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归人

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

——[美]布罗茨基《美学高于伦理》

（一）

《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知堂在他的书话里引用清乾嘉年间经学大师郝懿行夫妇的注解——

“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解云：“《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噪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也夫妇之辞。”

我觉得注与解同样精彩。瑞玉，王照圆的字，她系郝大师的夫人，才情别致，夫妇俩曾以问答方式写出了对《诗经》的新解；在郝的著作中“照圆说甚多”。闺阁解读更感性，有温度，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很深。雨天，又碰上冬季，一个人待在室内，难免无聊空虚——不管是“设辞”也好，“怀人”也罢，热切希望故人冒雨前来“把酒话桑麻”，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法国精神病学理论专著《害怕陌生人》一书说到人们普遍惧怕的三件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说话；蛇；空虚。——古今中外，人们对“空虚”的惧怕是共通的，莫不是隐于人性的七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羁旅人生就是不断地克服或消解“空虚”的一个残忍过程。

放眼寰宇，一丛芭蕉引人入梦：

乡关何处？当我无意中路过，

落日残照，关乎一种情怀，和悲悯。

——拙诗《铺首》

我有些许社交洁癖。某位智者说，人类都是道德上的残次品，我也深知自己作为个体的卑陋，与高尚是不沾边的，但我的处世毕竟是有良知底线的，所以择友方面难免讲点原则。近些年，我对“人的世界”越来越闭合。前些天，看到过一则统计数据，很有趣：“试着把关注点放在20%的喜欢你的人身上，只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每天便如沐春风。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有时，太多人被请进生命里。据说，我们一生会遇到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这样的说法是否“科学”并不重要，而且我自己估算一下，也不存在那么多“亲近”的人，即便还能苟活下去，也凑不到那个数，但意思极好，我宁可相信一次。——这里讲的可以概括为：人与人的相识与相交始于外观，终于三观。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说过：“我们对自己了解越多，就越能实践卫生的种种要求，实现肌体的透明化。透过我们自身，看到自己多么纯洁。这样，你达到了敢于直面自己的境界。”（见《思想的黄昏》）

四年前，迫于生计，我冒险去了台州务工，之前已经在上海居室宅了整四年，很少外出造访友人，靠什么消遣度日呢？读书。其实我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我读书像陶渊明说的“不求甚解”，期间我读了大概近千万字，但也仅仅是过程中的享受：咽下的是文中的情趣，事后叫我复述，一概不记得。有时孩子要求我讲故事，我的脑子里竟然抓不到一片雨云。惭愧之余，也不脸红，因为我的“空白”里面有东西，但“欲辨已忘言”。其实，读书找情趣，就是通过书本与作者（不管是否作古）或书里面的人物相接触，找三观近似者，对话与聊天就在这无声的领域中无意识地进行。我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种读书体验，和乐趣；朋友，不一定是现世界的活人，通过读书，可以轻松穿越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等时代，或慷慨悲歌，义士辈出，或风流高洁，名士荟萃，要从中找朋友，如果标准不是太苛刻，收获应该会不少。与他们“对谈”，顿觉满室兰香；我曾在《冬雨》一诗里作了相关的铺陈和演绎——

冬雨持续了一周，

安期山的轮廓线如如不动。

当路面发麻，

草丛中的鹌鹑，叫声晶亮。

你想到民国时期的一位先祖，

他的手里经常摆弄着一把陶烧茶壶。

冬雨的声线平缓、单调。

一瞥怀人念远的电流痛击你的全身：

在心灵原乡的那个维度，

梅枝横斜于窗头，你一度

消沉，中断了问候。

美人的咳嗽，

还未开出花朵。

冬雨总是伴随着流感，

听说福鼎老白茶可以用来抵御。

扁圆的一饼，细数陈年，

酵母与经验范式，

改变着生活的指针。

你随性，表面不置一词，

就如喜见榆木旧门板变身为茶桌的奇迹，

一种破形之美，

跃动着人智所不能及的神意。

冬雨持续了一周。

一位隐身了二千年的道友发出声音：

“合则见人，......”

原来他与你同处一室。

陶壶中的山泉水已经煮开。

对谈开始：而你不过是在自言自语。

《史记·封禅书》：“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我在这首诗里将这位世外高人请进了茶室，与之品茗、对谈，类似的人物和情景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尽管场景是虚拟的，但比起“看得见”的虚妄现实，前者更可信：在佛教或庄周梦蝶的镜像学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可靠结论。从中考量，“空虚”的沟壑仿佛也会被填实不少。

（二）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写道：“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出声地看书。”博尔赫斯告诉我们：当时，作者对写下这句话深感诧异。西方之前的学说（比如毕达哥拉斯等）从不形诸文字，均是口头教导（中国孔子的教学也类似），因为老师可以选择学生，而书本选择不了读者，读者也许是愚蠢不肖的，“最谨慎的做法是述而不著，教学都是口头进行，因为白纸黑字就成定论。”而圣奥古斯丁则是借助“看书”把读者解放出来，使得读书一事成为较为隐蔽的自主交友方式，并变得积极和可能。

读书交友。我深以为然。

但“手不释卷”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衣食住行，许多比读书更迫切更现实的事，总是会挤兑你的阅读时间。况且你做事的时候虽然没有让你“闲”着，但不代表你“物质的快乐和健康的甜蜜”，不代表内心就充实；还有长时间的阅读也会产生短暂的劳乏、困倦，彼时面对书房中的三千册书籍，“由于感觉的微薄，树木不再绿叶满枝”，甚至会产生阅读恐惧症，而不得不抛开书本，寻求窗外的一丝秋凉或虫鸣，调整呼吸。但，之后的遭遇呢？当我这样连问三遍，恍然间，泥沙俱下的潮流一下子涌出，将时代的眼眶堵塞与蒙蔽，眼前盲目的场景充满喧哗与骚动。而深层显现的则是千篇一律的庸常格局，逼你就范，或死板、低级趣味的道德绑架与推销。稍有不慎，一切又返回到空虚的原初样貌……

毋庸置疑，生活中的空虚解码必然还有其他可以托付的“模块”存在。

确是。我多想生活在远古的羲皇时代，本然、纯真、无拘无束，诸神带着一把“常识”的钥匙，启蒙与教导大地上的各色物类。然而，随着时光的递嬗，人为的历史逐渐陷入了循环的魔咒，大地堕落成荷尔德林笔下阻隔诗意栖居的那类“贫乏”，那么，是何时何故导致了诸神的远离？这是一个带伤的哲学命题，我在本文里暂且回避——浮躁岁月，什么都值得怀疑。当我像镜子一样分裂出去，我收不回的言行是否合乎人性和自然规律（天道）？我的人生价值观是否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污染？因为这决定了我在后天生态环境里对接收到的信息如何进行甄别、咀嚼与消化。面对误入尘网——内心空虚的巨大反噬，如何去蔽消障，直指心性；如何学会简单自处，守拙如愚，一如风雨中的归人踏入“故乡的令人起敬的安全的疆界”（荷尔德林诗句）？这中间一定有个指标权重的“宿主”，通过它，能够净化一个人、一个团队或一个集体组织的心灵和思想体系；甚至能将一个国家的日常运行纳入她的美学范式中，久而久之，润物无声的功效，改写着国民性格、处事方式和社会风水，恢复或唤醒着生活艺术的自洽和水的伦理，美轮美奂。如斯，则“空虚”从何谈起？——而这，就是东方的茶道。唐宋两朝，稍晚兴起的日本岛国莫不如此。

我与茶的相遇，是中年坡道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没有之一。

2018年底，我在天台山宫叔的“椒寮”里写过一段总结性的话：“由于工作与生活上的多重压力，让我越来越倾向消极的接受与自我平衡，也即如何将这些心理事实朝着审美意识加以超越或积极提升，并乐在其中。这在情趣上较为靠近日本俳谐或茶道修炼过程中的‘侘寂’之道，其光芒所在，是自足的美，内敛的善，是宅在自家躯壳里如如不动的真。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这方面，我还得好好翻开自己的过往，检讨和滤清外加的东西，而且延伸开去的韩式镜像所折射的语言仪态、价值取向等完全能够敷衍成我下册诗集的一篇有意思的序文。我来台州数年，渐渐爱上了喝茶，我不敢妄称懂茶道，但我对‘御道茶会’等的建筑样式、宫叔家的菊花园、草庵、船木茶桌、粗朴的茶具等，都表现出极强的感受性意味，神思杳渺。我在简陋的工地活动房里也隔出一间茶室，到国清寺的溪涧、兰田山找来一些符合内心意象的火山盆石和石菖蒲点缀其中，当然少不了字画（由诗友书画家张千里和俞强提供），但都从简；从绿茶到红茶到黑茶，我的口味在一步步加深，而这‘深’，不是浓郁，而是摘下的绿色茶叶经过一系列高强度的处理程序，再通过紧压、发酵并繁殖出‘金花菌’后的绵纯和安静。当我离不开茶桌，一种潜移默化中的新格局新视域软化了枯燥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我的行为方式和修辞指向：这一年的诗歌‘创作态’呈现出淡然、清寂甚至意冷的境界，一种玄灰色的知性表达与企及，非常合乎我的心理需求和血液里的元文化基因。”

尽管这方面的知识谫陋，但我有我的视角。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华饮茶史可谓源远流长，上溯到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然而，真正形成茶文化的要到中唐《茶经》的问世吧？当时佛教兴盛，禅宗花开两枝，茶文化的形成与禅修密不可分；因茶有生津止渴、提神益思、涤除凡尘的功效，不仅满足官能、更是提升精神维度之需（“茶禅一味”），被寺庙所推崇，因而在兰若精舍旁广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当时主要分为寺院茶道和文人茶道。至宋代，又进一步，宫廷专门设立茶事机关，上至国事活动、下至民间婚丧嫁娶、日常伦理等都离不开茶仪，已成礼制，诚如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所指出的：“礼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规范。待达到礼之后，‘茶’也将臻至奥义。将之拔高至礼仪的正是茶道。方式在求取我们的尊奉，有这种权威才会有茶礼的诞生。”

宋代是中国茶道的黄金时代，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一些文人雅士更流行斗茶的生活情趣，宋代斗茶之风极盛。每年清明节期间，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古人斗茶，或十几人，或五六人，大都为一些名流雅士，还有店铺的老板，街坊亦争相围观，热闹非凡。斗茶的场所，没有明确限定。古代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即现在很少看到的抹茶）一起喝下。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斗茶内容可分为三种：斗茶品，斗茶令，茶百戏。这里不一一展开。

宋或宋之前的茶饮品大都为生茶或半生茶，味至寒，因为茶碱的含量很高，容易刺激胃膜，饮茶过多过浓，会致病而有损健康，对《茶经》进行润色和推广的唐代茶师常伯熊“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而熟普、泾阳茯茶、安化黑茶、雅安藏茶等和胃的发酵茶直到明代才萌芽，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研制成功，我体质弱，寒性重，绿茶不对口味，平时多以煮红、黑茶为主，数载下来，免疫力明显增强，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品饮的窗口启开了美的另一维度，余生受用：这也是促成我动笔写作本文的因缘之一。

（三）

崖山之后，劣币驱逐了良币，野蛮战胜了文明。但零星的文明之火则传向了东瀛，茶道即是其中之一。虽然元明清也有所谓的茶道复兴，但国民犬儒之性已养成，同样是茶，显然不是宋或宋之前的那个味了；相反，中华茶道的精髓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得以发扬光大，通过几代茶人的努力，最终融进了日本文化的基因库（日本视唐宋两朝为教化恩师，文字、服饰、礼仪、建筑、官衙设置等都是效仿唐制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朝三次远征日本失败，后者为唐宋文明火种在异域的保留立下了神功？）——

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自唐朝留学归国，他将在中国习得的佛法带回日本，在京都比睿山修建延历寺，建立了日本天台宗；同时带回的还有中国的茶籽，那是他在国清寺的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他将茶籽播种在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畔，形成了日本最古的茶园。而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四年（815年）的《空海奉献表》上，表中记录了日本茶师、僧人空海的日常生活：“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初期，茶事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空海法师曾向嵯峨天皇力荐中国茶，815年四月，高僧都水忠（在唐朝生活了30年）亲自煎茶献给嵯峨天皇，获得盛赞，从那一天开始，茶道在日本全方位铺开。天皇在一首致空海的诗中称许茶的魅力，并对着空海返寺的暮色背影心生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