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阿松

母亲曾经抱养过一个孩子，也就是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哥哥。他比我大十二岁。十五岁那年他逃回娘家了。这样算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也不过就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太小了，我想不起他来，脑子里连个影子都没有。于是，关于他的一切，我只能是听说了，有时还免不了带有几分怀疑。

母亲说他很喜欢我，放学回来总带我在院子里玩。喜欢的理由是那时候的我白白胖胖的，谁见了都喜欢。那他呢？我问母亲。母亲说你哥瘦瘦的黑黑的。母亲不说他而说你哥有点刺我的耳朵，它逼我去想象一个曾经不是由我独占的家，让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一个曾经有过的，可后来却下落不明的家庭成员。

看到我不那么习惯你哥的叫法，母亲便改口叫他的名字阿松。这一来我好受了一些，母亲也轻松了下来。和我不同，大概是原来母亲一直阿松阿松地叫了那么多年，现在要对我说你哥什么的，有点拗口，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似的。阿松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她也失去了作为母亲的资格。

记得我们家有过一株古老的荔枝树，矗立在大门口，高大的树身伸展得比我家的二层楼房还要高。母亲说荔枝挂满枝头的时候阿松会抱着我爬到树上去，一边摘下红红的果实一边塞进我的嘴里。乡下来的孩子才能够有那么大的胆量，邻里的张三李四只配在树下昂起头，睁大滚圆滚圆的双眼。

那株荔枝树是在大炼钢铁的那一年砍掉的。高炉急需烧火的木头，毫无商量的余地。记得那天早晨睁开眼来，发觉房间变得比平日要明亮得多。爬起身来推开房门，只见满地是枝叶和横躺着的已经被锯成几段的粗壮的树身。我惊愕地瞧向了母亲，看见母亲也只敢躲在门板后面，露出惊慌失措的半张脸来。

荔枝树的模样不时地会出现在我对儿时的回想当中，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大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往上头爬去的那个危险的场面来。

那算什么呢，母亲说，危险是在那树底下发生的。原来因为我的狼吞虎咽，一粒荔枝的核卡在我的喉咙里了。我的红红的脸色变白了，接着变青了。母亲这样说时她的脸色也变白了，变青了。说时迟那时快，母亲说，只见阿松伸出手来，把食指插到我的嘴巴里，用力地搅动了几下，最后把那粒核子从我的喉咙里挖了出来。

这么说要不是那个时候阿松的急中生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可我听了却不那么感动。大家都说阿松是逃走的，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逃走便意味着不可饶恕的背叛，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我那少年的心。

荔枝树下的事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其实关于我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和阿松分不开的理论上的牵连。人们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丁。母亲到处求仙拜佛，被高人指点说先得有一个领路的人。阿松是在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被母亲相中的。当时亲戚朋友都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阿松的亲生父母家就在和我们隔了二三十里路的乡下，这种地理位置对抱养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母亲则不以为然。母亲觉得只要她认定了，即便是抱的也是她的亲生儿子，到时候就是想赶也赶他不走。母亲这种过度的自信让她日后一度在暗地里成为人们的笑柄。

只是和通常说的关于抱子得子的故事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出入，我生出来的时候阿松已经小学毕业了。这意味着由于我的姗姗来迟，阿松不再是像足球赛场上的替补队员那样的角色了。母亲把本来准备给我的也全都给了他。他穿的衣服都比周围的小孩子要漂亮，他爱吃的东西，母亲都会到市场去买给他。从幼儿园小班到大班，再从小学到中学，最后还上了离家有点远的农业学校。可惜他不是那么会念书，母亲原先是准备让他去更远的地方的，那当然是什么什么大学了。

即便是农业学校，母亲也感到十分有成就感。因为生下阿松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他们怎么也不敢想象阿松会有这么出人头地的一天。母亲的沾沾自喜又一次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让她丧失了起码应该有的警惕性。当她听说阿松的生身父母有时也会去学校看他时她还有点炫耀呢。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吧，如果说阿松出世时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胚胎，那他们会看到她是怎么把他给精雕细刻了。

阿松是寄宿生，每个礼拜回来一次。可是那个星期六的下午，该回来的时间里阿松没有出现。到了晚上，到了第二天，依然没有。阿松逃走了，逃回了亲生父母家。那是母亲无法接受的现实，她怎么也死不下心来，于是决定去学校找他。她觉得只要阿松看到了她，就会像一只咩咩地叫着的小羊羔那样让她牵了回来。

亲戚们都把母亲挡住了。大家都说她太不识时务了。最后大伯铁青着脸蹦出了一句话。大伯说阿松的父亲是土改时候的组长，不要说去惹他，人家不过来跟你算账就算不错了。听他这么一说，母亲像是挨了当头一棒似的，跌坐到椅子上。大婶赶忙去倒了一碗水过来。

那时候已经有我了。当然我就是在场也不知道一大群人为什么在吵吵嚷嚷。所有那一切，包括那棵荔枝树等等等等全都是日后母亲对我的没头没脑的唠唠叨叨。母亲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都自顾自地说着，就像小时候替我喂食那样带有强制性。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母亲不是说给我听的，只是因为没地方说，母亲把我当作了听她叙说的对象。

我多少懂事了以后，母亲反而说得少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不再说了。等到后来我懂得去向旁人打听时，大家也都不怎么记得当年的那些事了，还有人甚至连阿松是谁都给忘了。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一中。我们那地方的一中不是那么好考的，上了一中的初中，就意味着你很可能上一中的高中。迈过了那条线，大学就离你不远了。“文革”前每年从一中毕业的高中生大部分都能考上大学，一年送五个十个上清华北大不在话下。

接到我被录取的通知时，母亲显得比我还要高兴。母亲一整夜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怔怔地瞧了我一阵，突然说道，他就是不如你，没你这么聪明。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了一句，妈，你说谁？母亲回过神来，说了声没啥。我正想要追问，自己也明白过来了，于是住了嘴。只是心里有点不快，觉得母亲有点煞风景，不该在这么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分心。不把母亲的快乐百分之百地要过来，我可有点不过瘾，好像一块好吃的蛋糕被割去了一个角。

一中离我家有二十几里路，跟阿松上的农业学校一样得寄宿。每周去学校之前，母亲都会让我换上好看一点的衣服，另外再挑上一套塞到我的背包里作为换洗。那时候的我穿什么都是由母亲做主，我也习惯了她的摆布。可不久后我注意到了，母亲不总是从我的衣柜里把衣服挑出来的，有时候是从她自己的房间里。

这种时候母亲会替我把过长的袖子挽起来，或者把穿歪了的领子给正过来。做完后她还会往后退一步，把我整个儿地打量着。有一次我急了，这星期一早晨的时间多宝贵，我还要赶路呢。看我这样子，母亲才清醒了，明白还有许多家务事正等着她呢。不过母亲是这方面的能手，没几下她就把那些全给打理了。

开头我只是觉得纳闷，可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什么来了。我赶忙把身上的衣服看了又看，还翻起衣襟来瞧了瞧里子。那是一件蓝色的学生装。我看出来了，它是旧的，穿过的。

从学校回来后，趁母亲不在时，我跑去把母亲房间里的衣柜打开。我看到除了母亲的衣服，衣柜的一角还挂着一排男孩子的衣服。我是那样的好奇，呆呆地望了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们一件一件地穿在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另外一个男孩子身上。

阿松，我在心里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可是一瞬间他就消失了。他逃走了。

于是我浑身上下都变得不舒服起来。我想把那些衣服都从衣架上扯下来，扔到什么地方去，可我当然不敢那样去做。我想大声地哭出来，可也只能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接下来的一次我跟母亲顶嘴了。我说我不要。

你怎么啦？母亲开头有些诧异，可接着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是阿松的衣服，我忘了跟你说了。母亲解释道，不过你仔细看，都挺新的。

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不要一个坏蛋穿过的衣服。

坏蛋？——母亲不相信这样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

是坏蛋，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从我们家逃走呢？

他不是逃走的，他不是妈生的，他只是回到生他的父母那里去了。

母亲居然还在为阿松辩解。在我突然变得有点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前母亲有点像是在招架似的。

可他为什么不回来看你呢，不，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眼泪从我的眼里簌簌地流了出来。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穿那些衣服，我要的是穿上那些衣服的本人，他在哪呢？

母亲一下子把我搂在了怀里。母亲第一次察觉到曾经发生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全家的不幸。那以后母亲的衣柜里便没了阿松的衣服。那些都是阿松上农业学校时候穿的，母亲把它们都送人了。母亲生来慷慨大方，喜欢接济比她贫苦的人。当然这一次母亲这样做就不仅仅是这一层意思了，对于母亲来说那是一次她怎么也不情愿的彻底清理。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那是“文革”的前一年。一九六四年社教之后加强了阶级路线的贯彻，从成绩上看本来升学应该是毫无悬念的我就被扫出了校门。没有书念的孩子说多可怜就有多可怜，记得那时候每当附近一所小学响起钟声时，我的眼里就会涌起辛酸的泪水来。

那一年我十五岁，阿松正是在我这个岁数上从我家逃走的。因为有这么一个巧合，有一天我突然想要是阿松现在也十五岁，那他一定不用费啥力气就会考上的。那当然只是瞎编，我把我的学习成绩和阿松现在的家庭出身合二为一了，但由此触及了他从我家逃走的动机来。难道那个时候阿松已经想到，或者受到了唆使，明白自己非得离去不可吗？因为自己的遭遇，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阿松的逃走或许不应遭受在这之前我对他的谴责。我的不能原谅是不是有些偏执呢？

那一天我特别冲动。紧接着我还问自己，如果你也有阿松那样的去处，你逃走吗？这一来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不敢再往前想下去了。对别人来说或许这个问题可能是在问你是想上天堂呢还是下地狱，可是对我来说却意味着通往天堂的路同时也通往地狱。

幸好那只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我不再胡思乱想了，死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到街道居委会报到。那地方有许多跟我一样不上学的人，有上不了的，也有不想上的，那是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所描述的世界，而我是当中最小的一个。我们被通称为社会青年。

让我感到有点吃力的是民兵训练。训练有两个类型，一是基干民兵的，一是普通民兵的。基干民兵是来真的，荷枪实弹，据说需要的时候必须到海边巡逻，甚至上战场。我当然是普通民兵了，能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如此，每天早上的正步走，一边跑一边喊一二三四也搞得我够呛的。幸好民兵队长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严厉，有什么不是的时候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我跟你家阿松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民兵队长这样对我说，我们还一起考了农校。怎么样，他现在回来吗？

我吃惊地望着民兵队长，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地摇头。我不知道这么一个社会关系掌握在民兵队长手里是好还是不好。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有点被吓住。母亲本来就胆子小怕事，每天看着没有学校可上的我内心无比地自责，仿佛生下了我是她的不是，对不起我似的。她大概因此还想到了把阿松养到十五岁也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就像阿松逃走时大伯说的那句话，搞不好还可能会被追究呢。这不，不是一般的人，是民兵队长问起阿松和我们家的事儿来了。

其实是我们这头给自己上纲上线，搞得有些草木皆兵。民兵队长是因为听说我在学校里很会念书，有点可怜我，又加上是阿松的同学，所以才放下架子来，有些阶级观念模糊。不仅如此，有一天训练完毕后他还把我拉到一边，说人家到街道来外调阿松的事，阿松要入党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也不顾民兵队长交代我不能把这事再告诉别人。母亲听了我说的，连着问了我三遍，你说什么？母亲好像不明白我跟她说的话似的。

随后母亲不再说话了，甚至把我也丢在一边不理了。可是过了一天，我以为她已经把我说的给忘记了时，她却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幸亏阿松逃走了。说着，母亲露出了有点欣慰，甚至还有点欢喜的表情来。她往远远的地方眺望着的眼光也像是在寻找已经是在云端飘浮着的阿松。当时母亲的那张脸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我怀疑那时候母亲似乎是在心里对自己说，她曾经是一个党员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