无尽悲欢，来承受时间的重压。正如《圣经》里上帝面向亚当所言，“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尘土之中，便于诗思里蕴含着全部生命与未解之谜。诗自根底里而言，必然要面向巨大如深渊般的天空与存在之感，诗不应成为现时代风影世俗的降解，而应成为维系灵魂提升并引生命进入恒在的力量一端。

诗人默温曾于《回声》中谈道：“我们知道未来中有沉默。但那些话语会辨认出它们那未改变的故乡吗？”乡愁作为精神的负载在诗歌中积聚，它必然要深深地面向无名的消失，从而于生命的无尽感知里连向那至深的承受，诗如歌吟永在述说无名，而始终在存在现身的路上，它成为无物永在与记忆永存的矛盾融合的巨大转化之地。如同诗人里尔克将诗引入心灵，这一精神世界内在空间的呈现与探索，来化解生与死、曾是与所是、不在与仍在的分割界限，而使得万物共在彼此注息，而这也正是一种乡愁所渴望的“喉咙”，以诗来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由此那些抽象的形体也涌现为元素的幻象，在诗人的词语之中诞生，成为维系生命灵魂的一种可能，这自然使得我们想到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所指出的“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在凝视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找到的基本真实”。诗歌的出现有其电光石火般的灵感一面，而更多的是身心凝视的无限沉思所得，它来自语言的获得和显形，又无时无刻不希冀着脱离语言有限的形体，而进入一种类音乐的空无与实有相互转化之中，这是属于诗歌的内部奇妙的转化，一切诗行皆依托于词语的空间开启，而迈向了更隐秘的回响。诗人渴望于诗写之中呈现出灵魂的音符，诗从更高的感受性形体而言，也必然走向音乐性的传达，它属于生命内在的脉动，也呼应着远在诗人之外的声息。诗人里尔克在书写音乐的诗中，同样充满着关于诗与音乐的内在沉思，它有着别样的触及我们诗性思考的哲理，如“音乐：雕像的呼吸。也许：／图画的静默。你语言停止处／的语言。你垂直立于／消逝心灵之路线的时间”“你陌生者：音乐。你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心灵空间”。诗歌与绘画，乃至凝定的雕塑等艺术，从抽象于触目而见的语言颜色兼及物质性形体外，似乎不约而同地在以某种不可规约的音调，向我们的生命内里靠拢，而又全然超脱于此，诗歌在音乐的飞旋和徘徊里落定为文字的心光。当我们思考诗歌、绘画、音乐三者的巨大关联时，我们便进入了哲学的抽象，我们看到诗歌与绘画都不同程度地在一种诗性的空间里转化为简至又简的音乐的形态，当然它本身是经由繁复来达成至简的旋律形态。

诗人必然等待并守候造化之神的召唤，他既为大地与语言辛劳而作，又命定地于时间的蚀损之中抚慰生命浮沉，在诗中诗人所呈现出来的触及存在的部分，远远未能与其沉默未尽的部分相比，由此观之，我们可以发现诗对于诗人而言有其宿命的部分。诗人陈超在《话语》里是如此清晰而形象化地表达出关于诗的存在，并说出了关于诗歌的内在神秘性：“诗歌在你身边／有时又在万有之外／你们看到的／只是你们肉身的影像／不是诗本身／你们只能一点点排除错误／劳作，等待／接近它的元始”“诗不单是草的形体／更是草叶里流动的绿汁／你，不能只是看到／你得用舌头尝／让它们流入你的动脉／人类对草的理解／比不上一只幼鹿”。在对于自然生息的呼吸与注入里，我们的理解必须全然面向存在本身敞开，从单一主体狭小的国度里跳脱开来，进入更为广袤的诗性大地之中，这也是诗歌题中应有之义。它在一个日渐祛魅的技术时代里，以其残存的眷念复魅着自然万物的存在之逆旅，颂赞生命万千丰盈的辽阔与担负着日渐忧心的现代工业化命运，诗歌如同黑色骏马穿行茫茫大地，所经之处所吟唱之处死灭重又萌发生机的催动。诗便是自然的种子，追寻无限可能性的同时，带来生机与无限活力。有时我们会深刻地感知到一滴露水里的太阳，在诗瞬间的呈现里胜过一切语言，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于一体，构成着广博生命本质的存在方式，慈悲与温存、清冷与寂灭，万有之中生与死更替进入诗思，诗必然于形而上的命途领有唤醒的使命。

诗歌追寻那一声跨越无尽山河大地向我们而来的回音，也许在那田野万物共在的运行里，最终我们也成为那一道随风掠过的声音，它高于存在本身，在河湾的云图里映现。这样的回音便也是一道历经了艰难的微光，而终使得诗人的面庞披上了闪耀的光辉，在一场场劳作过后，欣悦于那天空燕子的鸣啾，诗歌有时就应是一声声燕子雨滴般的欢鸣，而将我们带回无遮蔽的原野繁茂之中。对于诗歌的体认，我们不妨如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写所说，诗人在“忍受创伤”的同时，“你必须款待爱的造访！”在遗忘的空隙里缝补记忆，词与物均被赋予了鲜润的生命，在其所是中存留，诗实现着诗人力求与生命本源的重新联结，成为浩瀚引入的居所。我们必然在一种与时间相抗衡的努力之中，聆听到诗人所带给我们的不可释怀的感念，这一份感念来自视万物生命为永恒的诗性空间呈现。我们不得不铭记诗歌这一艰难的使命，使得那些己然缺席的事物，在它们的鸣响里重又在场，发出生命的光焰与热能，这同样是诗人精神价值关怀的自然体现，他不能忘怀那些消逝而去的存在，在词语几乎不可能之中．来保有一种生命丧失的语言光辉。

诗人简·赫斯菲尔德在《诗的九重门：如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中，明确提出“诗是对存在的澄清与放大”，简劲而有力地道出了诗歌终极的本义所在。诗歌作为一种对存在的特殊观照方式，始于心灵的吁求与生命的召唤，而非简单的构词法与句式变通，从根本而言，它属于语言的创化之功，以有限的形体之思，深深地联结起更为广袤的大地与存在的空间。无疑，一首堪称拥有“创化之功”的诗的到来与生成，必定伴随着某种揭示存在的“陌异之物”的瞬息现身，远远超出了诗人动笔时的预设所思所想，于此诗人以肉身为“熔炉”，淬炼语言最具坚实度的“钢”，凝注与锻造炽热的诗行。另一方面，如同诗人保罗·策兰所言，“诗歌就是语言中那种绝对的唯一性”，我们不妨将诗歌视为一种语言的“绝对”，以语言的心象贯通心脉相连，这一“绝对”指向的是时间性存在的“绝对”与语言的“唯一性”，诗人以创造性的想象，赋予存在的意义于语言的形体，一切在语言中重新被造就。

诗歌作为语言的承受方式，必须与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生活世界，发生至深的联系，在宇宙无声的永恒运行之中，诗歌如同一束强光，在特定相遇的伟大的时刻，照亮并唤醒我们自身沉睡中的精神感知，正如诗人罗伯特·克里利曾指出：“我们将在语言中沉睡，如果语言不用它的陌生性来唤醒我们的话。”诗人王家新在文集《对隐秘的热情》里面收有《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一组个人札记》，其中曾引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深入到对于诗歌写作的严格审视之中：“我所从事的活动真是值得努力的吗？是的，但只有当来自上苍的光芒照耀着它时才会如此。”的确如此，我们的诗歌写作必须承受住时间锋芒与记忆见证的检验，它又必然要求着语言以内聚化的生命经验，来伸张与扩展我们全部的情思与远想。也唯有在诗歌的语言光辉与生命的光辉相互交织之中，我们方才与来自“上苍的光芒”相遇，由此，每一次诗歌写作与阅读，都无疑是一场生命的相遇，我们在诗中凝定最可宝贵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沉思。诗歌的审美经验历史化演进，同样也会要求着我们始终保持敏锐而开放性的诗学观念，以此不断扩大关于诗歌本身的深度理解力。

诗如火种，在语言中明澈地燃烧，同样需要持续性的语言更新，来唤醒我们生命内部沉睡中的感知，也正是置身于诗歌辽阔的存在畛域，我们的想象力与体察力，得以获得再生般的力量。诗歌写作为触及更为广阔的事物，提供了诸多可能，它呈现唯其所是与必然如此的诗性空间，诗歌作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文体话语形式，而充满命名性的动人瞬间。通过诗歌的命名与再发现，它呈现的只是其本身所渴望显现的所在，我们经由一双诗的眼睛，取消了时空的限度性与物理的阻隔，而实现了心灵的跃迁与精神性的巨大提升。诗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无疑都是一种生长性的提升，它指向我们内心的充实与语言搏斗的张力。诗人池凌云曾在诗中写道：“所有光的降临，都有其使命。”每一道语言的光线，都将伴随着生命的渴意与生长，也将承担着历史性的嘱托。从根本上而言，诗歌既是一种技艺性的语言，又是一种源自必然性的生命的内在呼应，那些触动我们情感与泪水的力量．必定寻求一种语言的形体，以对称于个体思想性的闪耀。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诗歌作为生命体验的晶体，也是面向历史生存的一种语言承担，它在泥土中生长，而负载起整个天空的飞翔，这也便是诗歌所赋予我们的不可或缺的创造性想象力。

诗歌向那些进入内心的事物全然敞开，向语言求取永恒的珍藏，也使得时间为之而片刻地停留，在一切迅疾而去的声息更替之中，诗成为记忆永存的形式，它在人们迟疑的凝望中寻回一双眼睛晶莹的泪滴，与星辰的巨蓝闪烁。诗可以如同文字的信仰绵延，也许正在于那超时间性的瞬息永在，它带来的是田野变幻的希望与辛劳的持守，和不断地在生命中飘落的深远的寂静。1991年诗人陈超老师写出了《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这一从诗的本体与功能诸方面深刻领受的诗思长文，我依然记得初次读到时的那一份欣喜，在这篇代表性的文章刊发时隔三十余年之后，我始终愿以文中结尾仿西摩尼得斯的祈告来自勉：

人们，我请你们带话去告诉诗神

我们在此工作，遵从了她的命令。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