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老套故事

“我的女性人物都是省着劲儿地活着，她们的生命轨迹呈现出来就是河流。”

傅小平：在我印象中，你的小说是很少点题的。也就是说，你很少在小说里现身说法解释书名。书名么，很多时候都是让读者阅读后猜解或意会的。在这部新长篇《归海》里，你倒是让乔治梦到书名，并且借他之口道出书名包含的深意。而所谓“归海”，亦是“奔向海的河流”，我还想，这样书名也似乎可以叫《奔海》。但再一想，还是叫《归海》好，因为小说比较多用了回溯的视角，而“归”字也包含了“回归”之意。也因为小说包含了太多的头绪或者线索，当这些线索慢慢收拢、汇集，还真有一些“百川归海”的意味。

张翎：这个书名还真让我想得焦头烂额。曾经设想过多个名字，尽管文字各异，但水都是最中心的意象。我对“水”这个概念的痴迷，可以追溯到我的故乡温州。虽然我在温州度过整个童年少年以及一部分的青年期，一个人对故乡的了解其实还是有诸多盲点的。我第一次静下心来了解温州的地理，是几年前在那条我小时候经常走过的五马街（温州老城最重要的一条街）的街口看见的一张十九世纪的城市地图。我惊奇地发现：当时温州有好多条流经城区的塘河。我小时候，城里还残存着几条河。河是我对这个城市文化记忆中重要的一环。《归海》中讲到的九山湖、瓯江，都是温州城里真实存在的河流。而且书中很多重要故事情节，都是在水边发生的，比如瓯江边上的那次猎雀事件、大鹏湾的那次逃亡。总之，水是我故乡情结的一大主线。

傅小平：还真是，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叫春雨，移居加拿大后还取了个英文名“蕾恩”，就是“雨”的意思，就和水有关，她一生的命运也和水有关。

张翎：因为春雨能够如此平静、镇定地经历战争、灾荒，包括抵御后来经历的多次讹诈胁迫，卑贱地存活下来，养大女儿，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水。水是韧性的象征。水让我想到生命的轨迹，想到我的家族，想到我外婆。她在连年的战乱灾难之中养大了十个孩子，她的好几个女儿后来都去了边远之地，经历了各样生命的劫难。所以，女性的生命轨迹，在我的脑海里呈现出来就是河流。水无论流到何处，都能适应它流入的地势地形，哪怕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它也能穿流过去。

傅小平：你笔下的女性，居多是这样性格坚韧、内心强大，你真是擅长写这一类女性，尤其让我感慨的是，你还能写出丰富的面向，在你笔下，这类女性都差不多能构成一个人物长廊了。

张翎：还是和我成长的环境有关。我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受我母亲家族女性影响很大。我外婆在战乱和灾祸的年代里，生下十一个子女（不计小产）。其中十个长大成人——这在那个婴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算是奇迹。更加难得的是，她的十个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得到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对良好的教育。那个庞大的家族像一条又破又大、到处漏水漏风的木船，而外婆却硬是把这样的一条船在风雨飘摇中行驶到了岸上。她的六个女儿，有好几个都曾生活在远方，经历了生活的各种磨难。我从小都是听着她们的生存故事长大的——在我的耳中，她们的人生轨迹无比精彩。她们的经历和性格给我后来的写作和审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虽然没有学会她们的强悍，但我也学到了忍耐，可以在长时间的逆境和寂寞中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尽量客观平静地看待拒绝和排斥，把它当成是行走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石子和沟坎，相信时间是最终摆平一切的公正力量。我的女性人物不崇高也不美满，但是她们省着劲儿地活着，因为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微信上使用的性格标签。我无法抑制要写她们的强烈愿望。

傅小平：所以你在《归海》这部小说里写了袁凤母女，她们的身世经历也确实像是长河，走过急流险滩，穿越命运的三峡，终究是走向了宽阔之境。

张翎：书名最终定为《归海》，其中有双重的寓意。一是象征了母女两个主人公的生命轨迹——袁凤从九山湖、瓯江，到上海的黄浦江、东海，然后越过太平洋，来到安大略湖，她的生命轨迹是由许多条水缀连起来的。袁凤和乔治结婚，又有文化之源融汇的意象。《归海》的第二重寓意是指向春雨骨灰的最终安息之地——她历经磨难的一生最终摆脱了恐惧和耻辱，回归故土和自由。

傅小平：这就得说说你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了。

张翎：其实我写这样一本书，和我曾经的职业相关。我在多伦多做过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我的一些病人是退役军人和从世界各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表面看起来似乎正常，但当你不经意间碰触到他隐秘的伤痕时，就会有各样无法预测的情绪爆发。战争和灾难本身是可以用时间来界定的，但它带给人类的后续影响却是无法预测的潜流。我渴望把我从业经历中的观察通过写作倾诉出来。

写《归海》的另一灵感，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是来自我母亲家族的历史。我从小就被一群生命力极强的女子所包围，她们的生存故事成了我小说中永不枯涸的灵感源泉。我没有继承她们的强悍，但我身上也有她们细水长流的坚持和顽强。《归海》中的那几个女子是她们的合体化身。

傅小平：当然，这些女性人物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同。比如梅姨看似强大，很英雄主义，实则不是。包括她找老陈结婚，也是想着：“一个女人就是需要一把大伞，防备着下雨。” 但这个人物的可爱之处，在于她有时会剥开附着在自己身上的表象，让人看到她真实的内心世界。相比而言，从没结过婚的袁凤，亦即菲妮丝选择在五十二岁那年嫁给乔治，你写到的“他和她之间的相知，也仰赖上天的定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或许源于两者有过相近的创伤经验，虽然两人都没直接经历过战争。乔治是在越战期间拒绝服从征兵令，从美国逃到加拿大，而菲妮丝也可以说是战争的产儿。所以，当她和乔治谈起过往，乔治的第一反应是：又一个，战争的孩子。我就想到你大概是要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这想必是继《劳燕》之后的第二部。

张翎：你说得没错，这个三部曲，是我事先的自觉的规划，是在动手写《劳燕》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而之前的“江南三部曲”“生命力三部曲”等等，都是出版社在再版或成集的时候想出来的营销策略，是一种事成之后的“追认”。

这次我之所以叫“战争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战争三部曲”，是因为我的主要目的不在写战争本身。无论是《劳燕》，还是《归海》，直面战争的部分只占很小一个篇幅。我想写的是战争带给生活的持久性创伤，这些创伤在和平年代里依旧以潜流的方式存在，长久地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就拿乔治和菲妮丝来说，两人的工作场所也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到战争的“溢出物”，他们对战争创伤怀有相似的同理心。除此之外，菲妮丝选择在52岁时嫁给乔治，还有一个很切实的、连她自己都不愿面对的原因：她对独自照料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心存巨大的恐惧。她要求乔治写下的婚礼誓言，其实就是她内心恐惧的真实体现。在经历中年进入初老时，她已尽失对爱情的憧憬，但她又不齿于承认自己的实用主义婚姻观，所以她对乔治的心态是纠结的。她们母女两代人的婚姻都不基于爱，而基于善意。

事实证明：善意在婚姻中起的胶合作用，远胜过激情，一点小小的善意，可以走很远的路程。

傅小平：说得也是，我想起《劳燕》里刘兆虎的“自白”，她说到他和阿燕之间的情缘，说“我们之间或许只是同情体恤怜惜仗义，还有危难中的彼此救助和扶持。我不知道这些情感相加之后的结果是不是爱情，但我知道爱情在它面前黯然失色”。从中也可见你对爱情、婚姻等问题的独特理解。这两部小说，还有早前的《阵痛》，你都正面写了战争和灾难。这也是我在事先不了解的情况下，认为你可能在写三部曲的原因。你毕竟没亲历过战争么，我想这部分或许最需要仰赖于你以前所做的听力康复师的工作，还有实地采访。着实有些好奇，你一般是怎样进行采访，在《三种爱》里，你倒是呈现了一些经验，但和采访老兵，大概还是颇为不同。我是觉得实地采访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让你想不停地追寻下去，这反而会影响写作进程。所以也好奇，你一般到什么份上，你会觉得采访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写作了。

张翎：这真是行家的问题。实地采访是个让人兴奋也让人沮丧的过程，有时候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可以瞬间改变一部小说的走向。《劳燕》和《金山》的创作过程中都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有时候你花上几天的时间，却没有任何收获。对我这样身处体制外必须承担所有调研成本的个体作家来说，有的写作过程成本昂贵，特别是越洋的国际旅行。由于被采访者大多年事已高，不太能理解虚构和纪实文体之间的区别，难免把我的采访看成是某种“事迹宣传”，所以会花很长的时间一再重复“个人事迹”，我很难在短时间内进入真实的接地气的挪去套话官话的聊天模式。这个时候，耐心和引导话题的能力就成了对我的最大考验。

傅小平：这倒更像是“常态”。因为你在作品里多是呈现有意思的部分，我也以为你该是有窍门让受访者自然而然说出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细节。

张翎：其实，调研就是个兴奋和沮丧兼而有之的过程，沮丧自不必多解释，但兴奋也不见得都是好事。正如你所言，有时候调研的新发现会带来过度兴奋，让我忘记出发时的目标，而被这些意外发现所分神，一步一步过深地陷入某个枝节，而忽略故事该有的整体框架。作为写作者，我常常需要在沮丧和兴奋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点，知道什么时候该纵容好奇心，什么时候该收手。

“事情被叙述出来时，就已经是往事了，每一本书都可以被看成是回忆录。”

傅小平：读《归海》的过程中，我脑子里时不时冒出来一个问题：谁是叙述者？因为小说主体是讲袁凤母女的故事，但看小说开头“乔治·怀勒的丈母娘蕾恩十天前死了，死得有点突然”，又分明像是从一开始就引入了乔治的视角。等读到第六章第一节，乔治在梦中听见了菲妮丝的问话，我的书名呢？等终于醒来，他把“在最后一轮乱梦和最初一丝醒意之间的那个模糊地带里”突然自己钻了出来的书名“火速写了下来”。我又疑惑，莫非乔治是隐在作者后面的叙述者？或者说你假定这是一本由乔治写的书？

张翎：这又是一个行家问的问题。 《归海》中的叙述者可以说是“上帝”，因为全书是在360度角之内不停转换的叙述。同样的事件（比如春雨和二娃重逢、决定结婚的那个场景），在不同的章节里被重复叙述，有时从春雨的角度，有时从二娃的角度，有时从护士的角度，每一次都颠覆了一些已知的信息，又增添了一些新的信息。我个人感觉，小说中唯一的“死角”是春雨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所作所为，因为那起事件牵涉到的三个人中，小林已经出局，春梅并未在现场，而春雨本人已死，并无文字存留。

傅小平：真是说着了，读到这里，我还想了一下，但因为很快转换到另外一个视角的叙事里，也就忽略过去了。

张翎：在这个节点上我纠结了好久，想给那个在全书中举足轻重的场景的出现找到一个合理的视角。其实想来也真没有必要，小说是想象力的产物，并不需要交代每一个场景的来由。后来我通过菲妮丝和乔治的电邮往来，交代了这个场景的由来：它部分来自春雨和春梅年轻时的对话，部分来自菲妮丝（袁凤）基于对母亲的了解所填充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