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枪

一

1983年的春天，沙里克邀请我和阿木去他家后院偷青杏子。我俩一边嘲笑沙里克真是“家贼难防”，一边像麻雀一样聒噪地向他家进军。我和阿木将上衣扎进裤腰充当口袋，每个人都摘了满满一肚兜青杏子。正当我们准备撤退时，沙里克家的大黑狗挣脱了狗链的束缚，要不是沙里克及时喝住，那天，我或者阿木的屁股说不定就被咬下一块肉来。后来，我们仨围坐在阿木家脏兮兮的饭桌旁，挤眉弄眼地嚼酸掉牙的青杏子。我对阿木说：“你信么，我会打枪，土枪，霰弹的，刚才要是有枪，沙里克家的大黑狗就没命了。”阿木撇嘴。那时，阿木家刚搬来大院一个月，并不知道我的光荣历史。我对沙里克说：“你给我做证，萍也知道！”沙里克捂着被杏子酸掉牙的嘴，忙不迭地点头。

萍是我曾经的死党，大我三岁，可惜，两年前一个盛夏的深夜，萍吊死在她家的葡萄架下。

那是个晴朗的夏夜，月色白亮亮，出奇地好，很容易让人想起“花好月圆”这个成语，可萍偏偏就选在了这样一个夜晚吊死了自己。我曾一次次想象当时的场景，萍在月光下垂着头，舌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吐得老长，那么惊悚。可是很遗憾，我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后来，在二十年后一个月色同样皎洁的夏夜，我就着几串烤羊肉，吹着夺命大乌苏，打着饱嗝，再次向我的新男友炫耀我会打枪的事，已无人为我作证。沙里克早去了喀什，萍也在晦暗的地下悄无声息，一腔心事，皆入虫蚁肚腹，最终成谜。

不过，我的确是用枪打过鸟，十二岁时就会打。枪，是父亲造的，一杆能打霰弹的土枪。我的父亲是个机械天才，给他一把螺丝刀和一个扳手，他就能把一堆废旧零件组装成一整台机器，我一直觉得他比牛顿还牛逼。

造枪的念头，应该在父亲心中酝酿已久，有段时间，我常见他从厂子里捡回一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用旧报纸包了，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油渍渍的木箱，让我一度以为父亲是要卖废铁。但没想到，还没等那些铁玩意儿被换成钱，这事就被人打了小报告，让厂长知道了，并且传言说要处分父亲。

关于这件事，我揣摩了很久，甚至召集大院里的小伙伴们集体破案，到底是谁出卖了父亲，但没找到任何线索。我曾打过萍的主意，撺掇她暗地里偷看厂长的工作笔记，可萍不敢，说，她爸万一知道了，要打死她和她妈呢。萍的母亲有精神病，文疯子，不伤人，只隔几日发作，疯疯癫癫地高歌，厂长嫌丢脸，就总把老婆锁在屋子里。有时我从萍家的后窗路过，还能听到她妈咿咿呀呀地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颤音拖得曳长，游丝无力，听得我的鸡皮疙瘩摔落一地。

暑假，我和萍在她家后屋的自流井旁刷小白鞋，井水哗哗地淌，像伴奏，我俩刷得起劲，细密的洗衣粉泡沫在鞋刷的摩擦下，激情四溢，淌下的灰黑色污水蜿蜒得像一条小河。我和萍边刷边比赛谁的小河流得远，忽然又听见女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萍刷鞋的手立刻就耷拉下去。我说：“萍，不然咱俩去偷偷把你妈放出来。”

萍说：“我不敢，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我弟也会揍我。”

萍的两个弟弟常欺负她，我一直想替萍报仇，想了好多个点子，譬如趁那俩狗东西上旱厕时朝粪池里丢砖块或二踢脚，炸它个屎尿横飞，鬼哭狼嚎的，那场景，想想都来劲，梦里都能笑醒。为保险，那些个夜里，我还抱着我的破毛巾被谋划了好多次，时间，路线，连三十六计里的声东击西都用上了，堪称天衣无缝。只可惜没人敢跟我干。我曾怂恿过沙里克和阿木，可这俩（尸从）货怕事情暴露回家挨打，谁都不肯。我不甘心想自己干，又忖思一个人势单力薄的，最后只能作罢。

我鄙视地从鼻子里哧了一声，就像打响鼻的马：“嘁！我就不怕你爸，我爸也不怕，我爸说你爸是王八蛋，不是个好东西！”

萍埋头不语，使劲刷鞋，泡沫星子在阳光下噼啪爆裂，就像除夕夜璀璨的烟火，伴着女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萍一直很忧伤，除了跟我在一起疯，从不笑。据说萍是她母亲怀在肚子里嫁给厂长的，因此，厂长不喜欢萍的母亲，也不喜欢萍，只喜欢萍的两个弟弟。这事让我很讨厌厂长，不喜欢，干吗娶呢。不过，有件事，让我觉得厂长还像个人样子，就是我父亲老捡公家那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的事，他竟然一直没追究。

母亲有次和父亲说起这事，母亲说：“胡大壮这人虽然口碑不好，但你捡废铁的事没处分你，还算有点人情味儿。”父亲鼻子重重哧了一下，也像打响鼻的马。他说：“呸！假惺惺，装好人，肚子里全是坏水。你瞧他干的那些个事，成天把个大活人锁在屋里，算什么。要是萍的外公还在，唉。”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萍的外公是位老革命，1950年跟随部队进的新疆，听说资历很牛逼，只可惜缺文化，这才被分配在这种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当了局长。不过，他已经病死了。我还听月琴说，萍的父亲能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愿意娶萍的母亲。

母亲最听不得父亲这话，脸一沉，呵斥道：“还嫌你惹的事少？少管点闲事能死？”父亲缄口，闷闷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苞谷烧，不声不响地独饮。

二

南疆的冬天，白昼很短，仿佛母亲缝棉被的线，撸直能看见两头。刚八点，天就已经黑透，没有路灯的街道，凹凸不平，像一条皱巴巴的抹布，洇着黏腻的污渍，软嗒嗒地躺在夜幕下发抖。天冷，人，狗，还有鸡，都早早进了屋，进了窝，进了圈。

晚饭照例是米饭，素炒胡萝卜，一碗咸菜。大哥二哥风卷残云，碗筷一扔，回屋关门操练铁砂掌，我塞一嘴米饭，嘟嘟囔囔：“天天萝卜咸菜，没肉吃，嘴里都淡出鸟来。”

父亲说：“我幺儿莫慌，马上就有肉吃了。”

母亲恶狠狠地白父亲一眼，起身去了里屋。

“幺儿，走！”父亲悄悄地唤我。

我扔下碗，用衣袖抹抹嘴，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跑到比堂屋更昏暗的厨房。父亲打开一个油渍渍的木箱，里面尽是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钢管，螺丝。

“这破烂东西有啥好看的。”我嘴撅得像拴驴桩，扭身要走。

父亲一把拽住我：“幺儿想不想吃肉？烤麻雀，爆炒斑鸠？”

一想起烤麻雀和爆炒斑鸠的香气，甜津津的口水瞬间从舌尖蓬勃地涌出，像一口泉。“想，想，想！”我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头点得像筛子。

“嗯，那就对了，瞧着，我给我幺儿造一杆枪，打麻雀，打斑鸠！”

我从未怀疑过我牛逼的父亲，他对机械的悟性，用厂长的话来说，这货是不是在娘胎里就会拆拆卸卸！我曾经当过兵的父亲，仅凭在部队训练时对枪的基本认知，竟然要用一些捡来的废旧零件，造一支真正的枪，一支土枪！

我兴奋地趴在桌上看他捣鼓那些铁玩意儿，头顶六十瓦的灯泡，昏昏沉沉，父亲凑在灯下，努力睁大眼睛楔螺丝。

一个极小的螺帽咕噜噜滚到地上的砖缝里，我忙不迭地趴在桌下寻，膝盖蹭得满是土。母亲正好进来：“两个败家货，老的不务正业，姑娘疯疯癫癫，成天就知道弄那些破玩意，嫌老娘不够累，还要给你们洗衣服！”母亲一阵呵斥。

我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缩着脖子，做个鬼脸，趴回饭桌，父亲讪讪地笑，一脸讨好。父亲有个外号，叫趴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算是贬义词。但我仍然五体投地地崇拜我的趴耳朵父亲，那发际线很高，头发脱得七零八落的脑瓜子里面，怎么就装了那么多东西呢？他就仿佛有过造一百支枪的丰富经验，相当熟稔地将那些零件各司其职，完全不会张冠李戴。

父亲的枪，是在一个月后完工的。我那比牛顿还牛逼的父亲以他惊人的才华，将一堆捡来的残铜烂铁，成功地组装成一杆看上去非常像枪的土枪，只是枪柄没有上漆，白花花的。

试枪那天，父亲酝酿了许久情绪才扣下扳机，然而，一声闷响后，硝烟弥漫。硝烟散尽后，父亲颓然站立，枪如尸体垂立手中，鲜血沿枪柄滴沥而下。

不知什么原因，枪管爆裂，父亲的虎口被震得血肉模糊。

那天后，父亲悄悄地把爆裂的枪藏起，人却忽然沉默委顿了许多，只有母亲窃喜，因为，父亲又有时间帮母亲做家务了。

三

晚饭后，我正兴致勃勃地看大哥二哥练铁砂掌——用十指在一面袋子粗沙里使劲插，据说练一年可手断青砖。月琴来找我，耷拉着脸，对我说：“妞，你以后别和萍玩了。”妞是我小名。

“为啥？”我诧异地扬起眉毛。

“厂长把我大哥的转正指标给了他侄子，就是萍的堂哥。我大哥都熬了好几年了。你知道，这可是这次全厂唯一的一个指标。呸，真不要脸！”月琴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

“唉，是挺不要脸的。”我也气愤地说。

“萍也不要脸。”月琴又鄙视地说。

“胡说，厂长是厂长，萍是萍。”我不高兴了。

“萍真的不要脸，我妈说，萍和她堂哥一起睡觉，脱光衣服那种。真恶心！”

月琴呃呃地假装呕吐。

我惊呆了。但我还是不信，厂长的侄子得过小儿麻痹，是个瘸子，快三十岁了，还没讨到老婆，萍才多大！可再想想，我觉得这事十有八九也是真的，因为我和萍在一起时，好几次遇见死瘸子，萍都神色慌张地拽着我往一边走。

月琴的父亲很肉，为指标的事，不敢当面和厂长吵，只敢在酒桌上跟我父亲唠叨，厂子里的工友们遇事了也都喜欢拎瓶苞谷烧来找我父亲过嘴瘾，母亲很气，可也没办法。

我很鄙视月琴的父亲，用新疆话说，真是肉（尸从），塌头，根本不像儿子娃娃。于是，我拉上月琴，去找萍。

我在萍家的院墙外扯着嗓子喊她，听见厂长正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的。站在她家山墙根下，我叭拉叭拉地跟萍说指标的事，义愤填膺。萍脚杵在地，双手绞在一起，头卑微地几乎矮到衣领里。我指责她没有正义感，唾沫横飞。她抬头求助地看月琴，一缕头发粘在脸颊边，可怜兮兮。月琴假装没看见。她把目光转向我，满是祈求。我狠心把头扭向一旁。我听见萍怯懦地说：“妞，你知道，我和我爸不一样，我是向着月琴大哥的，可我管不了我爸呀。”我斜睨一眼萍，鄙视地哼了一下。萍又低下头，我瞥见两滴眼泪吧嗒坠落在地上。后来，萍好久没来找我。

月底，厂子里开职工大会，主席台上，厂长气势夺人，声若洪钟：“有人去上面告我的状，说我侵占了职工的指标给自家亲戚，我在这里把话放下，指标不是谁想要就能要的，得符合条件，得家里有人给厂子里做过贡献才行，告我，我胡大壮祖上是干革命起家的，不怕告，谁告的我也清楚，有种的来明枪，莫要暗箭！”

厂长鼻孔冒着粗气，胸腔剧烈起伏，手掌把会议桌拍得咣咣响。

父亲几次想站起来，被一旁的母亲捺下了。母亲并不知道，那个去上面告厂长的人，其实是我父亲。她一直以为是月琴的父亲。

那天晚饭，父亲把之前没喝完的小半瓶苞谷烧拿出来，一个人喝闷酒。母亲难得地未呵斥父亲，进出轻手轻脚的，到厨房给父亲端了一盘煮花生。

父亲默默地坐在饭桌前，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煮花生一粒不动。我馋得不行，上去就抓一把丢进嘴里，母亲正好进来，猛猛地往我头上弹了两爆栗，疼得我嘴里的花生差点掉出来。

夜深了，我困得不行，准备去睡，却看见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那杆很久未见的土枪，坐在灯下，用砂纸蹭蹭地磨。母亲一向见不得这枪，怒从心起，恶狠狠地诅咒父亲：“老娘还没活够，想死个人去死，莫要连累了一家老小！”边说边将手中的一杯开水泼出，险些泼在我的脚上。我瞌睡顿消，踢踏着跳起，一只鞋飞得老远，我吸溜着鼻涕单腿跳去捡鞋。

父亲停止了打磨，枪，横在方桌上，爆裂过的枪管闪耀着蓝幽幽的光芒。我想摸摸枪，父亲轻轻拨开我的手，提着枪进了里屋。

翌日中午，父亲又就着一碟子酸萝卜喝苞谷烧，直喝得肝肠寸断。当然，是我猜的，因为父亲表情无比沉痛。大中午的喝酒，我看出来母亲想发作，但忍住了。她知道父亲心情很颓丧。饭后，母亲在灶房洗碗，我看见父亲又拿出他的枪，提在手中，出了门。快上班了，院里的人纷纷往车间走，有人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目不斜视，也不搭理，只是迈着沉稳的步伐前行。那人边走边奇怪地看父亲，也看我。我踏拉着布鞋，呱嗒，呱嗒，像打拍子，跟在父亲身后。父亲终于停住脚步，举起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