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我不认为“我”是重要的

“写非虚构与写小说最基本的诚意应该是一致的，缺少细节的写作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那只是报告而已。”

傅小平：说起来我也是阅作品“无数”的老读者了，大体上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纵有万变，也还是有不变。你的作品却是屡屡颠覆我的认知。也就是说，我刚读完你的一本小说集，大致形成了某种印象，但读到下一本，这个印象就被打破了。所以觉得有必要多读读你的作品，要不会得出不靠谱的结论。打个比方讲，刚想说你主要是写家庭生活，读到《残镇》这样的小说，就会觉得你其实触及了广阔的社会层面；刚想说你的小说偏重写日常现实，读到《第三者》《相遇》这样的小说，又觉得你其实也注重心理探索；刚想到，你的小说多是以刘湾镇为背景，读到你近年的小说，都发现找不到刘湾镇的印记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薛舒：可能因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吧，我的写作可以说有些“随心所欲”，没有受过与文学相关的专业教育与训练，心理上就没有限制，包括流派、技法，乃至题材，都比较自由。在最初写作的年代，我的素材基本来自童年记忆，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有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事。我是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镇出生与长大的，小镇中心有三条著名的街，东街、西街、南街，很奇怪，没有北街，可能是北街上没有商业，便没有资格被命名。其实，那条南北走向的街，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钦公塘”，也就是最早人工建造的捍海塘。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残镇》里，这是一条特别重要的街。只不过“钦公塘”并不专属于我们小镇，它全长30.8公里，海塘途经的集镇有几十个。而我整整生活了18年的那个小镇，只是其中之一。人们在这样的小镇上生息劳作，生儿育女，乃至终老一生。对于一个孩童而言，成人世界终归是有吸引力的，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矛盾、爱恨情仇，在一个小孩眼里，那就是无数个地老天荒的悬案。很多往事，小时候的我眼见或耳闻诸多细节，但并不理解事件的真正含义，这让我更为好奇，便一直记着。我的处女作叫《记忆刘湾》，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2002年第5期《收获》。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是一名拥有六年教龄的老师。我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下了发生在我们小镇上的一桩真人旧事，虽然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小说是否有统一标准的写法，但我还是为那个真实故事添加了很多虚构的部分。“刘湾”是我给我的故乡小镇的文学命名，如今这个小镇的名字已经成为历史，在热气腾腾的城市化进程中，我的小镇早已与别的街镇合并，它过去的名字只在地方志中存在。我很庆幸自己在小说里为它起了一个名字，虽然，这不是它的真名。

工作后，我一直生活在金山，杭州湾畔的上海石化，这里是一个工业卫星城，小城里的人际关系与乡镇类似，它与农村的关系远比大城市紧密。可以说，在我写作生涯的前十年，我小说里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刘湾镇”，我用这个名字囊括了我生活过的上海郊区，包括浦东和金山。2009年，我成了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那以后，我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市区。我脱离了那个城镇熟人社会，过去发生在远亲近邻中的故事，在大都市里不再可能被我眼见或耳闻许多细节。我成了所有人的陌生人，而所有陌生人的生活，都发生在一堵堵墙壁隔离出来的小格子里，我无法看见或听见，只能更多地动用想象。我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写作后期，我的小说开始转向家庭生活与心理探索。甚至最近几年，哪怕写小镇故事，我也一直回避使用“刘湾”这个地名。童年和青春记忆在我的小说里远远还没用完，但那些地老天荒的神秘悬案，因年龄与生活经历的渐长而逐一破解，它们不再是我人生中最不吐不快的部分。似乎，我有了一种“回不去的故乡”的心理，我要告别它，就像告别过去的自己，虽然我依然喜欢与怀念着那个于我而言如森林般葳蕤的少年场域，但我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告别意味着前进。

傅小平：还有一个没想到，是没想到你这样一个典型的小说家，居然写起了非虚构作品。现在说这话，是马后炮了，但我能想到，当你刚刚出版新版改名为《当父亲把我忘记》的《远去的人》时，多少会有点出乎长期关注你的读者的意料，但知道其中的原委，又定然特别能理解你的“转向”。我想说的是，一向写小说的人写非虚构，那多半是思虑再三，觉得舍此以外没有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

薛舒：《远去的人》是一部特别个人化的作品，起初我只是把它当日记去写。因为父亲生病了，阿尔兹海默病让我那乐观、开朗的父亲成了一个“孤独者”和“叛逆者”。他遗忘了所有亲人，也遗忘了自己，伴随而来的是各种精神症状，他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他在失忆、失智、失能递进发展的路上狂奔。那段时间，我们做了所有的努力，想拽住他离去的脚步，最后我们绝望了。面对父亲飞速发展的疾病，我和我的家人痛心疾首，而照护AD病人的难度和工作量又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痛苦，并且有种筋疲力尽的虚脱感。那段时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小说，连最普通的生活都不能安定，我还有什么能量去虚构一个个新世界？父亲的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整个家庭疲于应对的艰难，让我开始怀疑那些曾经读过或看过的讲述阿尔兹海默病病人生活的书籍和电影，过于温馨和美好的场面被人们书写与拍摄出来，虚构的效果的确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面对疾病时的人性。可是我所经历的，更多是疾痛与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虚构一度失去信心。非虚构，只有非虚构，才能写出我的恐惧，我的悲伤，我无以应对的狼狈，以及我内心不断质疑的爱的能力。《远去的人》发表后，我在创作谈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当文学与生命、情感比肩站立时，我发现，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是一顶因尺码过大而不得体的礼帽。

我承认我是一个凡人，我无法让自己超脱于生活。但我又是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想，我只能用非虚构的形式，借以宣泄怨怒，试图疗愈自己，并聊以自慰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也在写作，我是一个有职业忠诚度的人。

傅小平：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无疑是自然的，也是明智的。当生命两部曲——这本《当父亲把我忘记》，再加上在《收获》上首发时题为《太阳透过玻璃》的《生活在临终医院》在年初出版后，着实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我看了相关资料，刚开始看得有点恍惚，总觉得你似乎被当成是诠释阿尔茨海默病和养老问题的专家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对的，你触及了大家普遍关注但又了解不够的领域。再是，小说家写某个领域，似乎就得先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准专家。

薛舒：这的确是一件令我颇有些啼笑皆非的事情。《远去的人》发表时，很多次参加读书活动，我怀揣着要与读者好好探讨一下我们在应对疾病、衰老、死亡时的精神失守抑或精神依托的话题，但是，最后终归会变成阿尔兹海默病现场咨询会。读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更有人当场罗列家中老人的诸多疑似症状，问我这是不是AD症？《太阳透过玻璃》发表后，依然遇到了类似情况，读者最关心的是居家养老还是去养老院度过余生的问题、护工是否虐待老人的问题，抑或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大多时候会预先告知这些读者，我没有资格以个人的经验提供任何准确无误的解决方案，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遭遇亲人或自己的疾病、衰老，甚至死亡时，我们的挣扎、犹豫、痛苦、绝望，抑或自责、羞愧、逃避，乃至自私的流露，都没有错。我们要去经历生命的过程，同时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

早年读过史铁生的一本书，书名忘了，但其中有一句话依然记得：小说家的任务是发现困境，而解决困境与总结真理的荣誉不属于我们。

我觉得，这句话小说与非虚构作品可以共用。当然，我的书如若给读者带去了安抚与慰藉，或者恰巧为一些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我会非常乐见，也会因为自己的职业从“无用之用”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用而感到高兴。

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小说创作者而言的确是一件好事。父亲住在老年病房的五年，我长期与医院打交道，近距离接触护工，可谓是真正的“深入生活”。虽然谁都不愿意为了深入生活而变成病人或病人家属，但是的确，我有了那样的生活，有了某些别人不曾有过的体历，我也因此而写了好几个关于疾病或护工的中短篇小说。

傅小平：当然从我作为文学读者或是小说读者的角度，我首先会好奇小说家写非虚构和惯于写非虚构作品的作家写非虚构有什么不同。我能想到的不同，如果是由后者来写，可能会多一些宏观的观察，也会更多植入有关阿尔茨海默病和养老问题的认知和思考。但由作为小说家的你写出来，就多了一些生动可感的细节。这么说，还觉得有点残忍，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见得有意识地发挥小说家的功力，不过把印象给记录下来。当然我说细节，包括你父亲生病前后的状况，在医院的见闻，也包括去探望父亲路上，你在经过张江高科技园区看到的，被你命名为“谈恋爱的年轻人”的那对雕塑等，你大概两三处提到这对雕塑。

薛舒：有朋友给我反馈，这两部非虚构作品，尤其是第二部《太阳透过玻璃》有许多地方更像小说的写法。这的确是无意识的，关注细节可能已经成为我的常态，我也一直觉得写非虚构作品与写小说最基本的诚意应该是一致的，缺少细节的写作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那只是报告而已。

被关注到“谈恋爱的年轻人”，我非常高兴。《太阳透过玻璃》写完后，几乎没有读者给过我“谈恋爱的年轻人”的反馈，唯有两人，第一个是我的责任编辑吴越，第二个就是你。这是我整本书中最珍惜的细节之一，被注意到，我会有种被懂得的欣慰与温暖。

每次去医院探望父亲，开车走中环，经过张江段，我都要张望一眼那对雕塑，他们几乎成了我从正常生活开往“临终医院”那个灰暗世界的途中唯一的亮色。今年一月，在上图东馆的新书发布会上，吴越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那天她是主持人。她事先和出版编辑合谋，找到居住在张江的朋友，拍下了那对“谈恋爱的年轻人”。他们常年坐在一家叫“万和昊美艺术酒店”的屋顶上，酒店在张江的祖冲之路上。背景PPT呈现出那张照片时，我着实感动了一把。吴越说：那是你的战友，这个场合应该重逢。

直到如今，父亲已经过世四年多，只要开车走这条路，我依然会在经过张江段时留心那对雕塑。他们有些褪色了，女生的红裙子变成了淡粉红。

傅小平：我想说，体现在两部曲里，类似“谈恋爱的年轻人”雕塑的书写，以及对你父亲过往的追溯，和对你少时生活的回忆，等等，都是挺文学的。但我也明白，你写下题为《因为病和爱，我不再文学》的后记，大概多少担心过多的文学会偏离非虚构的意旨。但文学与非虚构是不能兼容，或者有很大的矛盾吗？照实说来，文学至少可以为非虚构作品增加感染力，既然如此，干吗不文学呢。

薛舒：可能是相反的，我担心写得太真实，就削弱了文学性，或者说，写的时候我过于沉浸在真实生活中，顾不上文学性，这可能会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所以，我在后记中进行一番解释，其实是不想让别人批评我不够文学，于是先作出一番“我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文学”的表达。写《远去的人》是在2013年到2014年，当时我对非虚构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我只是记录那些发生在家人以及自己身上的事，以及我内心涌动的思索。所以我会说，一开始我是当日记写的。写了一段时间，发现快要变成一个长篇的体量了，对于父亲的疾病，我也在心理上有了更多的接受度和应对方法，于是想，不如让这些乱糟糟的日记变成一本书吧。于是重新梳理，重新构架，重新修改。当时就认为这十多万字，都是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故事，并不是小说，那就是非虚构了。我更多的是写下一些情感、情绪、生活困境，写下对发生的一切的自我的思考。假如说，这个非虚构作品最后呈现出了一定的文学性，那我真的非常高兴，也许那是作为小说写作者的本能吧？当然我也很高兴自己拥有这样的天然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