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地写作,穿越那些奇异的光和黑暗
作者: 荆歌 傅小平
“写小说就是虚构的活儿,它不追求真实,或者说它根本不需要拘泥于真实。”
傅小平:原想着是不是先从《鸟巢》说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你的小说,而且是当年《收获》上发表后不久就机缘巧合读到了,可以说是交织了我的成长记忆。当然也适合先谈谈你新鲜出炉的“荆歌成长课系列”,这是你进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后的最新成果么。不过前阵读到你发在《上海文学》第五期上的《陌路》,我又觉得不妨从这篇小说谈起,因为以我的阅读感觉,依循这篇新作,能触摸到你“纯文学”创作的一些特点,乃至总体面貌。
荆歌:这几年转向少儿小说写作之后,所谓的纯文学确实是写得少了。因为好像有了新的写作兴奋点。以前那种写作,现在变得有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出现,很快就放弃了,觉得它们其实不值得去写,觉得写出来没有太大的意思。这种感觉不仅是对自己,对别人也是这样,甚至对整个文坛的现状,都是这样。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好像已经很少有多少作品能够让我感到兴奋。这当然不是别人的原因,还是我自己的原因。一是我老了,创作能力衰退了,二是我感知好作品的能力也衰退了。我是经常怀念自己五十岁之前的那种写作状态,充满了热情,总觉得有写不完的故事,津津乐道,神采飞扬。现在不是这种状态了,现在写少儿小说,跟以前写小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过去那种玩世不恭的撒野的劲头没有了。
当然这几年我还是偶然会写一些从前那样的小说,像短篇《叙事课》《点翠银簪》和中篇《联排别墅》《拥抱》,还有就是你说的《陌路》。这些小说,自己的评价是不见得有多好。写作它们的理由,也许是想要证明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儿童文学是被歧视的,有些人认为它就不能算是文学。这也是我转型写少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想我的儿童文学一定是文学的,它与所谓的纯文学写作不应该有文学本质上的分野。
傅小平:赞同。但我冒昧揣测一下,你迄今最被文学界和读者认同的,恐怕还是纯文学创作部分,想来你也是在意的,所以要证明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说说怎么想到写《陌路》这样一部奇异和另类的小说?
荆歌:你觉得《陌路》是一个奇异和另类的小说吗?我不这样认为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写小说的。这个小说的题目不错是不是?一层意思是“陌生的道路”,另外一层意思是“兄弟终成陌路”。
傅小平:没错,你写小说偏奇异、奇崛一路,但如果读者由《陌路》开始接触你的创作,是会觉得奇异和另类的,好在你的小说开篇寻常,多数都是娓娓道来,也就交代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地方,有一个或两个人物,正在做什么事,或将要做什么事之类。相比而言,《陌路》已经是特别了,以“很多年前”开篇,用了追溯的手法,但从整体叙述上看,又给人感觉自始至终是现在进行时。都说开头第一句,或开篇是定调子的,大有讲究,你落笔时有什么讲究?
荆歌:我没想那么多,只是讲一个故事。在时空设定上,或者说许多本应该具有合理性的地方,我总是觉得不必那么计较和认真。本来写小说就是虚构的活儿,它不追求真实,或者说它根本不需要拘泥于真实。讲一个故事,重心是讲述者的叙述逻辑,他怎样叙述,如何推演,他想要触摸什么,如何让事情自行发展,最终走向一个既在叙述者掌控之中,又颇有些意外的结果。这才是写小说的乐趣所在,也是意义所在。
傅小平:说白了,小说自成一个世界,只要是逻辑上能够自洽,怎么发挥都行。但你的小说吧,从一开始读着寻常,读到不多远处,总会读到“颇有些意外的结果”,这在《陌路》里也有体现。小说刚开始写的可谓是易东阳和白剑斌的猎奇之旅,当写到两人遭遇康巴汉子后,意外的东西,或者说奇异性就突然出现了。这次情节的反转,也构成了故事真正的逻辑起点。联系到你很多小说都体现出这个特点,区别只在于在哪个地方出现,有必要问问何以如此?
荆歌:这些个点,这些突然出现的事,有一些是在写作它之前就存在于我脑中的。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我才觉得可以写成小说。叙述的时候,所有的平静沉着,都是在慢慢地靠近这些个点,然后转折,然后进入下一个点。当然也有许多时候,这样的点是在不断地叙述中突然出现的。
傅小平:不过,小说再怎么奇异、创新,都讲究起承转合。这篇小说篇幅不到三万字,却分出了十九节——如果段落之间的空格比作节的话,节与节之间转换和过渡可谓自然,而且并不是靠的强烈的戏剧冲突。这是怎么做到的?
荆歌:小说的发展,许多时候其实也并不完全要依靠情节的变化。大起大落的突然变化如果过于密集的话,会显得生硬,也不见得是文学读者所需要的。节与节之间,有时候只需换一个角度来叙述,就完成了过渡。过分的流畅和连贯,就像一个机位的拍摄,难免会给人以单调之感。
傅小平:听你这么一说,有启发。不过怎么换角度,有讲究。就《陌路》来说,你是顺着讲,跳着讲,每每到了关键点,却会来一个突转或是反转,临近结尾处,更是来了个大的反转。虽然读的过程中,我约略想到康巴汉子掉落悬崖后没死,但读到临近结尾说是他当初被汽车甩掉后,只是掉在了一棵树上,还是觉得有些出乎意料。怎么说呢,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部小说可以说用了一个《项链》式的结构。因为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不太可能产生像《项链》这样的小说,但感觉你从另一个意义上实现了。因为莫泊桑笔下的马蒂尔德,是因为要面子,而且守信,没去求证,或者没想到去求证项链的真假,易东阳和白剑斌是因为惧怕、逃避,没能去求证康巴汉子的生死。但他们殊途同归,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读《项链》读到最后更多读出同情,读《陌路》更多读出反讽,但读到临近结尾的地方,都会心里为之一颤。
荆歌:极端的、明白无误的结果,会缺少弹性和想象空间。有一种说法,说是生活经常会给我们开一个玩笑。这种所谓的玩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说的生发点。《项链》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笑。莫泊桑这个小说写得真好啊,是你越去想它就会觉得越好的。《陌路》的结尾,这样的反转,也是要让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一段命运,有了“生活的玩笑”的性质。要是早知那个人并没有死,那么他们的心理、生理和他们的关系,就不一定会是这样的变化和发展。那个人掉在了一棵树上,免去了一死,他多半是不可能在树枝上睡着的。我却写他躺在树上睡了一觉,是被冻醒的,这样写,明显是荒诞的,就是为了要有一种“玩笑”的效果。
傅小平:我读到康巴人在树上小睡了一会儿,也觉得有点不合常理,但确实没去推敲过你为什么这么写,听你一说,恍然大悟。我有些好奇,这样的反转,这样的叙述,你是进入写作之前就想好,还是写着写着突然生成的?
荆歌:这个我有点忘了,当初是脑子里先有的呢,还是写着写着才突然生成的,现在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结局很好。如果两个人最终被判了刑,或者处在没完没了的惶恐不安中,都不如这个结局好。现在这样不仅让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貌似可以和解,但更可能就此形同陌路,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结尾。
傅小平:是这样,感觉有必要问问你,一般情况下,是哪些因素触动你去写一部小说?
荆歌:每个小说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在写作前会想好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某一个社会事件,或者某一个很特别的人,有时候甚至是某一句话,激发我要写一个小说。
“每一个小说,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其中人物的活动,看到背后的时代底色。”
傅小平:我在想,写一部小说之前,你会不会在构思上下一些功夫。也许,小说构思比较完善了,进入写作以后就会轻松一些。读你的小说,总是觉得你在写作中多数时候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似乎不怎么费劲,就能轻轻松松地写完了,哪怕你讲述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放松。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也有作家的文字读着像是一气呵成,问了才知道是经过反复斟酌修改的。
荆歌:我进入写作状态之后,感觉自己调动语言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强,就像一辆好车,上了路就飙了起来。这种感觉,经常让自己感到痛快。也许这正是写小说的快乐之所在。我总是觉得,写作,写小说也好,散文诗歌也好,预设的东西太多,快乐就会减少。我的大部分写作就是在一个大致的框架和目标之下,让自己自由地进行,不沿规定的跑道跑,经常会迷路,经常会发现新的道路,或者说被始料未及的东西吸引,被擦亮,身体和意识就会特别地亢奋起来。这对写作形成了一种刺激。有时候甚至是对出发时的那个自己的背叛。我喜欢这种感觉,这也是我迷恋写作的原因。所以说我总觉得自己写完之后,并不需要作太大的修改,除了一些笔误需要改正,保留那激情洋溢的状态,我认为就很好。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我也知道其实理性和冷静对写作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好作品也许真的就是改出来的。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也会反复地改一个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很少改,就是一遍完成的状态。
傅小平:得说说《鼠药》了,因为你的小说读下来,也就明显感觉这一部是下了大功夫,事先也需要做些功课的。除非开篇[荆歌按]里讲到的故事,亦即生活里的,同时也是小说里的荆歌,是真的从收破烂的老头儿收回了那一大包家书,自己乐得当个抄写员——麦尔维尔就写过一篇题为《抄写员》的小说。这是开玩笑,也就是说,看这些书信代入感之强,足以让人相信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写的,但要还原那时的语境,实在是有难度啊。还原几封书信还好,还原那么多书信,脑子不会打架吗?这靠的什么诀窍,还是你自己“如实招来”吧。
荆歌:这部长篇确实如你所说,写作的状态有点特别。当我决定写这样一个作品后,我就开始“伪造”大量书信。你也看出来了,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要通过书信把复杂的故事说清楚,还要将人物的个性和内心刻画出来。不同的人物,写信的口吻也不会一样,我得分别钻进不同人物的身体里,用他们特有的语气说话。按理说这样的工作状态,有违我一贯的写作习惯,不能太任性了,也不能一路狂奔停不下来。我必须像能工巧匠一样,耐心地编织,精确地雕凿,既要保持火花四溅的斧凿激情,又要冷静地让榫卯严丝合缝。写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不寻常了,我一步三回头,行行复行行,写写停停,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将一些段落推翻了重写。结构上的调整,直到完成了全部作品还在继续。最后那些“附录”,就是从正文中剔除出来的,我最终决定把它们放在小说的后面,作为可看可不看的部分。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我觉得这种大段的哲学和人生观意味的议论,放在书信中,可能会给阅读带来倦怠。原因之二是,我又舍不得把它们删去,因为我觉得它们对这部作品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部长篇我自己是特别偏爱的,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的代表作。无论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是语言,还是结构,还是人物,还是重要的背景,还是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它都到了令我比较满意的程度。所以今年即将出版的《中国小说100强(1978—2022)》系列丛书,我选了这部《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