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货、流行歌曲，与工厂

一

一九八○年的春天，一直平淡得很，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座旧工厂，我跟厂里的所有人一样，上班下班，劳动生活，吃饭睡觉，平静得没有一点波澜。我是磨工，按操作规程操作，规范、认真、机械，无限重复，每天把时间与体力消耗在机床上，再回到宿舍楼三楼简陋的集体宿舍休息，再等第二天上班。这样把枯燥的青春一天一天地挥霍掉，磨损掉。在日复一日这样的日子里，要是没有同宿舍的工友三强，那么这个春天极可能是一个乏味透了的春天。

周一一早，从县西小镇来的同寝室工友三强从老家回来出现在宿舍里，他回来得早，我刚在楼下洗漱完回宿舍，看到了突然穿着打扮时髦了的三强，眼前的这个三强与原先的三强迥然不同。他戴了一副棕色渐变的大太阳镜，上身一件小方领瘦身花T裇，下穿一条大喇叭裤。在这以前，他与厂里其他青工的穿着毫无二致，基本都是蓝色劳动布工装，偶尔讲究一点时穿的是青年装，左上口袋插一支钢笔作装饰。但是这一天他却突然大换装。我们都觉得奇怪，另一个青工把他拉到门外，说，你这是流氓打扮啊，我们乐清没一个这样的，只有温州才会有。三强说，我又没偷没抢，凭自己工资买的，我怕什么。那工友说，温州、乐清都买不到。三强对他说温州和乐清当然买不到，这些只有慎江里隆与黄华七里港才买得到。慎江是三强的家，他每周六下午下班后都要回到慎江，周一一早再赶来厂里上班。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座工厂于我而言，起始于这一天三强的突然换装回厂。一贯制的服装，歌声，直至人际间交谈，语言，在我所经历的那么些年来，从没大改变过，从没出现过特别异样的信号。而这一天，因为奇装异服的三强的出现，全宿舍的人为之震惊。我们追问三强突然异装的原因，三强则以一个新青年的得意炫耀他的服装，向我们讲述这些奇装异服的来源，他说这是时装，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奇装异服。最后是宿舍里四个人上班都迟到了，虽然只迟到了十分钟，但全宿舍四个人集体迟到还是第一次。车间主任也因此严肃地批评了四个人。

这次三强因为新奇时髦的打扮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他一早从家里回到厂门口就让女工们看到了。这几天他的服装成了女工们的主要话题。晚上回到三楼寝室里，三强做了一件更让我们吃惊的事。他打开一个大纸箱，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类似收音机的机子，扳开后面板上的一个小盖子，放进四节一号电池。再按下顶部的一排按键中的一个键，机子前面的卡槽盖啪的一声跳出，三强随手插进一盒磁带。随即升起一缕好听的歌声。这样的歌声我曾经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但收音机收到的声音嘈杂，极不稳定，时强时弱，很难完整舒服地听完一首歌。而现在则不一样，这机子里放出的声音与以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这次是如此清晰，声音效果极好，歌手的气息、音质、湿润的声音经过口腔的细节变化，换气与吐字，这种歌声的切近感受，令人惊讶。后来三强告诉我们这是立体声，左边耳朵听到的与右边耳朵听到的乐器声音强弱都不一样。再继续听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起左右耳的区别，果然左右乐器声强弱不一样。于是就觉得特别好听，单单声音就已经迷住了我们。三强的录音机有四个喇叭，两只大尺寸的，占据了机子正面的左右大部分面积，两只小的各不到拳头大，分别位于两只大喇叭的左上方与右上方。三强说，这叫四喇叭录音机，三洋牌，分中低音喇叭与高音喇叭，八百五十元钱买的。

我想起了一九七九年底自河南南召退伍回家乘火车的经历，火车停靠苏州站时上来几个去上海的乘客，他们上车落座后，掏出一个与小型便携式收音机差不多样子的机子，另一人手中拿着几个小盒子，我去盥洗室从这节车厢过道走过时，听到这几人放送出的一阵绵软的歌唱声。这是一阵耳边风似的歌声，我因内急不能做停留，歌声很快被抛在了身后。待我回来经过这卡座座位时，已经没再放送歌曲了，改为听相声。

这次三强的录音机里放送出的声音与那次列车上听到极短暂的歌声如出一辙的好听。而三强录音机的声音更立体，也更清晰，声音更具质感，这样播放出的歌声也更让人迷恋。我看到了三强散落在床上的一盒一盒磁带，盒子上磁带封套色调艳丽，有邓丽君的，龙飘飘的，刘文正的，张谛的。而他正在放的是邓丽君的一首《十八的姑娘一朵花》，磁带套封上有歌词，对照着歌词听，极细小的字体也是一种迷惑。从收音机稍纵即逝的歌声，到列车上偶尔的歌声，直至这一次近距离地听到这真切电声效果的歌声。低音鼓，贝司，电声乐队，歌声未起，已经震撼，听到歌声再回过头来看磁带套封上邓丽君的照片，愈加甜美，迷人。

他一盒一盒地放，我们一盒一盒地跟着听。放歌曲时，三强把宿舍门打开，把音量调大，诱人的歌声透过夜空传到了二楼的女工宿舍，她们中好几个也来到三楼我们宿舍听歌。女工中有几个对歌曲的感受力比我们都要敏感，她们的沉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在这之前，电影《柳暗花明》插曲《清清的花溪水》，《小街》插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黑三角》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些被她们反复唱烂了的歌曲，在此前已经是最好听的歌曲了。可是这一晚听了三强录音机里放送的歌曲后，对这些早先的电影插曲一下淡薄了下去。她们一有空，就来听三强录音机放出的歌。

二

乐清湾外面是玉环群岛与洞头群岛，再往外东北边是钓鱼岛，东南边是台湾岛。辽阔的洋面上，夏季经常台风肆虐，在天气还好的日子里，乐清靠海的村庄有捕捞证的则会拼船出远海打鱼。一九八○年新年，有里隆村渔民突然开始了与台湾渔民的交往。两条不同方向的渔船互相靠近，并拢，里隆渔民或是以捕到的大宗鱼货换对方的货物，或是以事先收到早已不能作货币流通的银圆换对方货物。这是以货易货的交易。海浪拍打着渔船，货物在手上交换。我想象着，闽南语普通话与温州普通话，费劲地表达，交谈，说定，交货。

浙江近两千公里海岸线，排列着无数大小港口，只有慎江乡七里港里隆村开展了这种明面上不允许的以货易货俗称走私的海上贸易活动。

货物交易情形，来自三强的口述。在工厂宿舍里，停止了歌声，关闭了录音机，关灯后，三强开始讲述海上交易的场景。三强用以描述的语言是快乐的，也是惊险的。

由他的描述进入我意识中的情形，具有很强的现场感。这是一种隐秘的交易活动。暗夜，船在公海上用最暗的灯光作业。人与货物都是黑暗的。星空下的辽阔洋面的诗意与此刻的交易是不对等的。交易者双方，内心紧张，警惕。获得的货物，深藏船舱最底层，到了白天，船就在洋面上游荡，表面上装得无事一样，内心仍然绷紧着，同时有着隐秘的紧张与激动。一船货物，盈利万元以上。船要在外海待到天黑才会进里隆港，然后把一船货物卸下来。

交易获得的货物必须是大陆市面上没有的，而且价格也得让沿海一带能够接受的才有走私价值。走私进来的货物有：各种颜色的宽幅尼龙布，自动伞，双狮牌、三星牌、锚牌自动夜光手表，三洋牌、索尼牌录音机，其中录音机其实是收录放机，型号也最复杂，一般购买者都是数喇叭数量来决定买哪一款，分别有单喇叭，一个半喇叭（一个大喇叭，外加一个小喇叭），双喇叭，四喇叭（两个大喇叭，外加两个小喇叭），六喇叭（两个大喇叭，外加四个小喇叭），自然是喇叭越多音效越好。普通人家一般买双喇叭。从单喇叭到六喇叭，落地价格分别是二百到一千多元。那时我的月工资三十六元，不吃不喝的话，一年才四百多元，全年工资只够买一个双喇叭录音机。除去生活费之后，连单喇叭录音机也买不起了。因此只得蹭听，蹭其他家里有钱工友的录音机听。也是这一阶段，彰显出了贫富差距。原先有钱没东西可炫耀，现在有新型物质的东西夺人眼目了。

工友三强家有货物来源渠道。

厂里的男女青工包括中年女工都来托三强周日回慎江老家带自动伞、尼龙布、太阳（麦克）镜。他们拿着自己积攒起来的工资，来到我们宿舍，交给三强带货，三强则掏出笔记本记下每人的金额与要买的东西品种。有些买自动手表或录音机等贵重物品的，则跟着三强去里隆走私市场自己实地挑选购买。

那段时间，尖领花衬衫，各色尼龙布喇叭裤，麦克镜，自动夜光表，成了青工们的标准装备。很快地，厂里青工们的面貌随着着装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从厂里到街上，从街上到厂里。来去的走路的姿势，与以前不一样了，待人处事的方式也变得大方起来，青工云理则是厂里继三强之后第二个买了录音机的人，他买的是三洋牌8080型号双喇叭录音机，厂商为了把这款低价位的双喇叭录音机做得像高价位的四喇叭录音机，加了两个假喇叭，因此乐清一带青年称这款冒充四喇叭实际上只有两喇叭的8080型录音机为傻80。有时我们上街，云理就扛着傻80在前面走，录音机里播放着最新的张谛、凤飞飞的歌。许多买了录音机的人，接着会疯狂地买各个台湾歌星的磁带。街上也出现了磁带翻录店，原先五元、四元一盒的磁带，用劣质空白带翻录，只要两元一盒。或者自己拿着空白磁带到店里翻录，一盒翻录费一元。

有了录音机日日听流行歌曲的云理，渐渐的他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次云理从电影院出来，说很早就看不惯一个人了，要上去打他。我们最后把他拉住了。真要打起来的话，肯定会出事，那时青年们上街，都会随身带一把刀子。云理突然间强硬起来，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事。难道有了一个双喇叭录音机就可以强硬吗，显然不是。是与整个环境发生了彻底改变有关。从外到内，先外后内，强烈的着装变化，以及物质的拥有，让许多青年在行事风格上产生了突变。云理的喇叭裤裤腿是全厂最大的，平时提着录音机从厂区里走过，女工们说，这个云理，过分了过分了。

而二楼的女青工则开始学唱流行歌曲。吃过晚饭，她们就会坐到一起，开着录音机，学唱磁带上的歌。她们最爱学唱的是邓丽君与凤飞飞的歌。而这些歌全是爱情歌曲。《兰花草》《海韵》《我是一片云》《追梦人》，还有极少数感叹光阴不再青春易逝的《美酒加咖啡》《小城故事》等。这些歌曲，深刻地改变了她们的爱情观与生活方式。

好几对边听歌，边开始恋爱。其中一个女工十七岁就与三楼的一个男青工谈起了恋爱，才没几天就进入了疯狂的热恋之中。他俩出双入对，嘴里哼唱着流行歌曲，旁若无人地好着。

我原先的孤独与深沉，很快被瓦解掉，汇入那浅薄快乐的通俗文化激流。这与我早些年听收音机有关，听收音机那些年，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总有一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好好听一听完整的靡靡之音。同时，我的对新事物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书籍、电影、美术、诗歌、小说，这些都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同样的，小城里的一小批文学青年，逐渐地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外界。从原先的谈论雪莱，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转而谈论波特莱尔，瓦莱里，马拉美，马雅可夫斯基。直至谈论青春诗会。

但是文学的小众情绪同时被宏大的流行文化急遽冲刷着，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放送着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张谛的歌曲。

三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三楼宿舍楼里除了三强，还有几个人也都有了录音机。有单喇叭、双喇叭的，也有四喇叭的。而我仅仅多了两条尼龙布做的裤子外加一件尼龙布上衣，这时自动手表从原先的两百降到了一百，我与三强说要买自动表。三强说，这次你自己去里隆村挑吧，那里的东西会多得你眼花缭乱。

周日，宿舍里几个人一起到县城轮船公司的码头乘河轮去里隆村。我第一次乘河轮。上船后，柴油机随即发动了起来。船开动后我出来坐在船首，在柴油机的噪音里，看着船头无限地剖开河流，船首无限向前，在人、船、河流与时间的交融中，人重又回到孤独之中，这种感觉很私密，又带点焦虑。到了里隆村，人流密度很高，这是一个走私货大集市，每条路上都站满了人，他们都是货物出售者，没有店铺，出售的货物全放在自己所站的一米见方的地方，并且身上挂满可挂的东西，手提着单喇叭录音机，手臂上套着许多手表，胸前挂着许多副太阳镜。此时，人与货物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人是货物交易的奴隶，一切行为为卖出货物服务。卖与买，各方的姿态特别低，一方为尽量早点脱手，另一方为尽量买到质量可靠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