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所有事物的时差

主持人语：

李元胜说：“书籍和旷野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无限大的容器，能为你展开世界辽阔的一面……”他用近20年的野外行走，重塑自己的生活与写作。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向生态摄影家、博物旅行家的成功转型，而在我看来，他是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新方法，是诗与文、与影像、与世界的互认。这篇访谈涉及自然写作、青年写作、去风格化、大众传播等诸多问题，值得一读。（沈苇）

冯娜：李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您聊聊诗歌与“博物旅行”相关的话题。首先祝贺您的40年诗歌精选集《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出版，我想这本诗集不仅是您持续写作40年的文本见证，也是您多年行走于旷野山川的印痕。我知道您大概从2000年便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并以一种“博物旅行”的方式来认识自然、重塑自己的写作；有人称您为“生态摄影家”“博物旅行家”。您是怎样走上“博物旅行”这条道路的呢？

李元胜：我是从1981年开始诗歌写作的，2000年开始动植物主题田野考察。田野考察其实开始是一个自救性行为。当时我突然得了病毒性心肌炎，人被摧毁了，整个自信心被摧毁了。虚弱到如果我弯腰去拿一个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需要用力提的东西，一瞬间会摔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有个机会去到日本采访，和我同去的一个央视的伙伴他看出来了。他给我出主意说，你去买个相机，到野外去拍，自然就好了。他叫我玩摄影，说生活需要放慢脚步，不要一味工作。我也是一直忙工作从未停歇，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就在日本买了一个数码相机。

刚一开始，在一群摄影师结伴出去拍风景的时候，我总是那个“掉队”的人，身体状况还不适应野外拍摄，走两步就喘，走一半就要找个地方先歇一会。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闲着，我就拿着相机在周围拍拍花花草草和昆虫。这一下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没想到无意中拍到的小花、昆虫让我发现了微观世界的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它们。但很多昆虫种类我并不认识，极大的求知欲促使我在网络上搜寻，当时只能在一些论坛找答案，到现在好多人都还联系着，成为了生活中的好朋友。现在这些有学术背景的人还在给我专业方面的支持，帮我鉴定物种，作为回报，我也会把图片给他们当作课件。

想想这样偶然踏入摄影圈的机遇，不得不说这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我身体一直特别好，可能现在也会去拍照，但就是一个普通摄影师，拍人家安排好的构图，大家熟悉的景点，等待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光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神奇的是，在野外拍摄4年后，我的心肌炎完全康复了，我每年都会去做心脏方面的检查，有次医生跟我说之后不用做了，他觉得没必要，心脏完全没看出有任何问题。但我跟他说我以前得过严重的心肌炎之后，医生又再给我检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没有问题。我认为就是大自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就这样开始了田野考察，并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明显区别于博物学家的科学陈述，是我在考察过程中不由自主产生的思考和联想。刚开始，我认为我的两大爱好，诗歌写作和田野调查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是静下来的创作，一个是动起来的行走，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两件事情叠加在身上产生了另一种张力，正如我对文学创作的积累，让我在野外记录的时候能有诗意，反过来这十多年的行走让我在创作上收获了更多的灵感。近20年的野外行走重新塑造了我的写作，包括诗歌写作。我的最新诗集《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里的很多诗篇都源于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

冯娜：除了诗歌，您出版过近十部博物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旷野的诗意》《万物闪耀》《借得此身无归意》，还有创作中的“蝴蝶三部曲”等等。在朋友圈里您也是公认的“动植物专家”了，我联想起小说家纳博科夫，也是一位蝴蝶专家。您对动植物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野外摄影应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拍摄题材，您又是怎样选择“蝴蝶”等物种作为自己长期的观察对象的呢？

李元胜：我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虽说家住县委大院，院墙却只是一种带刺的灌木，灌木墙有很多稀疏的地方，不只小孩儿可以钻出去玩，老乡的牛也可以钻进来，到宿舍间的空地上吃草。可想而知，出门就是田野、树林和溪流，我幸运地拥有如此珍贵的孩提时光：可以自由地奔跑在旷野里，可以观察草木鱼虫，也可以沉浸在独享一个山谷的自在和孤独。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同龄人的各种小游戏，自我从集体中放逐出来，喜欢安静读书，喜欢树林和溪流。书籍和旷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无限大的容器，能为你展开世界辽阔的一面，有这一面作为背景，你就不会局限在眼前琐碎的人和事中。另外一方面，相比城市里长大的人，我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农事和贫困的乡村，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样在乡村和旷野里泡着的童年，其实给我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基调。旷野自带神秘和深邃，而乡村有着缓慢而丰富的哀伤和抒情性，前者让我时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后者给了我非常有用的材料，不仅可以用于后来的写作，也可以用于阅读，当我读到俄国和德国的乡村生活时，总忍不住比较他们的气氛、细节和抒情性上的差异。

也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非常奇妙，非常偶然，我突然对蝴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用手里的数码相机拍摄身边的蝴蝶，然后和手里的资料进行比对，到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论坛上去请教。还记得，我连续拍到的一种黄色的凤蝶，居然查出来三个名字：金凤蝶、柑橘凤蝶、花椒凤蝶，它究竟应该是这三种里面的哪一种呢？我在电脑上放大了图片，一张一张慢慢研究，终于，外行而笨拙的我发现拍到的原来是两种不同的蝴蝶，然后继续请教专家，发现其中一种原来有两个名字，北方叫花椒凤蝶而南方叫柑橘凤蝶。

这件小事极大地鼓励了我，我开始了更多的拍摄和学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几乎所有的周末时间，都用在了旷野的考察中。先是蝴蝶，然后迅速扩展到所有昆虫，在后面的田野考察里，又对植物和其他动物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阶段大概有7年左右。然后我开始了一些主题性的考察，比如对热带雨林昆虫，西南山谷的野花等等，有一个大致锁定的目标，考察起来就有连贯性也更有乐趣。近年来，我又尝试了锁定一个更小的区域进行系统考察，如曾连续三年对重庆一个山谷的春季野花进行观察，如锁定西双版纳的最后秘境勐海县，不同的季节去到同样的地点去记录和研究物种，缩小了范围，更不容易错过精彩的段落。

行走拍摄多年，让我了解到了生物的多样性，看到每个生物自身的生命力，也让我认识到生命没有高低贵贱，就如昆虫，对我来说没有害虫和益虫的区分，都是平等的。在进行拍摄的时候，它就是世界唯一的中心。

冯娜：亲眼见证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确实非常感染人。李老师经常和自然科学学者一起参加野外科考活动，您觉得作家的博物行走和自然科学的田野调查有什么不同呢？

李元胜：尽管看起来我和自然科学家们运用的是大致相同的野外考察办法，实际上，区别是很大的。我对分类知识只有有限的兴趣，对新物种新纪录的发现也是这样，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满足于田野考察的体验，旷野里的这些物种，在我眼中特别清晰地展示出生命的奇异和博大，意外的惊喜和震撼会持续出现在考察过程中。

当我独自一人穿行在深夜里的雨林中时，这样的惊喜和震撼支持着我，让我变得无所畏惧。宇宙无边无际，但是宇宙最奥妙最神秘的部分就是我们眼前的各种神奇的生命。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超越自我的办法。而我在和自然的相遇中，更能从渺小的自我中挣脱出来，相对没有局限地感知宇宙和生命的深邃和美妙。

冯娜：所以，您更多地是从一个诗人、作家的角度在观照、体验自然、感知生命。除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笔记，您在行走途中也会写诗歌吗？

李元胜：长期的田野考察现场，给我提供了素材，我说的素材既是内容的素材，也是思考和想象力的素材。正是在这些来自于现场的素材中，我发现了从未书写过的原始诗意和生命故事。有时候，大自然的现场并不提供具体的素材，它提供的是全新的书写方法甚至文本结构方面的启发性。

我曾有一次和同伴们来到了玛曲，来到黄河第一湾，一个人走在草丛深处的我，不知不觉地从野花中抬起头来，慢慢地看着眼前的水流，它正优雅而柔顺地转弯，在大地上画出一条弧线来。我看得呆了，这条弧线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弧线吧。我情不自禁地想，这样宁静、伟大的弧线，如果能成为一首诗的结构，那一定很不错。后来我们离开了河边，参观了寺庙。寺庙前面的草地开着一种我没见过的马先蒿，它的每朵花都戴着一个像小小旋涡的帽子。我爱死这小帽子了，后来我查到它的名字，叫扭旋马先蒿，一种中国独有野花儿，甘南草原正是它们的家园。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这样美妙的小帽子，如果能成为一首诗的结构，也应该很不错呀。

当天晚上，我有点儿轻微的高原反应，还觉得有点奇怪。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起得早，早餐前就跑到酒店后面的山坡上拍野花，然后一整天没消停，有这点反应是正常的。我打起精神，从背包里取出纸笔，画了一个弧线，又画了一个旋涡一样的小帽子，然后闭着眼睛倒在床上。几乎是同时，两首诗就想好了。我坐起来，晕乎乎地把它们写完。写的太快太顺手，我反而有点担心，直到两个月之后，发现还是没有找到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定稿。

就在这样的创作中，在一首两首诗中，我竭力完成自己对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一种感悟与认知，以及呈现这种感悟的审美体验。世界的广阔无垠与人类的渺小如尘，自然的悠远浩茫与人类的巨大责任，我都使它们蕴含并倾泻于诗。

冯娜：您在写《与万物同行》这一类的博物书籍时，有时需要采访一些自然科学家们。您在和自然科学家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李元胜：采访每一位科学家，都好像攀登一座高山，你必须打起精神，全力以赴。

2017年，我在重庆南川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挂职，职务是副局长，工作相当于巡山的护林员，在无数多的线索中，我选择了南川区委宣传部给我推荐的植物学家刘正宇。《十月》杂志审查通过这个人物后，我开始采访。很多科学家都是很难沟通的，他们藏在心里的精彩故事和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橘子的鲜肉，外面有一层厚而苦涩的皮。刘正宇先生这枚不凡的橘子，相当于有两层厚厚的皮。第一天采访下来，我相当茫然，他的讲述极简、跳跃，让你无法深入一件事，更不要说找到有价值的细节了。晚上，我一个人在药研所空荡荡的院子里散步，推敲下一步怎么办。在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中，还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难题。按说，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研究了他的全部事迹，把可能出故事的都标记并整理成了一个清单。为了能听懂他的专业讲述，我重新通读了家里的《植物学》（吴国芳主编），并详细查阅了和他有关的重要植物的情况。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这个严谨的植物学家，受访时却非常意识流，他只对学术问题感兴趣，对自己的故事总是一带而过，这样，他可以在五分钟里在几个大事件中来回穿梭，而线索是同一个植物。

第二天开始，我放弃了采访本，因为来回翻阅的速度，跟不上他思绪的跳动。我准备了一叠卡片，重新开始问第一天问过的问题，然后找到细节让他放慢速度，在这个故事里多待一会。如此他仍然要跳到下一个故事里去，我也绝不打岔，抽出相应的卡片来，找机会又问新的细节就行了。我们终于可以很愉快地聊天了。毫无疑问，正宇先生用他的方法，给我讲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植物课。我在城口考察，积累素材为了获得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现场细节，比如重庆城口的崖柏发现，我干脆重走了他走过的部分线路，在赤脚渡过冷水河时，我感受到了他们被河水冲走时的惊险，那条河，在酷暑中仍旧冰冷刺骨，让人无法站稳，真是很奇特。

冯娜：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这样跨学科文化的交流，真是像“剥橘皮”一样，需要耐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无论古今，自然给予了我们广阔的写作资源和想象空间。近年，“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等成为了中国文学现场的“热词”。您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

李元胜：多数时候，当我们谈到自然，其实谈的是我们从书本上接受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很多神秘和未知的自然蜷缩在这些概念里，或者，谈的是城市及周边被圈养、修饰甚至根据人们需要格式化过之后的自然。真正的自然似乎在地球上步步后退，再过几百年，地球上是否还有真正的旷野？

而对于古代诗人来说，城市和村庄只是大自然边缘的点缀，时代变化很慢，宇宙亘古不变，他们的诗歌更多得到自然的滋养。除去文明的进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自然的萎缩。孕育诗歌的温床不一样，解读诗歌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或许，也部分丧失了在自然中获取启发和想象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