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很难很苦才是正常的，必须自律才能得以前进

“遇到了一个你觉得特别难的地方的时候，你得把心智都凝聚成一道光，长时间投射在这个难题上。”

傅小平：对你的小说有相对系统的阅读就会发现，其中着实有几部是以司机为主人公的，譬如《红白黑》里的谢青、《蜘蛛巢》里的卢桂民等，你出国前曾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里面工作，让和你有着相近年龄和阅历的主人公扮演这个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你的长篇新作《误入孤城》里的马本德也是司机，只不过相比而言，辈分要高多了，说是他们的“祖师爷”也不为过，因为在小说里是他最早把汽车“跋山涉水”开进了W城，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我读的时候还想你是不是找到这么一个形象后，才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的？

陈河：我退伍后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期间，当过办公室主任，公司的档案室在我管辖之下。当时温州的交通十分落后，除了通上海的海轮，其他全靠公路运输，没有铁路和飞机。来温州搞汽车运输的都是外地人，是解放后按军事编制从外地过来的。我管辖的档案室里面有几千人的档案，其中不少是死者，无论生者死者，都是和温州公路汽车运输有关系的。我查阅过部分重要人物档案，看到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我管这些档案箱子叫“铁箱”，萌生从铁箱档案开始写一部关于最初开辟温州公路运输的那些人的故事。为此我开始查阅本公司的企业史、浙江交通史、中国交通史、温州近代史料，眼界慢慢被打开，百年前温州那段混沌初开时期变得栩栩如生，人物都走马灯一样活了起来。

傅小平：这里说的人物，居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吧？

陈河：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是小时候刻在记忆里的，比如书里一开始就提到的潘师长。我小学时学农经常会去乡下巨溪的潘鉴宗大宅，那个房子是我小时候见过最大的房子。知道了主人是个旧军阀，在段祺瑞手下的。还有一个是吴百亨，我们那年代的人几乎都熟悉这名字，他创造的品牌“擒雕”炼乳现在也许还在。他还有西山陶瓷厂，是最有钱的人。电灯公司的创办人柳雨农人物也有原型，叫杨雨农，他有巨大的花园式大宅在花柳堂，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温州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但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我的温州记忆里是找不到的，他没有人物原型，但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准确地说，是在我的“铁箱”里面的众多魂灵中。我觉得这个家伙像孙悟空一样还压在石头下，在铁箱里翻着跟斗，撞来撞去咚咚作响。我知道要做开辟公路运输那么一件事情，安排在一个外来的异乡人身上比较合适，事实上，温州的交通运输也一直是外地来的人在做。因此我虚构出了马本德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血气来自于“铁箱”里众多温州公路运输前人先驱。这个人物第一件要干的活，我让他用上洪荒之力把汽车拆了抬过高山运入温州。从这个情节开始，我慢慢展开了我的小说写作。

傅小平：如我所想，小说里马本德为了践行对潘纲宗师长的承诺，到了尚未有健全路政建设的南方，一边是找木匠一起把车拆成零部件，一边又是雇了一帮子人抬着过山岗，又是让独轮车运输队走陆路水路，过了瓯江以后又是花了好些天把汽车装搭回去，才开到了潘师长女儿潘青禾所在的任溪镇潘家大宅。这个过程有那么点史诗色彩，也颇有戏剧性，说是荡气回肠也不为过。这个情节设计不说是天方夜谭，也可谓异想天开，毕竟一般来讲都是先有公路，才有汽车在上面行驶，所以好奇这个情节可有真实出处，也或许纯粹是虚构？

陈河：纯属虚构。这个问题曾经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困惑过我。说到底我现在也不知道第一辆汽车是怎么样开进温州的。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一九七七年我当兵时在温州军分区篮球队，球队在江边的船艇大队集训。有一天看到一条登陆艇上开下来一部轿车和很多吉普，说这是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的车队。因为温州的公路状况特别不好，他从台州那边坐部队的登陆艇到温州来。这让我有个潜意识，汽车可以不一定从陆地上开过来。

傅小平：是这样，汽车也可以从水上运过来，但大概也就马本德这样一个虚构人物，会让汽车翻山越岭，走过漫漫长途。这里面多少体现了他的天真性情，你在小说里也道是“他属于半开化的人”。而照我看来，马本德的行为后面，实则隐含了你作为作者的某种“信”，也就是说你信这个世界上有奇人奇事，也信文学能创作“奇迹”。因为缺少信的作家，可能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事是不是能够成立，哪怕只是在文学意义上能自圆其说。话说回来，你笔下的人物多少都信点儿什么，他们基本上不是怀疑论者，而是敢于承担责任的行动主义者。

陈河：你说得一点没错。马本德这个人物，甚至说《误入孤城》这一本书，完全是靠内心的“信”，才创造出来的。在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最初阶段，一切都像海市蜃楼，完全抓不住摸不着。我之前曾想过写一本和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样的书，好好写一下老家温州。但很快发现温州是个小地方，没有多少故事，根本不可能写出百科全书一样的大书，要是换成写上海还有点可能。可是我有的只有温州的生活经验和早期记忆。所以一切都靠内心的“信”。我有个写作的经验，遇到了一个你觉得特别难的地方的时候，你得把心智都凝聚成一道光，长时间投射在这个难题上。只要你有足够的能量和毅力加上不错的运气，有时是会把这个难题解开的。马本德起初只是我从档案箱里遇到的一个鬼魂一样的意象，最后在我的心智喂养下成为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物。

傅小平：如此，异想也就“天开”了。这是一个颇具创造性的过程。我读的时候想到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这部小说讲述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伦为遵守承诺，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的“苦难历程”。马本德的旅程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相比要理想化一些，何况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本德”二字，不得不说李文俊先生译了个好名字，而你也给人物起了个好名字。

陈河：给这个外来者取个好名字的确很费心思。他的姓“马”来自我“铁箱”幽灵中一个运输公司早年第一把手名字，记得是“马厚泽”，可能是山东人。这个“马”字入了脑，它让我想到西北的回民很多姓马，这个想法帮我设计了主人公来自祁连山。你提到了《我弥留之际》，这书我很多年前看过一次，人物名字早忘记了。但我近几年反复看了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这里的男主人公叫萨德本，是个魔鬼一样坚强又邪恶的拓荒者。我倒是愿意说马本德的名字和萨德本比较接近。还有小说的名字也花了我很大心思，最后想出“误入”两个字，让书名有一种动态感和故事感，算是找到了一个好名字。

傅小平：说得也是，可见福克纳也是你颇为推崇的作家。虽然从你的总体创作看，你受海明威影响大一些。张惠雯在为你绘的“作家素描”《奇异的旅程》里，倒是说你2011年开启美国之行，就是为了去“朝拜”福克纳故居。

陈河：我是在读海明威之后才知道福克纳的，第一篇读的是《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从那以后我非常认真读他的书，还看过余华写的一篇关于福克纳老家邮票那么大的小镇的文章。我有几乎所有福克纳中文译本的书，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非常大，除了直接的影响，还有间接的影响。因为中国很多人都学马尔克斯的套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容易。我后来看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是为了讲述》，里面讲到早年拉美国家那一代作家学福克纳是最多的，他也是从学福克纳开始了写作。所以说福克纳是中国作家的祖师爷一点不会过分。我在2011年那年独自专程去探访福克纳故居那“邮票大的地方”，我先是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看到了向往已久的密西西比河。之后租了一部车开到福克纳的故居牛津镇。我找到福克纳的坟墓，孤零零的，上面飘着很多橡树叶子，没有鲜花，有人在坟头放了一个空啤酒瓶。他的故居访客不多，因为交通不便。我对那个管理故居的人说在中国阅读福克纳的人可能比美国人还要多。那个人不相信，说他没见过中国大陆人到这里探访，真要是那么多人读他的书怎么不过来看看他的故居？

傅小平：至少写作的人里面有很多都知道福克纳，但是不是认真读过他的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就得另说了。何况套用钱钟书的话说，假如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能亲身探访故居，怎么说都更显虔诚，也多一些感同身受。虽说名字上有相近之处，但马本德身上并没什么本德伦的气质，与萨德本更加不是一回事。细究起来，他身上倒是有那么点儿堂吉诃德的气质。不同之处在于，堂吉诃德总是好心办错事，马本德倒是误打误撞办成了一些事情，他组织开通了公路，又架起了桥梁。你让这么一个“半开化”的人物，肩负某种沟通世界的使命，完成使命后，又让他随金乡人的船队失踪在历史瀚海之中，也是一个挺有意味的设计。

陈河：你能看出马本德身上有点堂吉诃德的气质让我很高兴，你是看到这个人物的深处了。你作为旁观者可能比我自己更能看出我多年写的一系列主要人物身上都有这种天真而不大合时宜的性格。这可能是我的写作的一种根本品味。我前几天在看博尔赫斯的《探讨别集》，书里一篇文章中他说到低级小说追求冒险经历的简单接续，单纯的变化多样。好的小说的情节发展呈双重互动式：英雄改变环境，环境改变英雄性格。《堂吉诃德》第二部、《哈克贝里费恩游记》可归为这一类。看到这段文字，我觉得这回写马本德的方法是对头的。

傅小平：同感。有意思的是，小说里桥好不容易建好了，为了阻止日军入侵，却得想着炸桥，这让我不免想到南斯拉夫的老电影《桥》。再则，正因为交通没了阻隔，马本德爱的女人迟玉莲和她的一些族人却为了保护当地萤石矿资源而被日军杀害。牵强附会一下，建桥拆桥这个事也可以看作对现代性的反思。

陈河：你说的这两点我倒是没有想过的。这两个故事都有真实背景。建桥炸桥的故事我是用了抗战期间茅以升建造钱江大桥的真实事件。萤石矿是在浙江武义，日军为占领武义萤石矿发起一个专门军事行动，后来从武义运走四十多万吨萤石矿，有数千个战俘苦力在这里被劳累折磨或者毒打致死。

“要写实实在在的地方，作者最好是自己亲历过，但也必须有把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写得逼真的能力。”

傅小平：在这部小说里，潘青禾和迟玉莲之于马本德，可以说是互为镜像的两个女性人物，因为潘青禾，他误入孤城，且在越过界限之后，知其不可逾越，最后示之以敬。迟玉莲显然与他更为契合，所以他最后终于明白，她是自己一生真爱过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的遭际，又牵扯出了马本德的身世之谜，其中也多少隐含了类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性命题。

陈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你说的“知其不可逾越，最后示之以敬”非常有道理，马本德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古代英雄那种对主公的“忠”心。我最初构思小说时，还想不到让他最后带族人出走回到族人的应许之地祁连山。潘青禾这个人物是一开始就想好的，迟玉莲则是后来慢慢地形成，慢慢变得重要。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把马本德引向最终的归属。我写的金乡卫和矾山都是真实的地方，金乡卫的确是戚继光年代建的抗倭寇的海上军事要塞，那里的地方的族斗也都是真实的。这让我有条件把它和祁连山连接起来。

傅小平：是这样啊，放在当年，小说故事发生地离祁连山隔了很远哪。好在戚继光曾镇守北方，马本德本就是生在祁连山一个部落，也曾跟随潘师长辗转于河西走廊，这样一来就合情合理了。不过这般联想对作家想象力是个考验。

陈河：事实上，当我进入写作过程，就会被一种力量控制。就是总会想把小说写成想象力飞翔的作品，超出现实的状态，就像卡尔维诺写《树上的男爵》一样。而我在写作中飞翔的基点在于马本德在金乡的内湖看见了水底下祖先的战船遗骸那一刻的意象。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休伦湖的观光游船上看到过清澈的湖底那些十八世纪沉船的影子，像是水底下的幽灵。这个意象在我写到马本德来到金乡遇见族人，去观看祖先的战船遗骸时突然变得很强烈，它让我写出了马本德和迟玉莲的故事，还最终让马本德带着族人回归北方，完成一个命运的闭环。这就像你所说的“隐含了类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