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寂寞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作者： 谢冕文学批评是一个寂寞的世界，诗歌批评尤为寂寞。在这个寂寞的园地里，能把这份事业做得既热烈又恢宏，这样的人不多，沈奇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他能够把一个非常寂寞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这跟他的努力和学养是分不开的。我本人这一辈子也做这件事，也是一个寂寞园地里的默默耕耘者，我看到他把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好，心里非常欣慰！
这次研讨会的会场上，摆放着沈奇多年出版的二十余种著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套《沈奇诗学论集》，一共三卷，2005年第一次出版，2008年出修订版，2013年又出增订版，从七八十万字到近一百万字。按说，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文集，应该没有小说那么吸引人，也可能比不上诗歌作品那么吸引人。我经常想，我们的读者可能是很少的，但沈奇的三卷本居然能八年里连续出版三次，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样一部在一般人看来很乏味的理论与批评著作，能吸引这么多的读者，能得到出版社这样的支持，本身就有它迷人的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人，什么地方迷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出版，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
出席这样的会，本应该对沈奇的创作历程作一个认真的回顾和发言准备，但因为一些原因，我到前天下午才回国打开电脑看到会议的相关材料。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为会议提供很好的发言，对沈奇做全面的评价，觉得非常遗憾。但根据我平常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些自己的体会。做诗歌理论与批评本身很寂寞，很少有人理睬，而且本身也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但沈奇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范例。他为什么能对那么多复杂的诗歌现象发表那么多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都得到相当好评，我琢磨之后有一点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首先，沈奇的学术视野现在变得比较开阔了。
我曾在我以前的发言中说过有关沈奇的局限性的话，但今天要修改我的看法，当时可能我对他的了解不深，觉得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做了那样的判断。事实上，沈奇是有全视野的观照的，对中国诗歌特别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把握很全面。一个诗歌批评家，没有文学史做他的背景，没有诗歌史做他的背景，就很难发言，具体评论一部作品一位诗人时，就很难给他定位。沈奇因为拥有全视野，就能够给诗人定位，这一点很多评论家做不到。一些评论家对诗人的作品可以讲得很好很细致，但这个诗人究竟给我们的诗歌史提供了什么，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上他的位置在哪里，却说不出来，还有些批评家看似有宏观的视野，实际却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
这里我愿意引他早期的一个理论来说明。
当代中国新诗潮兴起时，他很快就做了一些归纳或者说总结，提出了“三大板块说”，他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是一大板块，台湾文学背景下的现代诗是一大板块，80年代的大陆朦胧诗及后来的新诗潮是一大板块。他这个“三大板块”的确立，是以现代诗的现代性为标准，以此贯通整个中国新诗史的，这样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位置也确立了。他是站在推动现代诗发展的基点上来发言的，所以他发言有底气。
再就是他提出的新诗“现代性过渡说”，能做这样判断的，他必须要心里有底。中国的新诗从“五四”刚开始时，可以将前十年的诗歌运动概括成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朱自清当时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对李金发先生那么难懂的诗，在编选时选了三十多首，比郭沫若的还要多，这就说明，对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重要性，朱先生很有认识。沈奇抓住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始终保持批评家的先锋姿态，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同时在局部上又有很多研究，包括对台湾的现代诗的研究。
另外，关于具体的诗歌现象，沈奇也常有很好的分析。我注意到他对诗歌语言的把握，具体到作品研究时非常细致。比如他谈到“第三代诗人”，我们对“第三代诗人”有不少批评，认为语言上有很多问题，沈奇也感觉到这一点。但他能对“第三代诗人”的许多个案，包括其作品当中的叙事性、戏剧性、口语等语言问题，做很细致的分析，这是因为他有整个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背景，所以能很快确定这个诗人是否有价值。比如他说有的诗人和作品是重要而不优秀的，有的诗人和作品是优秀而不重要的，有的则既优秀又重要，显然是他以他的理论体系来作出判断的，有一个理论认知的切入点，包括“三大板块说”“现代性过渡说”等作为支撑。
总之，沈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沈奇在当代中国诗歌界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诗人和诗评家，也是当代中国诗歌运动的全面参与者，创作、理论、批评和诗歌活动、诗歌出版，以及两岸诗歌交流等，他是全方位的。同时，他的诗歌批评还能够建立在自己诗歌创作体会的基础上，进行感性又理性的归纳和辨析，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家。
当然，沈奇也有他的问题，比如他喜欢生造一些新的批评话语和自己想出来的新奇的概念命名，对这些我有些眼花缭乱。这说明他思想活跃有创造力，重新命名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强，但我读来还是觉得多了一点，虽然他一直坚持这样做，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突兀或不准确的地方。
总的来说，我们从沈奇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上得到不少启发，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可以说是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界的成功范例。
（此文为谢冕在西安 “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