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诗歌之舌的共性刍议

主持人语：

诗歌的地域性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高辨识度可以一下子抓住一部分读者，在他们的内心引起共鸣。但是，优秀的诗人必然会在地域的基础上提供个人的贡献，这就需要评论者进入他们的内部，去拈取那最具审美意义的特质。林忠成的文章从文本细读入手，对与自然写作有关的泛神论、南方特有的温润感、软化的感性、慢节奏等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取了南方诗歌的一些共有特征，颇为值得一读。（汪剑钊）

《绀珠集》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土地宽柔，滋生宽柔的人性，“懦弱少刚”的、呢呢喃喃的、轻抚风月的、浅斟低唱的诗歌由此诞生，成为南方诗歌共同的“症候”。南方诗歌，从整体主义向度看，普遍具有泛神论、温润感、碎屑性、日常态相结合的气质，在此基础上构建辨识度。

南方大地山水相连，气候趋近，物阜类同，地理同构，土壤相似。温润潮湿的气候催生结采绵靡的修辞格局，纵横密布的江河湖海派生丰沛充盈的生命意识，歧义纷呈的方言舌苔承载小语种的百态人生，肥膏厚腴的物产营造缛锦繁艳的市井生活。南方诗人总体上脾性弱，尚奢靡，工精巧。相同的南方地缘直接决定诗人的审美倾向、气质、脾性，甚至能催生出异质同构的语言、哲学、价值观、写作风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习惯、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风俗等，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弗罗斯特觉得，人的个性一半是地域性。《文心雕龙》认为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奇文郁起”。这是对地缘催化审美倾向较早的阐述。南方诗歌的同构性是由空间、地缘、气候、土壤、民情等的同构性决定，这种同构性能穿越时间的万水千山，抵达当代。

本文涉及的南方，涵括江南、华南，部分西南地区，从每个省抽取一两个南方审美气质比较明显的诗人，进行文本细读，着重评析安徽的陈先发、浙江的沈苇、广东的黄礼孩、重庆的冉冉、广西的刘春、福建的卢辉、湖南的周瑟瑟、四川的杨然、云南的海男等。

泛神论：拟写山川物阜

泛神论，又称万有神教，反对超越神论，否认神的位格，以及上帝创世之说。泛神论把大自然当作神祇，当作至高无上的宗教进行崇拜，江河湖海、草木鸟兽都是神祇。陈先发、黄礼孩、冉冉、刘春、沈苇、周瑟瑟、卢辉等人的诗歌，大量以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山川河流为“兴、观、群、怨”的载体。

黄礼孩写过《飞鸟和昆虫》《苔藓》《一棵树》《花影》等，其泛神论气质，有点类似惠特曼，大量诗歌表现出了深深的“南方症候”：透亮、朗畅、温暖、柔弱。阅读他的诗歌，你脑海中经常会下意识浮现一个南方男孩迎着阳光在田野上张臂放歌。“你坐在窗下//窗子突然被阳光撞响//多么干脆的阳光呀//仿佛你一生不可多得的喜悦”（《窗下》）；“树穿过阳光//叶子沾满光辉”（《飞扬》）；“阳光偶尔对它露出笑容//很快又消失”（《苔藓》）；“白色的时间//敲打出阳光的酒酱‘（《未眠的眼睛》）。黄礼孩的诗歌中诞生了大量“阳光”这个根词。“阳光”是地缘上的南方最强悍的“资源”，是南方区别于北方、西方等空间的符号，相当于南方这具躯体的“纹身”，正是“阳光”强化了南方的“位所”特征。我们可以想象，在南方，阳光像一个小男孩在挨家挨户敲开众人的门。海子诗歌中的太阳是原型神话，充满狂暴与谵妄，是炙烤灵魂的；而黄礼孩笔下的阳光则是自然主义的，充满脉脉温情，是脆弱的。这个时间化的“阳光”为转变成空间化的“阳光”提供了可能。 南方的阳光，与北方不同在，它炽热中带着滋润，携生命元素，而大西北沙漠上的阳光，只能带着欲炙烤生灵于死地的狰狞。男方诗人的笔尖流露对太阳的感恩、亲近，横穿沙漠者只能对阳光切齿诅咒。

南方气候湿润，水草丰茂，物群麇集，大自然像一个富矿提供了斑斓壮丽的生灵图像，这本身是催生泛神论的温床。我们很难想象在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在风沙弥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能产生泛神论，能孵化出像黄礼孩这样的自然之子，能诞生像“花影在时间的耳垂上//移动，带来阳光的味道”这样浑然天成的自然主义诗歌。黄礼孩诗歌中的泛神论倾向，本身就是南方这个空间孵化的结果。作为佐证，中国早期最杰出的泛神论代表庄子，也是南方人。这也印证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

对山川物阜进行拟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南方诗人写作的另一种常态。山川、地理、物产是文学写作波澜壮阔的题材。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大地催生一切生灵，孔子谓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文学像蘑菇、青草一样从土地里生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南方密布着纵横交错的江河，溪流像毛细血管般流淌在南方大地，南方诗人的作品中水题材特别丰富，冉冉、海男、汪剑钊、周瑟瑟、陈先发、杨然等写过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冉冉的诗集《望地书》，随手一翻就是水题材，开篇长诗《大江去》长达34页，汪洋恣肆；此外还有《河水又涨上来了》等。汪剑钊的《浙江之心》首句就是“对于水，我素来怀有深切的好感”， 《龙门古渡》里有“在泥沙的不断推搡下，时间之水∥流过历史的脊背，颠覆人类的想象∥布满砾石的河畔，一道道花枝招展的裙边∥肆意飞舞”。周瑟瑟的故乡湖南湘阴那一带，湖泊、池塘随处可见，滨湖、江河、溪谷共占湘阴县总面积的44.4%，他直接把故乡的湖、塘、河、沟大量搬进诗里，这样的作品有《樟树镇有多神秘》《潭水脚里》《拦家龙》等。陈先发的《寒江帖》《南洞庭湿地》《扬水》等，充塞着水、湿地、江河等词像。海男的长诗《边疆》，从澜沧江延伸出了大量生命原欲意象。杨然的“在水多的地方∥一年四季清清亮亮，潺潺流响∥天空总是织满翅膀∥在鱼畅游的方位，充满迷人的鸟叫”，把南方的水系写出梦幻感。南方诗人这些“气伟采奇”“情辨以泽”的水体意象，在内蒙、新疆、青海、宁夏等相对干燥缺水的北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即使那边的诗人写江河湖泊，也不可能产生南方诗人“腴辞云构”“博雅夸丽”的效果，湿润的水土滋养了南方诗人水漾漾的修辞结构。

生长在南方的花草树木，深深嵌入南方的诗歌软舌，也成为辨识南北方诗人的标识之一，北方诗人几乎不可能主动书写南方植物，他们的诗歌触觉未嗅过、尝过南方的花草香。生长在南方大地的榉树、苦楝树、乌桕、红豆纷纷在陈先发、冉冉、沈苇、杨然的诗笺拂过痕迹。陈先发的《丹青见》《观音山》《扬水》等大量写到南方的树木。沈苇的《雷声滚过醒来的田野……》写下“茄子、豇豆和番茄已经种好∥清明的冥币也已准备∥新栽的枇杷需要木桩支撑”，《童年的时间——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有“我参与桂花树、苦楝树的时间”，南方的新鲜果蔬跃然纸上。杨然有一首专门写南方特有树种《苦楝树》，“跑道上洒落多少青青果子∥才知道操场边砍倒了一棵苦楝树∥原先它跟一伙杨槐树混在一起……”把苦楝树的果实治病功效，围绕苦楝树的童年往事刻画得淋漓尽致；杨然还写有南方树木《冉义红豆》《酸枣树》等诗。沈苇那首《初春》，摹写遍布南方房前屋后的柿子的丰茂场景，“红柿子到九月就疯长∥树身总是不堪重负∥摇一摇，让果实滚进深秋∥就像你放下一座图书馆的重∥开始关心节气和菜蔬”，柿子可能是江南、华南一带最普遍的水果，普遍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在永定土楼景区，每当深秋，公路边的红柿多到无人采摘、任凭腐烂的地步，催生了柿子饼深加工等产业。

以植物、山川、动物入诗，稍不留意就会沦为标本说明书或生物辞条和地理指南。“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刘勰），是这种题材的一般原则，心生文辞，运裁百虑。刘勰认为，“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要根据这个物类自然状貌进行社会学引申，文化学烛照，情感学衍射，联通物类与精神，在器与道之间架起桥梁，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喻于声，方于貌，拟于心，譬于事。这些南方物产，成为盛装乡愁的器皿，是促成作者建构精神地标的附着物。对一个人的味觉、嗅觉、饮食倾向会起到终生的主宰、引领作用，奠定一个人切入世界的色彩与味道。

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把泛神论称为泛灵论，“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既无宗教也无神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时期。那时世界上充斥着类似于人的心灵存在物，我们称它们为精灵”。每棵树、每朵花、每条小径可能都驻扎一个地方小神或精灵，泛灵论其实是童年期人类的原始莽荒的浪漫主义美学习惯，穿越漫长时空抵达当代，穿上了现代主义肌肤。弗洛伊德认为“今天的哲学依然保留着泛灵论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它过高估计语言的巫术作用”，这句话令笔者想起于坚的判断，他认为诗歌的语言本质上巫师、祭司的语言。这种语言强调通灵性，相信仅仅凭靠语言本身就能打通与万物对话的关节，让万物直接承载人类的痛楚、哀伤、喜庆，不须中介。

泛神论诗歌很容易被打上纯诗的标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曾围绕是否存在纯诗、什么是纯诗嚣嚣然争辩过一阵，已有很多年没人提这个概念了。这类诗追求语言的纯粹感，像水中捞起的玻璃，脆弱、富丽、迷炫、华饰。里尔克在《哀歌》里写道“骏马奔驰，奔向纯粹空间”，诗人们手持凿子、铁锤，在纯粹空间里痴迷地雕琢属于他个人的迷眩意象。物像密集是纯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且为实体性物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一首诗的价值在于它纯诗的内容，即超于异常的真理，在完全无用的领域里的完善适合，在不可能的产物中明显而有说服力的可能性”。无为、无用是纯诗的显著标志。纯诗中的物像从表象升华到空灵的隐喻，从实体的“鸟”“山水”转化为虚拟的、形而上的“鸟”“山水”，一种看不见的相。纯诗的旨趣，就在于对模糊不清意境的偏好，像雕琢一个水晶体一般加工语言。中国的古典山水诗被认为是纯诗的源泉与代表，空灵、超越、隐逸，逃避感情、逃避知识、逃避道德、逃避政治。对物像有异乎寻常的热爱，艾略特判断“诗人，一种词语的唯物主义”，是纯诗写作的群谱。

温润感：催化绵靡辞格

南方的季节嬗替、气候变化，南方特有的民俗风情、小语种方言等，也是诗人经常光临的题材，这本来属文学里的“常然”。刘勰在《物色》一文中说：“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梁宗岱觉得“我们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魂都是与时节、景色、气候很密切地相互纠结”。

冉冉在《大江去》这首长诗独辟蹊径，花开叶落、斗转星移引发的并不是古典文学常见的感逝追怀，而是一种人性的热烈，情感的张扬，“枫叶的金红，银杏的亮黄，∥梧桐的芜杂……是这座水城∥入秋的颜色，它的秋季热烈∥而短暂。地铁车窗的滤镜”。卢辉的《让春天带个路》，写出了南方春天的陶醉感，“春天刚刚开张，我只负责赶路∥备种，下地，看天气，要是早晨还在∥这个季节，我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几年了，我没有把春雨当粥喝∥落锄，刨泥浆，育苗∥一天天，一次次”。沈苇有一首《雷声滚过醒来的田野……》，“三月，雷声滚过醒来的田野∥桌上新茶和咖啡起了波澜∥几只沃柑，跳出篾筐∥一幅油画里的小河绷紧神经∥喜鹊在门口水杉树上歌唱”，跟卢辉那首一样，充满昂扬向上的劲头和饱满的生命意识。同样荡漾生命感的诗还有杨然的《谷雨》《惊蛰》。汪剑钊写的《樱花的消息》，“仿佛青春穿着长城牌老式风衣归来，∥哦，记忆可以让岁月逆转……

（我相信！）……夏天的湛蓝与暑热正在被孕育。∥请带上一本薄薄的诗集，∥为落地的花瓣读一读风声和鸟鸣，∥预报秋天的好消息。”

“这首诗跟前几首立意、定格不同，是一首沉吟追怀之作，时序转换触发作者的思念如雨点般繁密，想起青春消逝，岁月不可逆转，感慨良多。

诗人们笔下的春天，烙上了深刻的南方印记，而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新疆、内蒙、宁夏那一带高寒地区，三月恐怕还覆盖着厚实的积雪，一片肃杀，哪来的育苗播种、鸟语花香？把思想与情感嵌入时令、节气，是中国文学的悠远传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物色》），说的正是天人感应，物我同一。伤感时，看蜡烛如谁哭红的眼；萧索时，见枫叶如弃妇；豪迈时，见群山如千军万马。花草树木在移情之下充分人格化，充当人类喜怒哀乐的容器。古典文学笔下，“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摹出日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