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为了弥合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裂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写作之于我，更像是在打发时间。”

傅小平：刚开始听你说你写作到现在都没做过访谈，我真是有些惊讶。近些年，你在《收获》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应该说不缺少关注啊，何况你早早发表作品，有一定的知名度。不过这样也好，读者即使读过你的作品，也未必了解你的创作经历。那我们不妨从头谈起，从你如何走上写作之路谈起。

黑孩：这个访谈的确是我的第一个访谈，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儿紧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所有的过去，所有过去的》，里面详细介绍了我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

1987年，一次，我就职的《青年文学》杂志社在河南搞文学讲座，我跟主编参加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份惊奇：大会堂里坐满了文学爱好者，几乎座无虚席，应该有几千人，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我的身边坐着著名的评论家曾镇南。河南的主办方做主持人，先是让几个著名的评论家发言，然后让主编发言。以为讲座要结束了，突然听见叫我的名字，让我也上台发言，而我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开始我坐着不动，但主持人不断地叫我上台，身边的主编和曾镇南也催促我上台，相反几千人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非常寂静。我还是第一次突然而震惊地面临一种做出决断的需要。我盯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这样想：拼了。那时我刚刚读完莫言的《红高粱》，心想就一股脑儿地把读小说时的感受说出来好了。我不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提及莫言写人的耳朵被刺刀砍掉的细节，并表示我不仅没有感到恶心，反而在心里产生出几分洁净。说到这里我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几分愧疚。我造成的冷场令我不敢正视台下。无法相信的是，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喊道：你说得非常好，我们都喜欢听，就按照刚才的话说下去。太神奇了。我的话说完后，大会堂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回到座位后，曾镇南突然对我说：你的文学感觉很好，可以尝试写小说。我觉得受宠若惊，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是真的。他还说写出来的话可以帮忙看，觉得不错的话，就帮着推荐给杂志。

傅小平：对于还没什么创作经验的文学新人，适时的鼓励和督促，的确重要。

黑孩：曾镇南的建议直接击中了我的梦想。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的写字台前，手里握着一支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了第一篇小说《醉寨》。小说只有几千字，是我一鼓作气写完的。

傅小平：你有文学准备么，没费什么劲就捧出一篇小说来了。后来呢？

黑孩：曾镇南看完小说后，附加了一篇评论推荐给当时的《作家》杂志的主编王成刚。王成刚很快联系我。小说在第四、五期发表出来了。接着我又在《钟山》和《萌芽》等杂志上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中篇小说《我走近你》被《小说选刊》选载使我稍微有了一点点名气。所以说，与一个人的相见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想实现目标，除了本人的努力，有时候还真的需要机会和缘分。我想我都有了。如果那次我没有参加河南的文学讲座，如果主持人不叫我这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小编辑讲话，如果不是我毫无准备所以只能漫谈阅读时的感受，如果身边坐着的人不是曾镇南，我想我也许不会写小说。即使写小说，也未必会那么快就能发表出来。

傅小平：人生或者命运就是一串无尽的因果链。

黑孩：日本有一个明星小队，选队长的时候采用划拳的方式，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运气也是才气的一个部分。

傅小平：这句话说得好！运气和才气总是被分而看之，似乎运气好的话，才气就会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实际上两者紧密相连。所谓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我有些好奇，一个作家一般通过什么方式确认自己有写作方面的才华，而且觉得要是不写作都可惜了。

黑孩：我的处女作《醉寨》除了获《作家》奖之外，偶然的机会，我在你现在就职的《文学报》上读到了题为《〈醉寨〉笔调之妙》的评论，是程德培写的，虽然只有千字左右，但给我的鼓励非常大。

文章里写道：《醉寨》所写的，大概是生命历程中所受到的一次难忘的冲击吧。这是死亡的冲击，是生命遽失时的深受巨创，是人性浑厚执着的呼唤。

还写道：我尤为欣赏小说的笔调，你说她的语言简净也罢，潇洒优婉也罢，舒卷如远天的流云也罢，似乎都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即是这小说笔调的别致很可能调动我们那些被惯常阅读程式弄麻木了的神经。作者那与众不同的调词遣句的能力显然是和她新颖的感觉与创作的天赋有关，她似乎是带着一种写诗写散文的本领一下子闯入了小说的叙述之中。

傅小平：说得太好了，我读你的小说也是同感，觉得最好的就是笔调。

黑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自己的文字，真的有了一点儿自信。

但说心里话，也许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一辈子非得写作不可。我这个人，单独一个人的话，不能去饭店吃饭，也不能去咖啡屋喝咖啡。还有，我不擅长运动，也不擅长交朋友，也不喜欢种花养树什么的，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写作之于我，更像是在打发时间。二十四小时其实是很长的时间，总得找一点事情做。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作，所以就用读书和写作来打发时间。

傅小平：有些出乎意料，我还以为你比较擅长交朋友呢，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里，怕是很少有人像你这样，和冰心、汪曾祺等文坛前辈有这般深度交往。

黑孩：既然你提到了汪曾祺和冰心，我就说一点儿题外话。在去日本留学的事情上，我记得我非常犹豫。先是跟汪曾祺商量，他用鲁迅、徐志摩以及冰心等人为例，说很多作家都是因为留过学，所以视野更开阔，写的作品也更好。他的态度在给我的散文的序文中也写到了。原文是：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我不知道“一路平安”四个字给我的是感动还是安慰。或者两方面都有。有一次，萧红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沉思了一下说：“是母性的。”我同样也征求了冰心的看法，她送了一幅字给我：“小孩子你别走远了，你与我仍旧搀扶。”

“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根本就没有界限，既有通途，也似天堑。”

傅小平：你把与冰心交往的经历，写进了《初见冰心》等散文里，也写进了《惠比寿花园广场》。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章节，差不多就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得到印证的。因此有必要问问你，在你看来，小说与散文，或者说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有着什么样的界限？

黑孩：你这个问题，使我碰到了文学中的难题，就是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说不清道不白的暧昧关系。我去网上百度了一下，关于虚构与非虚构，两者属于同一种类型，都是用文字来“表现”，区别在于这种表现是否“基于事实”。虚构小说是基于想象写就的，最具代表性的，可以举科幻小说为例。非虚构小说则是基于事实写就的，最具代表性的，可以举纪录片、报告文学为例。但凡事都有两端，有这一端，还有那一端，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对立，同样的道理，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边界。

傅小平：你这么说，我赞同。

黑孩：我不会谈理论，干脆用《惠比寿花园广场》来解释。关于冰心、关于汪曾祺等真实人物，在小说中，其实我是作为一种时代的背景和人物存在的空间而提及的，是一种再现的真实，为的是增强故事的信息性和可靠性。但故事中所有的角色，都是我凭借以往的生活体验创造出来的，生活在我虚构的具体的世界里。即使是主人公“我”，虽然调动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和情感，但“我”在故事中的言行是站在“我”的角度和立场上的。

我觉得，虚构与非虚构，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界限。既有通途，也似天堑。如果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的话，就是便当和用来包便当的那块布：用真实来包裹虚构。

傅小平：联想到你写母亲，也可以说是，你是用真实的母亲来包括虚构的母亲。从你的作品看，你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你母亲，对你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你在《母亲和我》《不落的太阳》《根的记忆》等散文里浓墨重彩写到母亲。《百分之百的痛》则可以说是一篇与母亲有关的写作。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你又几次“现身说法”，“我”的写作动机来自于书写一部有关母亲的书。对照你的散文作品看，你小说里母亲的形象，似乎是以你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塑造出来的，或者说就是真实生活中的母亲的再现。

黑孩：如果说与曾镇南的相遇，使我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么，我母亲却是给了我写作的愿望。

关于母亲，我的许多作品中的确都能找到她的影子，但是，有一点想说明的，就是在我的文字里，她其实已经是我塑造出来的“母亲”，带着我的情感和我的回忆。甚至她说的话，她做的事，也包含着我的某一种渴望。最重要的是，她没有受过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因参加了扫盲班，所以能够读一些新闻和小说。我记忆中的她，总是戴着一副宽边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她对人生缺乏自主性，对我父亲几乎就是服从和奉献，但她真的很顽强，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经历着的苦难和艰辛。是她令我意识到，生活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某种意义上是个人跟周边世界的不断的和解与妥协：要么去克服它们，要么默默地承受它们。是的，我母亲不在乎人生的苦乐，勇敢地正视身处的世界。我母亲是向外延伸的我对生活的感觉和认知。我母亲是我最早看世界的出发点。

傅小平：怎么说？

黑孩：就是，我母亲漫不经心说过的很多话，日后都成了我看人生时的一种启迪。

我母亲说：老百姓，随年吃饭，随年穿衣。

我母亲说：你别看竹子又细又软，但正因为它的细它的软，它就有了柔韧性，它是最不容易被折断的。

我母亲说：我们永远不要去招惹人家。

我母亲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永远不要站在他人的头上。

这些话，有的是她自己读书时记下来又说给我听的，经常令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其中所包含的启示力量，就是令我对生活展开反思。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常常想，如果我母亲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说不定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小说家。说起来，她的梦想就是我能够成为小说家。我想她是希望我来完成她无法实践的梦吧。

傅小平：照这么说，你还真是圆了你母亲的文学梦。你像是冥冥之中就该走写作这条路。你读大学的时光，还有你在出版社任职期间，恰逢八十年代，那可是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光啊。国内文学界至今都在感怀八十年代文学热，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触？你差不多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一热潮，又是在文学热迹近消退时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文坛，想必会有一些不同的感慨。

黑孩：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在《青年文学》杂志社的工作，主要就是读外稿，发掘新作者。我在的那间办公室有几个编辑，分别是散文家斯妤和程黛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现任副社长李师东，后来成了古董收藏家的马未都以及去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辑的黄宾堂等。如果在外稿中发现一篇好小说，我们会高兴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不少通过外稿认识的作家，后来都成了知名的作家或者评论家，比如王干，比如朱向前等。还记得王干来编辑部看我。他在为我的小说《海豚的鼻子》所写的评论中坦诚地说：我利用开会，去编辑部感谢这位耿仁秋老师，一看到“耿仁秋”如此老成的名字居然是一个小姑娘，很意外，也有点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