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记

1.想起丰子恺和夏目漱石

丰子恺雇一条船，自故乡石门镇出发，沿大运河向南去杭州，用两天时间。他放弃半日便能抵达的汽车或火车，走水路，因途中有古镇塘栖可逗留。

船夫在摇橹，欸乃有声。船舱里设一榻，可卧着读书、入梦；两旁窗子嵌有玻璃，避风雨，也能透窗观察两岸树木、人物和云朵，像流动的画卷；一小桌，可供四人共饮、打牌，“竟像一间小小的客堂”——在晚年所作散文《塘栖》中，丰子恺如是感叹。若独自乘船，他就在小桌上展纸蘸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漫画。漫画中的人，眼睛和嘴巴一概省略，重在以姿势和行动传达内心。画面一角，写三两言语，如：“春燕带得落花归” “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家家扶得醉人归”……笔墨间，尽是江南风致。

船夫远远看见超山一脉青苍轮廓，广济桥如长虹卧波，就低声预告：“先生，到塘栖了！”丰子恺收拾纸笔，起身到船头，看这一座他熟悉、喜爱、无数次路过的古镇，逐渐放大。两岸的店家、作坊、白墙黛瓦，河埠头上捣衣、洗菜、刷碗的妇人，赤裸裸跳入河中洗澡的少年，全面包围视野和内心。

河面上，大船与小舟，帆樯相连，穿过广济桥七个大大小小的桥洞，延续余下的行程。或停泊于岸边，卸物装货。卸下异地异国的煤油、脂粉、自行车、电唱机等工业品，装上塘栖的樱桃、枇杷、桃子、稻米、丝绸、糖色、甘蔗等特产。灯火初上，商人与船客结伴去水北街或水南街游荡，入餐馆或青楼沉醉一番，进戏院听昆曲、越剧或京剧。次日，气色一新，乘船赶路。由此可见，塘栖，这座距杭州城不远不近五十里的古镇，因大运河澎湃穿越，人烟与灯火何其繁盛，财富、欢愉和传奇多么丰盈。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隋唐，以图国家治理的完整性和融通能力。明清两代，紫禁城日趋内向，对大海和大海以外的世界充满恐惧和敌意，推行海禁政策，更重视大运河功能的完善，不断拓宽河道、调整走向，让南方凭此向北方输送财力、士子、吴语软侬的后宫佳丽，接受京城里来的圣旨、密探、大臣甚至皇帝。半天下之财赋，悉经塘栖出入。当这条河雪落冰封、舟船堵塞，古中国的一次肠梗阻，让南北人民为之疼痛。一八四〇年之后，因英国军队占领扬州，控制大运河与长江的这一交汇处，像攥住清廷睾丸，遂有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全新书写——刀尖与笔尖，蘸着血泪与烽烟。

大运河原本流经临平，但淤塞严重。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水浒传》中宋江的原型人物张士诚，率将士改变运河走向——弃临平，在塘栖拓宽河道，使这一小渔村迅速繁荣成为江南名镇。岸边，出现一系列码头、作坊、工厂、仓库，有了皇帝的行宫、御碑，有了教堂和礼拜仪式，有了各种外语、方言、戏曲、流言蜚语、传奇故事，也就有了丰子恺对这座小镇的深沉眷恋。一次次乘船抵近、上岸，喝一壶梅子酒或米酒，配几碟小菜。若有雨，丰子恺会更加愉快，想起“画船听雨眠”“夜船吹笛雨潇潇”等前人诗句，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现代人了。打一把伞下船，去水南街的廊棚下坐半日，听雨复看雨，远近人事忧欢，清晰浮现于心头。若五月路过，枇杷成熟，他会买来一串带到船上，吃着去杭州。如此缓慢而细腻的喜悦，那迅疾而潦草的汽车和火车，无法给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携妻挈子，远走西南避祸。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回石门镇，缘缘堂在日寇轰炸中化为废墟，草木萋萋鸟惊心。无家可归。随即丧失一条从石门镇到杭州的水路。移居上海，终老于那座大城。在漫画里、文章中，反复画这一河流，写这一小镇。

二〇二二年秋，我与诗人树才、缪可构、荣荣相约，分别自上海和杭州这两座与丰子恺有关的城市出发，到塘栖游走散心。各自乘汽车而非坐船来，就少了民国初年文人的风雅。周作人在《乌篷船》《苦雨》中，描叙过与丰子恺类似的经验：雇船去乡下看戏，坐船头，看才子佳人唱念做打，困了，进船舱倒头就睡，“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未言及塘栖，大约没来过这一小镇，是他的遗憾。

我们住在水北街，酒店由明清时期一座米仓改造而成。睡下来，感觉自己与一袋米相比，芜杂、沉重而无用。反复沿运河散步，反复越过广济桥，白天或夜晚，独自或结伴。周遭景象，迥异于丰子恺所见所写。河面安静，没有船来帆去的喧闹。原因：一方面，为保护广济桥，近年在塘栖镇旁另辟新河道以通船；再一方面，陆路与空路密集交织，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日渐衰退，着重于供人怀古、审美与沉思。故，当下塘栖，旅行社三角旗颇多，梅子酒和枇杷一类伴手礼颇多，咖啡馆与酒吧颇多。从前围绕商人、船夫、农作物而生存，现在面向游客呈现自身魅力，塘栖在蝶变，正如时代在嬗变乃至剧变。

唯有食物滋味不变。走进丰子恺喝酒吃饭的小餐馆，我们喝酒、吃饭。枇杷和梅子酒，当属于暮春初夏时节。眼下，有粽子和米酒，可咀嚼到与前人相通的甘苦辛酸。就感觉丰子恺一路跟随，出餐馆，迈上广济桥，过河，对我们戴口罩的脸、漂浮的步态，很不放心。他似乎仍在顽固地朗声陈述：

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我能洞彻一个民国文人的忧虑吗？他抵触“火车”这种文明的产物，与夏目漱石一致。这个日本作家曾感叹，“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在疫情期，病毒通过飞机、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传播，没有任何一人、一城、一个国度，能置身事外。“同一车站”里，有我们共同的、无法区别和选择的命运？在塘栖，想起丰子恺、夏目漱石，感觉他们在陪同几个郁郁寡欢的后生，上桥、过河、唠唠叨叨，我，就不觉得那么孤穷了。

如何在火车所隐喻的力量面前，保持一艘客船那样的个性与独在？这是一道难题。

2.梅花忆我我忆梅

这几日，与塘栖诗人交谈，总听他们念叨丰子恺的《塘栖》，郁达夫的《超山的梅花》。像怀旧的人，念叨家谱。的确，这两篇文章，字里行间有本地的来历和血脉。大运河边，超山下，塘栖这一小镇，在言辞中获得了不会毁灭的永恒感。

北宋，苏轼在离任杭州通判时，与一个名叫马中玉的漕运官依依惜别，赠诗：“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诗中“塘西”，即塘栖，他的笔，让这一小镇首次出现于中国诗文。尽管此时大运河尚走临平那一路线，塘栖未兴盛，但苏轼返中原时，思谋乘船经过这一小镇，大约对未来河流变迁有预感？他应该也到超山看过梅花，我未见记叙，遗憾。

明代，塘栖文人胡敬，这样写雨中的家乡：“野艇过桥波影乱，长廊遮路屐声稀。”在大运河舍临平而就塘栖后，小镇文风日盛，举人与秀才辈出，藏书楼与雕版书坊繁多。连镇上的某一裁缝，也能写诗，有“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旧棉花”之感叹传世，比胡敬写得好。好就好在，裁缝写出了许多文人有意回避的凡事俗情。若杜甫和白居易看见这裁缝，也会欢喜。晚清，某日，林琴南与隐居塘栖的夏容伯，结伴登超山，作《记超山梅花》，有“纵横交纠，玉雪一色”“丛芬积缟，弥满山谷”一类古旧言语，与前朝士人笔下的梅花无区别，乏新意，难以动人心魄。

白话文中的塘栖，动人心魄，或许就是从塘栖裁缝一类民间表达中，得到启示。

郁达夫《超山的梅花》，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面世早于丰子恺写《塘栖》的五十年代。这篇散文，与《钓台的春昼》《方岩纪静》等名篇，确立郁达夫“中国现代游记体散文大家”的身份。文中，郁达夫写登上峰顶后，“东瞻大海，南眺钱江”，而山间梅花，“自然自成一个雪海”，“比到罗浮的仙境，总也只有过之，不会不及”；写塘栖人以果木栽培为生计，故，一年四季，有梅子、樱桃、枇杷、杏子次第成熟，超山梅花之所以种植盛大，非乡民们“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幻想让梅花生出一只仙鹤；写杭州城市民，在立春前后蜂拥看梅，大都直接乘车到山下，完全不同于古人，只有大运河这一条水路可走，须乘船到塘栖，再披蓑戴笠、冒雪上山……

郁达夫和丰子恺，写出民国早年的塘栖之美，细节与观念，迥然区别于前朝文人的古典情味，故充满现代性。我来塘栖，如何言说当下、自成面目？这是一道难题。

我和朋友，重温一番郁达夫、丰子恺的文章，决定，乘船而非乘车去超山看梅。都明白，在深秋，只能看梅树而不见梅花，就像只能看开演前的空戏台，不见化妆室里涂脸描眉、默诵唱词的女子。都明白，我们在向那些看梅、爱梅、写梅花的前人，致敬。在船上，看大运河两岸，时时有钓客，将钓竿垂系于水面，身后停着一辆越野汽车或轿车。时时有挖掘机，像巨型动物昂首前进、破壁推土，重建新世界，吸引未来游客和现金流。时时有大型货船掠过，满载钢材、集装箱、木材，船舷上写着“赣”“苏”“浙”“闽”“徽”一类代号，像勇猛精进者的名字。

超山，的确超越周遭其他山丘与平野。桂香扑鼻，代表梅香，安慰我们的嗅觉和内心。唐梅，宋梅，仍是郁达夫见过的样子。尤其是那一株宋梅，备受宠爱，因它能开出六瓣的腊梅花，比寻常五瓣梅花多一瓣。一九二三年，吴昌硕、周梦坡、姚虞琴等文人，在塘栖人王绶珊的陪同下，同游超山，在宋梅旁商议一番后，建“宋梅亭”。这翘角飞檐的开放式空间，可容十多人闲坐、观梅、饮茶、弹琴。我们也像那几个民国人一样，坐在宋梅亭内，读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句子。姚虞琴：“腊雪不沾墙下水；冻梅先袒岭头枝。”钮衍：“几度阅兴亡，花开如旧；三生证因果，子熟有时。”马一浮：“与林和靖同时，高风在望；问宋漫堂到此，香雪如何。”……

在乡民眼里，梅花代表无尽财富。在文人笔墨下，梅花蕴含高洁情怀，与浊世为敌。两者都是美好的事情，无尊无卑。超山梅花洞晓这一切，故，开放得更加烂漫，让人间种种情愿，都能得到落实和寄托。

超山上，最动人的诗句是吴昌硕留下的。他自幼爱梅，自称“苦铁道人梅知己”，成为海上画派巨擘，不断画梅咏梅。晚年，屡屡乘船，自上海来塘栖、登超山，在梅林里徘徊流连，头上身上落一层大雪般的梅花。站在那一株宋梅前，喃喃道：“这是苏东坡看见过的梅吗？”报慈寺主持正法禅师笑了：“缶翁看见了，坡公就看见了。”吴昌硕亦即缶翁，也笑了：“说得好，我送您一幅画、一首诗吧。”正法禅师急忙引吴昌硕进入香海楼，安排僧人研磨展纸。遂有了《宋梅图》，刻在一块黑色大理石上，嵌在宋梅亭旁，是四季开放的一枝白梅。吴昌硕所作的那首诗，刻在超山入口处的牌坊立柱上：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

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

这一个爱梅花的人，在一九二七年冬去世。一艘船，载着一具棺材，自黄浦江进入大运河，在塘栖上岸，葬于超山。这是吴昌硕生前选定的墓地。他一次次来塘栖、超山，像演员正式演出前一次次走台。我们把携带的一瓶米酒，倾倒在一个巨大半圆球形状的坟墓前，这个眼睛细小的矮胖老人，能被酒香唤醒吗？立春前后、梅香浓郁时节，他大约会推开墓碑那一扇石头质地的门，到超山峰顶，四望咏叹：“梅边结茅屋，且看天下春。”

我们在大明堂内喝茶小憩。斟茶的女子，姿势里有无限情愫，像春风吹动开花的梅枝。听说我们是写诗的人，女子就拿出毛笔和宣纸。树才写了两句话：“唐宋随风去，梅花年年开。”我写了一段话：“在秋天来超山访梅，很合适——爱的前提，是强烈的空无。美的力量，产生于转眼即逝。”那女子盯着纸，出神片刻，微微鞠躬致谢。

游过超山，不愿在山上吃冷豆腐黄米饭的人，尽可以上塘栖镇去痛饮大嚼。从山脚下走回汽车站去坐汽车，原也便利，但这一段路，总以走走路坐坐船更为合适。

下山时，我们按照郁达夫文章结尾处的建议，走走路，再坐游船回塘栖，大约也契合于丰子恺、夏目漱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吧。

诗与文章，是一种慢，古老的缓慢，还能抵御科技的快捷和盲动，带来的种种狂热和灾难？

3.小菜馆与大运河

一丛梅花凌风翻折，宋梅亭下，有一人端坐，背影孤清。彼何人斯？吴昌硕、郁达夫、你、我、他……

塘栖画家吕幼纲，六十岁出头，留胡须，小心翼翼展开其一幅代表作。画面右下角，题有“超山有宋梅”一句话。从画面上，能看出山风很大，这对画家笔势的凌厉峭拔，要求高。我问他：“画中人久久不转身，在想什么？”他笑了：“在想，如何对上‘超山有宋梅’这句话？”我们都笑了。吕幼纲说：“先生们都是诗人，替亭子里那个人，对一对？”缪可构应答：“塘栖无新人。”大家抚掌赞赏：“对得好！有意味。对，我们都是从古代过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