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近的自由

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最初也只是笔者一时感慨，随念头找到了个新鲜的说法而已，后来却认真起来。时值新诗百年继往开来，作为带有一定价值判断与历史反思性质的“说法”提了出来，就不能仅止于“点到为止”，而多少得给出一点学理性的解释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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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30年前，1987年的《新文学史料》第3期，曾发表由安危译述、题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文章，有这样一段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话：“鲁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属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且指认当时的新诗“都属于创新实验之作”，“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读此文时，笔者正全身心投入后来被当代诗歌史称之为“第三代诗歌运动”或“后新诗潮”之中，为之鼓与呼，对这样的陈年旧说完全不当回事。唯一惊诧的：以鲁迅先生之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身份，也是早期新诗创作者之一，却何以对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新诗，失望且苛责到如此地步？而如今，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也“便作了诗人”，且“水平”相当。

构思此文之际，又偶然翻读到2017年5月15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936期，特辟“中国群星闪耀时——新文化运动在1917”专栏，在《调和派章士钊》一节里，提到《甲寅》同仁黄远庸给章士钊的信函中建言，“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提议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张本的经验，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

一词“浅近”，实在是醍醐灌顶而豁然开朗！

新诗百年，初以“浅近”为开启，争得“与时俱进”之先声，横空“标出”，立身入史，后来也便在自得于“势”的层面之“浅近”功利，难得本体澄明而潜沉修远。新诗后来又被称为“自由诗”，也便“作了”浅近的自由。再后来新诗又被称为“现代诗”，也便“作了”浅近的现代。总而言之，不管“面”上怎么变怎么说，底里总出离不了“浅近”之基因缺陷，至今依然“浅近”如故——新诗作为“弱诗歌”，追根寻源，或与此立足扎根之“浅近”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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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

当年鲁迅先生说这话，是实有所指（如对“新月派”的不满），还是另有期许（晚年曾有视诗歌为最后一片超越政治论争，也超越一切名声之净土的表达），而爱深责苛，一时偏激，姑且不论。笔者在此“拉大旗作虎皮”借力发力，除主要心仪先生的这份清醒外，更试图“冒险犯难”，将先生所指“不能成文者”，转而借用于对新诗从众之“综合素质”的“评估”来看待，以作另一番反省。

如此不难发现，百年间如过江之鲫般争先恐后而与时俱进的新诗诗人们，就其绝大多数“入行”者来看，确然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作了所谓新诗成就的类的平均数。而反过来看，那些以其越众倬尔的文本与人本，切实推进了新诗发展并具有一定诗学价值的诗人，则无一不是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及综合文学艺术修养为底背，而别开一界、高标独树者；所谓“提笔”也能“成文”者，做了堪可“开宗立派”的真诗人。

同时新诗界都知道，新诗创作“门槛低”“没标准”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一直伴随其百年历程，从没消停过，直到进入新世纪，还在开展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更有意味的是，这一屡屡被诗界与学界提及的“病根”，一直以来，却又很少为唯“创新”与“先锋”是问的新诗从众，真的当回事去仔细思量与反省，唯乐于“与时俱进”为是。

看来，作为具有深厚人文情怀和深远文体视野，且堪称现代白话文体典范（包括散文诗典范《野草》）的鲁迅，当年对新诗诗人所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的判语，看是一时偏激之词，实在是百年独醒者，早早给新诗从众提了个大醒。以至于，卞之琳先生在后来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发言中，不胜感慨道：“在今日中国，这种现象还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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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浅近文艺”。

提出这一理念的《甲寅》同仁黄远庸给章士钊的信函，刊登在《甲寅》月刊1915年第一卷第10号。其后，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现在看来，当年从《甲寅》到《新青年》，谈及新文学，“提倡”也好，“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其根本方略，还是黄远庸先生一词“浅近文艺”说得最坦白。之后的发展轨迹，尤其是新诗，确然而然，一直是作为“浅近文艺”而被“借道而行”的。

新诗进程具体而言：先以诗体浅近为路径，复以诗心浅近为惯性，语境改变心境，复以心境迎合新语境，再度下行。及至所谓“新诗潮”以降的当代新诗，不再为“主流”借道，渐行渐“边缘”且“崛起”了，原本可以就此回返主体自性与诗体自性，却因“浅近”惯性使然与“与时俱进”惯性使然，以及青春“力比多”惯性使然，又陷入新一轮的造势争锋。由此回头看，笔者多年行文强调指认当代新诗发展中之“心理机制病变”“运动情结”“枉道以从势”等症结，皆与此先天不足的“浅近”基因脱不了干系。

由此“转基因”所致，偏激一点来说，新诗百年，主要还是造就了几位新诗人和制造了一些诗歌事件，总体而言，终归是社会学价值大于美学价值，抑或文化学意义大于诗学意义。加之语言层面的唯新是问所致诗体意识的先天不足，精神层面的与时俱进所致主体人格的后天不良，则始终难以摆脱笔者称之为“模仿性创新与创新性模仿”的困扰，也便“弱”从中来。由是，除极少数诗人守住了人文精神，守住了汉语气质，也守住了诗之为诗的文体基本边界与基本特质，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而堪可传世的优秀作品之外，绝大多数新诗从众，按笔者惯常的说法，都只是弱诗人写了一些弱诗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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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强词夺理”一番，硬要推出个“新诗是种弱诗歌”的理及其主要原因所在，下来就得说一说具体弱在哪些方面了。

其一，主体精神之弱。

“诗人是诗的父亲”（英国诗人奥登语）。这位“父亲”有着怎样的血型、气质、情怀与立场以及怎样的传承，与其“生养”的孩子实在有决定性的关系，所谓“遗传”使然。

新诗这位汉语诗歌的“新父亲”，“发新”之初，原本就是为着跳脱旧的体制与惯性，去创生一个融语言形式的自由和自由人的自由形式为一的“宁馨儿”的，却因“发心”及“发新”中多了一些其他动机，便屡屡为其所累，比如被现、当代文学史作为“关键词”大书特书的“思潮”“运动”“流派”“社团”等，以及文学现场中角色的出演与虚构的荣誉等等，而早早便失去了“童心”，被“借道”而裹挟于另一种机制与惯性，其主体精神的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良，是可想而知的了。

其二，诗体意识之弱。

百年来，被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新诗”的文学文本，若单从语言形式亦即从诗体来看，实际上绝大多数作品，只能算是以现代汉语书写的分行散文及随笔杂感之类。若再换由散文随笔之文体的本质属性去辨识，或将其比之于优秀的现、当代散文随笔而言，这些仅在于分行的文字，实际上又很难真正归于其范畴。

道成肉身，这“肉身”之“体要”，是如此的根本；或者说，“诗体”之所在，是诗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属性。遗憾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诗体大解放”，到新世纪“新诗标准问题”大讨论，此一诗体意识薄弱的老问题，始终屡屡提起却悬而未决，以至于让无限自由分行惯了的当代诗人们，常常怀疑是否是个伪命题，是以越发怎么写来都成。故而，新近，智能机器人小冰，也“便作了诗人”。

其三，汉语气质之弱。

汉语是汉语诗人存在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另一旨归即汉语气质。无论古典还是现代，至少在汉语语境中谈及诗文，这个理论还是要讲的。

当年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草创不久，便有“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语）的期许，但之后至今，大体而言，一直是翻译诗歌为主导的“编程”，如梁实秋所言，“新诗的基本原理是要到外国文学里去找”。 诚然，经由翻译诗歌的“输血”，不但迅速提升了新诗过渡时期的“精气神”，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诗歌表意形式和诗性表现域度。然而说到底，这些都是单向度的提升与丰富，原本要融会中西于一体的理念，实际上却变成了唯“西学为体”的路数，缺少古典汉语诗质的传承与重构这一向度的有机互补。

看来，汉语之现代，现代汉语之新诗，由“浅近”而“深远”，由“他者”而“独立”，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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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得补充说明：既然提出“弱诗歌”的概念，按学理讲，总还得同时给出何为“强诗歌”的说法以作参照。就此，笔者也只能从古今中外之经典诗歌作品的粗略比对中，临时生发，想到以下五点。因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为理念“条目”列出，暂不作诠释——

其一，是既出于教养，又能作用于教养的诗；

其二，是既能与“时人”同销“时代愁”，又能“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的诗；

其三，是既体现了中国经验，又体现了汉语气质的诗；

其四，是既维护、扩展和改进了诗的存在以尽诗的责任，又维护、扩展和改进了语言的存在以尽语言的责任的诗；

其五，是既能通和中西又能通和古今，重构汉语诗性感知与表意之现代转型而再造汉语诗歌大传统的诗。

以上概而言之，或可留待以后另文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2017年10月初稿

2022年12月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