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共振与诗学争鸣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阮雪芳（《特区文学》副主编）、慕白（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李磊（河北省作家协会基层服务部主任）、白月霞（青年诗人）

讨论者：王至（苏州大学博士生）、周文艳（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景立鹏（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冯跃华、张高峰（河北师范大学讲师），汪霖霖、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李向东、陈瑾、马芸辉（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王祁睿恒（天水师范大学硕士生）

李建周：此次活动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第11期，我们选取了《特区文学》杂志的诗歌内容。虽然《特区文学·诗》今年已经停办，不过回归《特区文学》的诗歌部分仍然保持了刊物一贯的诗歌风格。“选诗”和“十面埋伏”作为常设栏目，在当代诗歌领域特色鲜明，尤其是“十面埋伏”的诗歌细读，在争鸣中展现了当下诗歌的写作景观，从中可见创作与评论相互影响的诗意生成状况。和我们“诗歌联合课堂”明年要进行的诗歌细读直接相关。首先请《特区文学》杂志副主编阮雪芳具体介绍一下刊物情况。

阮雪芳：非常荣幸参加此次评刊会！《特区文学》创刊于1982年，是深圳第一家报刊社，也是目前深圳唯一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区文学》挖掘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为当代文坛输送了一批极具潜力的新生代力量。“选诗”和“十面埋伏”都是设立于2004年，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选诗”最开始由王小妮老师主持，当时的栏目名称叫“用最少的翅膀飞翔”，2011年改为“选诗”，至今沿袭了一贯的选诗向度，注重新人的推介以及诗歌的实验性。“十面埋伏”一直由徐敬亚老师主持，虽然栏目名称几经变易，但是其对文本细读的坚持没有怎么改变，到2017年固定为“十面埋伏”，分别由十位批评家围绕一首诗进行不同角度的批评。这些栏目既展现了开放与坚守的文学精神，也回应了刊物对当代文学的关切——如何契合时代精神、扩展文学多元维度，始终是我们办刊人探索的方向。

一、现代性的精神共振

李建周：在当代文学期刊中，《特区文学》是有辨识度的。主题发言环节，吕周聚、伍明春，包括主持人大解等各位老师都谈到了《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这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以运动式的集群方式展现了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特区文学》尤其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诗歌栏目，在精神追求上与“大展”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诗歌精神上的共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侧面，这也是我们今天进行讨论的一个大背景。在此背景之下，诗歌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当下写作的问题，更是内在与新诗发展史的。

冯跃华：深圳作为现代化的传奇，几乎每个人都对“特区”抱有一些幻想。但通读《特区文学》，我发现其诗歌创作鲜少呈现出与现代世界相关的意象或内涵，反而大多聚焦于书写自我、吟咏山水。这种书写虽不乏佳作，如大卫的《峡峪河》，但这和作为世界之窗的深圳构成何种关系？在《特区文学》中，没有呈现一个“诗歌的特区”，直面都市生活的诗歌比较稀少。当然，《特区文学》中也有一些诗作展现了现代性的视角，至少让我们摆脱了某种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终的时间幻觉，捕捉到唯有当代人才能感知的经验与景象。比如龚学敏的《舞剧》与《夜宿诸城重读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两首诗的可贵在于其中的反讽，诗人以反讽的方式揭示现实中的某种断裂。我认为这样的诗才能彰显现代诗的张力与复杂，体现强大的“消化能力”。

王至：说到现代性的缺失，我也有同感。“十面埋伏”里有一些诗作带有明显的中产趣味，呈现出“向内转”的倾向。这类书写往往强调城市生活如何在自然中寻求治愈，进而生成某种哲思，可能更关注于个人的幸福追求，像是“小而确定的幸福”。但这些诗歌既然能够在当下被写作、被关注，且吸引了一些知名诗人参与，是否也说明它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症候”？我注意到世宾老师对第一首诗的评论里写道“只有思才能让我们获得更重的东西”，这也是我对当代诗歌的一个共鸣。我们只有深入思考了．才能获得一些不仅是表层的东西。

景立鹏：整体来看本年度栏目中的诗作“挑逗”起了我的阐释欲与批评欲，这种“挑逗”或许恰是文学阅读的理想状态——将读者从沉默的日常引入亢奋、挑战、茫然交织的“例外状态”。这或许正是现代诗歌突破浅表体验、引导我们进入更深层次思考的一种方式。这种“悬置”的过程，借用宫白云《雾》中的表述，即是一种“悬浮”感，一种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晃动感。在晃动与悬浮中，语言和生命都得到了一种新的敞开与丰富。从这个角度出发，唐晓渡老师的《甲午立冬怀陈超》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首现代语境下的怀人诗，它并没有停留在忧伤怀念或歌功颂德的传统窠臼，而是从与亡友读诗这一情境入手，深入挖掘生命的本质。读残忍的诗句、寒冷的诗句、凛冬的诗句，同时也是为年轻的诗人所钟爱的诗句。似乎是在暗示，对于年轻的生命而言，死亡的严峻从未远离，正因为能领悟到这一点，才能从容地去面对这种残忍、宁静，这是对生命的内在领悟。这种对生命的沉思，反映了现代诗歌在“思”的维度上试图突破表层体验的努力。

冯跃华：现代诗歌所展现的不确定性，恰恰是通过诗歌语言的“精准性”实现的。这种精准性就像一根刺，能够瞬间击中读者的内心。宫白云《雾》的第一句，一个“悬”字，再精准不过。再比如臧棣的《詹姆斯·鲍德温死了》，这是臧棣早期的一首诗，但非常具备辨识度，这种辨识度某种程度上是诗歌的精确性所带来的。所谓詹姆斯·鲍德温死亡的肉体，“是合格的”“看上去比死还要气派些”。我们也许无法理解什么是“合格的死亡”或“比死还要气派”的肉体，但是这样的句子又是如此的精准——语言、语境乃至精神上的精准。包括诗歌最后一句，“他在雪中变得乌黑，而后／雪在他的精神中变得乌黑”，再次将语言的精准延伸至语境和精神层面。

王祁睿恒：诗歌以语言回应现代的一大倾向就是口语化，但在《特区文学》的两个栏目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割裂——尽管“十面埋伏”栏目中涉及对口语诗的讨论，但“选诗”收录的诗歌中几乎未见口语诗的身影。唯一能归为口语诗的作品是刘川的《钥匙的迷失》，这也是我认为该刊发表的一组较为优秀的诗歌，但是否出于对口语诗的真正肯定尚难下结论。从整体风格来看，借用欧阳江河“中年写作”的概念，“选诗”收录的许多诗作更倾向于“老年写作”，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略显保守，但也确实展现了对生活经历的沉淀与反思。另一类可称为“老年知识分子写作”，例如龚学敏的作品，展现了一定的自省和忏悔意识，在思想深度上进一步展现出了现代诗歌的探索性和独特性。

贺姗姗：刘川也好，“十面埋伏”里的沈浩波、雪弟和倮倮也好，都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口语诗的内在尺度，彰显了口语诗的魅力。问题在于，口语诗的界限在哪？在诗歌史上对口语诗的争议从未停止，从早期白话诗到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到后来的下半身、梨花体、羊羔体等。口语诗的存在一直使诗坛很热闹，但实际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刊物中读到的沈浩波、刘川的诗都是很不错的口语诗，以日常书写为基点，试图抵达现代生活的本质。但在网络上还流传着大量自称是诗的口语诗，它们读起来平淡如水，毫无诗意，更像是“口水诗”。在这种诗坛乱象中，口语诗这个概念还成立吗？如果成立，它的标准是什么？“口语”和“书面语”固然没有高低贵贱，但是诗歌应该是有其内在标准和边界的。也许并不存在什么纯然的“口语诗”，口语诗只有在抵达“诗”的那一刻起，才能成为所谓的“口语诗”。“口语诗”更像是一种写作方法，一种以口语来消解宏大、反抗规训、追求异质的写作姿态，只有在语言与思想双重突破中，口语化才能成为现代性书写的有力表达方式。

二、于“埋伏”处破阵交锋

李建周：不同于旧诗，新诗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和评论也是同时展开的。新诗要为自己正名，就必须借助评论，可以说新诗天然包含了诗歌和诗论两部分。徐敬亚等人1986年组织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同样体现了评论与创作的双向共振关系。诗歌和诗论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文学生态。“十面埋伏”栏目正是这一良好互动关系的具体体现。

李磊：“十面埋伏”栏目确实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让我眼前一亮。每篇解读都极为细致，十位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品评，挖掘每一首诗的语言、意象、节奏和丰富的内涵。这种多维度的解析，不仅展现了传统诗歌美学的延续性，也给我们当代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而言，栏目本身就像一扇通往诗歌深处的心窗，令人受益匪浅。尤其是一些独到的说法，更是此前从未在书上见到过。

景立鹏：“十面埋伏”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批评家联席阅读”的传统，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编辑、诗歌阅读模式，是深度敞开诗歌文本、诗歌现场的重炮。通过精耕细作式的阅读，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深入触摸诗歌的语言与精神纹理，敞开了批评话语的可能性。当然，具体到栏日本身，也存在一些让人不甚满足的地方：第一，作品选择上，有少数文本缺乏足够的阐释空间和丰富性；第二，典型性、争议性、征候性的文本较缺乏；第三，从风格上，“中老年写作”倾向比较突出，风格类型不够多元；第四，从批评文本上看，批评的立场、风格、角度还欠缺一定的丰富性和尖锐性，甚至具有同质化倾向。

周文艳：“十面埋伏”这个栏目提供了一个诗歌批评的现场，让我想起上世纪30年代，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上策划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但二者在诗歌批评的精神上有所区别，“诗特刊”的诗歌批评是真正的现场，开放、兼容、活跃，甚至不乏激烈辩驳和争论。但“十面埋伏”中的批评家，看似在批评的现场，实际并未产生真正的对话；看似在围绕一首诗做鞭辟入里的讨论，实则，不过是给它蒙上一层属于自己的透镜。

汪霖霖：“十面埋伏”栏目的名称极具历史画面感，这四个字一出，就是嘈嘈切切，金鼓迭起，剑拔弩张，刀戈相见，人马嘶鸣，一派浓重的杀伐气息。但回到栏目本身，历史的硝烟早已消散，眼前是一片岁月静好，映入眼帘的是“十面”，却没有“埋伏”。多篇评论叠加在一起，却没有产生让人兴奋和惊喜的化学反应。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栏目应该选取什么样的诗作？以及组织什么样的评论？关于第一个问题，从栏目名称的气质出发，我希望看到的首先是争议性，有争议性就需要它不能是一首已经完全经典化的诗作。而目前刊物的焦点多集中于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这一代诗人的文本无疑扎实成熟，也走在了经典化的路上，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将目光投向更年轻的创作者？如果栏目选择的是一首毫无争议的好诗，那么就要保证其多义性。它不能只是一首刚刚好的诗，而应该是个难题，值得批评家们用十面埋伏、多重战术来拆解它。第二，关于评论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栏目整体稍显温暾，对话、交锋的张力不够。或许可以尝试设置差异性较大的评论者，邀请不同文化心态、不同知识谱系和不同的生命体验的批评者参与讨论，从而造就层层叠叠的立体评价效果。

庞帅帅：“十面埋伏”专栏进行的诗歌细读，既是英美新批评的阅读方法，也是诗歌批评“圈子化”的一种体现。每位诗评家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对于诗歌的解读也具有不同的切入视角，精彩各异，但固定的评诗圈子容易导致疲劳化、模式化、僵硬化现象。《特区文学》在1980年代以先锋性、异质性著称，但从目前“十面埋伏”的栏目呈现来看，规训化、体制化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多个层面削弱了《特区文学》原有的先锋性、异质性。以第3期的“十面埋伏”为例，对于臧棣写于1980年代的《詹姆斯·鲍德温死了》的解读，十位批评家中有七人从网上查找了有关詹姆斯·鲍德温的介绍，然后再进行文本细读，最后几乎一致地将诗歌推向精神象征的意义高度。徐敬亚老师似乎猜到了学院派评论家会如何对这首诗进行解读，转而另辟蹊径：“我不想复述网上得知的詹姆斯·鲍德温，我只是奇怪二十三岁的臧棣当年写得这么好。只能说明我们一生中忽略掉多少优秀文本。”作为栏目主持人，徐敬亚老师也在极力避免学院派式的批评模式，他有时通过文本细读，进而由文本上升到一种理论的提炼、概括，是一种“文化诗学”的诗歌解读方式，是由诗歌文本内部生发出符合中国本土诗歌经验的批评模式。

王至：徐敬亚老师的批评方式，也是我认为“十面埋伏”很新颖的地方，它在尽力避免单纯的解释或表扬，而是包含了深入的思考与理论建构。此外，我还注意到世宾老师的评论，他常常在解读中指出作品的局限性，甚至给出更好的创作建议，这种批评方式在当下的诗歌刊物里尤为珍贵。但我个人的建议是“十面埋伏”栏目设置的十位批评家可能稍显多，往往很多时候一首诗的意象和解读空间没有那么丰富，如果适当减少评论家人数，是不是会让批评更为精炼？或者像汪霖霖同学说的，起用一些风格迥异的批评家，会不会有更加多元的碰撞？站在读者的立场，我还是更希望看到一种交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