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用小说探寻人心的异想

写作时，我仿佛是穿行在一条深幽的人性长廊里，好奇心让我想不停地推开走廊两侧那一扇扇的门，去探寻被掩盖着的那些心灵空间。

傅小平：以我的阅读，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围绕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主题写作，这个主题简言之是，男女主人公带着各自的心理创伤去了异域他乡，但始终承受着难以放下的罪与罚，却未尝不是极力突破困境，开始属于自己充满挑战的新人生。这么说吧，开疆拓土发掘不同主题，并试图在每个写作方向上都有突破，固然有难度。写同一个主题，却总是能不落俗套，变幻出不同样式，写出不同气象，也很有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更有难度。也因此，你的创作值得赞赏，但我不禁好奇，你何以如此执着于写这样一个主题？

陈谦：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写作者。也就是说，我很少认真地想要写什么特别的主题，更不要说是“一个主题”。我的大原则只是写那些自己感兴趣、能打动我的东西——打动不一定是感动，更应是触动。是要能调动我的智识和生活积累来进行思考的内容。

如果我能选择，我更希望能够把握“多主题”，那更有挑战性，或者说，让写作更有趣。可写着写着，却写出了你所描述的情景，这应该是一种潜意识行为，不以我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这肯定与我的小说观有密切关联。我一直都强调，小说应该关注人类生存的困境。好的小说，它不见得能带来那种立竿见影的现实效益，也无法为复杂的生活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它应该能提出问题，能帮助读者通过阅读，更好地理解人，理解生活，也就是说，当你在生活里遇到困惑时，想起读过的好作品，能受到启发，帮助你获得一些精神力量，行为有参考。我持这样的小说观，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你提到的写作局面。

傅小平：这或许也与你的移民背景有关。

陈谦：作为移民背景的作家，“来龙去脉”应是概括我生活和写作的一个关键词。当我们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从原来的文化背景里带来的一切，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将被这样的人生选择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这是我非常关心，并有兴趣探究的关键问题，也因此在写作上形成了这类主题表现。

傅小平：各式人物在经历心理创伤，承受由此带来的罪与罚之后，都会寻找新的出路，其中之一便是救赎。你的写作当然也涉及这个主题，却像是没有特别深入下去，或者你倾向于保留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就拿《特蕾莎的流氓犯》来说，无论是曹文轩所说，记忆原本就是一个人的记忆，得不得到救赎已经不重要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救赎，重要的只是此刻的面对和解脱，还是王德威所评，你用了一个颇具野心的结构，但操作力不从心，结尾流于俗套，都多少关乎对这一写作特性的评断。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罪与罚还有些东方色彩，救赎则更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母题，要把它移植到东方文化语境里，是有那么一点违和，所以要表达这样一个主题，真是有些难度。

陈谦：这类主题，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们在他们的杰作里都有过明确的表达和呈现，包括救赎。

作为一个长期在西方环境里生活的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特别在美国，可以说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密码。一般说来，人只要有敬畏之心，“罪与罚”都是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到的，但对基督教文化而言，最后的“救赎”则是在上帝那里。在这个关键点上，我更愿意让上帝裁定。

曹文轩和王德威两位教授的发言，是他们作为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评委的投票意见。两位教授都是给拙作《特蕾莎的流氓犯》投了赞成票的评委，在此，容我对他们表达一个迟到的谢意。曹教授的意见我同意的。我在前面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我让女主角特蕾莎和男主角王旭东都忏悔了自己的罪。特蕾莎更进一步，她还对王旭东表示了宽恕。至于救赎，正是你说的，我确实感到了在东方叙事背景里的难度，比如像《复活》和《卡拉玛佐夫兄弟》那样的救赎，很难在我们的文化底版上植入的。所以我将这选项虚化了。我在结尾让怪兽幻出，就是将它留在了前方，等待更强大的力量将它降伏。

至于王德威教授的评论，因为不具体，很难判断他的“流于俗套”所指。如果他是指没有写出救赎，这是因为以我的信仰，救赎在神，人是很难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我觉得作为人，我们做到知罪，能反省，反思，忏悔，并以此为鉴，懂得宽恕，就很好了，至少是写《特蕾莎的流氓犯》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的认知也只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不认为我们具备来自个人内部的克服地心引力的能力。

傅小平：但你的写作让我叹服的地方，也在于你努力克服写作意义上的地心引力，也就是说你似乎总是在前辈或同时代海外作家打住的地方，往前推进那么一步，或是一小步。这看似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能想到写海外生活的作品，居多是写他们怎么经过奋斗，一步步走向成功。当然也有写他们成功以后，又怎么走向失败，但即便这样也是侧重写他们的生活境遇，你却重在写他们的心路历程。像《爱在无爱的硅谷》，写的便是苏菊、利飞们在获得成功，或是摆脱物质困境以后会怎样，这也让你的写作自然而然转向对人物心灵和精神困境的探讨，你也似乎是为探讨这一困境写这部小说的。

陈谦：首先，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我们最不缺乏的可能就是故事。如果小说家只是写好看的故事，已很难令人获得深度的精神满足。由着这样的小说观，使得我的小说更关注人的内心。这大概跟我个人的心性有关，也因为我对心理学非常有兴趣。而且到美国以后，美国文化强调发现自我，这样一来，外在大文化环境的氛围跟我个人的内在气质匹配了，在写作上就会有反映。我觉得世界五彩缤纷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千差万别。这差别导致很多事情发生。我特别想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是由什么导致的。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言行举止都是自我内心思维的一种折射。我就想寻找“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我的小说也想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发生”、“怎么发生”，不是How，What，而是Why，那就要走到人的心灵里去了。

但这也可能局限了自己，导致我的小说故事性不是很强。我说小说不是专门讲故事的，但是你要回答“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回避故事，所以如何将作为核的故事讲述好，这是对小说家基本功的挑战。如果你挑选的故事不吸引人，抓不住人，谁又会在乎一件无趣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小说的故事性呈现，也会投注心力。

至于为什么我不是特别在意写那种奋斗的故事，那应该与我的个人经验有关。作为理工科背景的人，我九十年代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后，就开始进入高科技公司工作。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也多是这样的理工背景，包括我的中国同学们也多为理工科生。虽然我们从当年物质非常匮乏的中国来，经历过经济困难的日子，但历时短暂。而且那时很年轻，对未来没有恐惧感。在美国，只要成为职业人士，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行列。所以对我们说来，“奋斗”的艰难不是生活层面的。如果以百里赛跑来形容我们移民落地生根的过程，我觉得为生活而努力的阶段只是前20里，比较容易跨越。更大的挑战是后面的80里路。对异质文化在心理的和价值观层面的适应，比获得物质生活的满足更具挑战性。我对这后面80里的旅程有更大的兴趣。

傅小平：听你这么说，倒是让我好奇你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这部小说？

陈谦：动笔写《爱在无爱的硅谷》的时候，硅谷正处于它的白金时代，每天出六十多个百万富翁的神话广为流传。那是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而成功的标准就是量化的财富积累。人们关注的，是创业成功、公司上市、股票飞红暴涨。在网络泡沫横飞的时候，这并不是神话，你周围到处是可见可感的奇迹，一个人想要不迷失，非常难。那时你随便走到哪儿，只要是人在一起，你听到的就是股票的消息、公司成功上市的消息。你很少听到、见到有人会停下来，跟你谈一谈一些比发财、“成功”更有生命灵性的话题，比如文化，比如个人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梦想所向。这让初入职场多少还有点理想主义思想的我觉得很困惑。我觉得一个对生活愿意思考、有所追求的人，是懂得必然的：人生肯定是有一种比物质更高的境界，它是值得你追求的，哪怕是尝试着追求。小说里的两个男主角：利飞和王夏，则是摆在苏菊人生道路上的两种必然。利飞的完美，王夏的率性都是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的一段段见识、理解、思考的拼接。他们的存在，挑战着苏菊们的价值观、承受力和对追求理想的恒心和毅力。不幸的是，苏菊似乎没有很顺利地闯过他们的关卡，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也还没有达到她心中的彼岸。可是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真相，而一个有过追求的人，虽败犹荣。

傅小平：这个结尾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也或许更接近生活的本相。但同样是失败的结局，经过追求后失败，跟躺平式失败，是两个不同的境界。而明知有可能失败，依然做出合乎个人意志的失败，就像你说的是虽败犹荣。苏菊就是这样，我读的时候，就觉得你是有意识地让她面对两难选择，因为利飞和王夏根本就是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

陈谦：跟利飞相比，王夏这样一位在美国自我流放的前国内著名画家，是我花了更多笔墨的一个人物。记得为了准备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经朋友介绍，跟当时在纽约作自由画家的陈丹青通过信，了解旅美画家的生活。当我提到中国画家在美国的不同的现状时，陈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画家来到美国，都很失落，只是失落的姿态各异。”（大意）这是对我很有启发的话语，从这个点出发，王夏一下就站住了。他以他貌似不羁的姿态、实则是一个失落者的心态，跟苏菊的人生轨道交汇、重合，然后分离，都是人生的必然。

傅小平：是这样，这部小说虽然在写法上不是那么纯熟，我倒是有所偏好，想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你以不多的几个人物，不复杂的一些情节，却容纳了不小的心理空间。

陈谦：谢谢鼓励。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完全是凭着热情和对当时所面临的生活的审视和思考，在海外知名的文化网站《国风》上的“海上心情”专栏里以一个月更新一次的速度写下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应该算中文网络写手的先行者。写作的过程，就是一路在质疑和探讨。

傅小平：你这是以极端认真的写严肃文学的态度写“网络小说”。

陈谦：那时刚学写小说，技巧当然很稚嫩，但也顾不上了，只管写，因为内心更急迫的是探索心灵的问题。小说开写于硅谷第一轮网络泡沫时，写成后，第一轮泡沫的破灭随即到来了。

傅小平：像是有预言性的。

陈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书经过20年的时光，竟没有沉下去，一直有人来谈它，而且近年是越来越多的肯定，令我很有些意外。当年真觉得这书写早了。20年前，硅谷于中国还是非常陌生的。更别说苏菊的困惑了。但中国经过新世纪20多年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今天能理解它的人多起来了。疫情前的2019年，硅谷华艺剧社演出了由它改编的话剧，编剧和导演是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小鹰的妹妹，在美国和上戏都修学戏剧的卢小燕女士，反响相当热烈，说明它关注的主题，今天在硅谷也没有过时，作为作者，我感到很欣慰。

傅小平：也是因为苏菊的困惑没有过时。当然小说本身也耐读。

陈谦：这部书今天读来，文笔青涩，凿痕也过深。这是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但应该说，我的写作风格在这部作品里开始形成。这小说今天看真是很年轻，无所畏惧的，这很可贵。如今自己在技巧上成熟一点了，下笔其实就会有点负担了，不像那时真是做了过河卒子，只管一路向前。我喜欢自己当年的这股劲儿。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如今再也写不出那种天真，那种情绪和情感了，就有了“不悔少作”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