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开阔未来缩小了

“诗人应具有一种历史感和时间意识，应在更广阔、深远的时空下来把握自己的写作。”

傅小平：拿到你的新书《未来的记忆》，看副题是“四十年诗选”，感慨你写诗都已经长达四十年了。这本诗选也是一次回顾和阶段性的总结吧？但你偏偏取了这么一个书名，得先问问这其中有着什么深层的寓意？

王家新：首先，书名出自我在2012年的一首诗《未来的记忆——给李南》，也曾有一些评论者注意到这首诗，胡桑说它“包含了一种巨大的隐忍的力量”。重要的是，它也和我的写作观念有关：诗歌是面向当下的，但也是写给未来的（“致一百年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人应在一个更广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下来把握自己的写作。当然，我也希望这部诗选中的诗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它们能够“留下来”，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

傅小平：“未来”和“记忆”该是你生命经验里的两个关键词吧。你的微信名“未来北方的河流”，就取自策兰的诗句。在《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这篇随笔里，你为阿赫玛托娃“画像”，也道她是一位为“记忆”而准备的诗人。说来你喜欢的这些诗人，还有卡夫卡、凯尔泰斯、卡内蒂等作家的写作，都关乎沉重的记忆，或是对灾难的记忆，但同时也包含了对未来的警示。

王家新：诗人本来就应具有一种历史感和时间意识。到了我这种年龄，“记忆”自然会成为诗的来源。近些年来，我的许多诗就是从记忆中获取的礼物。我敬佩阿赫玛托娃，也正因为她是一位为“记忆”而准备的诗人，正是凭着这种诗的记忆，她创造了甚至比人类的记忆更为长久的东西。拥有足够的生命和历史记忆，并有能力把它们化为诗的财富，我一直倾向于这样的诗人。

傅小平：由“记忆”这个词，联想到你有时谈到，从哪个古典诗人或外国诗人的诗里认出某个当代诗人的“前世”，或者哪个当代诗人是某个古典诗人或外国诗人“转世”之类的说法。这多少有点神秘主义色彩，怎么理解？

王家新：在我看来，读诗、写诗和译诗，都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我想这并不“神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我们都处在千百年来人类流转不息的精神生命中（这被叶芝称之为“大记忆”）。

傅小平：你说到“大记忆”，我就想到吴晓东在他那篇《王家新论》里，把叶芝所追寻的民族的大记忆，比作集体无意识的黑暗域。在他看来，一个诗人的潜意识越黑暗和深广，他的艺术创造力也就越强大，越能表现出厚积薄发的力量。以此延伸，也可以说一个诗人的潜意识越深广，越是能穿越时空，连通“前世”。

不妨说说，假如认定有前世，你希望你的前世是哪位，或者哪几位诗人？

王家新：这问题过于实在了。我的《传说——给杨键》一诗的最后两句是：“我们的一生/都在辨认/一种无名的面容。”

傅小平：想到你取的一些书名，包括这本在内，还有像《为凤凰寻找栖所》《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雪的款待》《在你的晚脸前》等等，要不是直接取自某位诗人的诗句，要不就是能从他们的诗里找到思想和精神上的联结。你是有意识地强调这种联结吗？

王家新：起一些书名时，我的确有意识地暗示或指向这种精神联结。不过，即使有些读者不了解它的出处，这样的书名也能唤起一种思的想象力和可能性。另外，我对有些诗人诗句或隐喻的选取，明显属于“挪用”或“改写”，已和原文有所偏离，或在中国文学的当下语境中起了新的变化。布罗茨基在解读被现代主义遮蔽的大诗人弗罗斯特时曾很有意思地讲过：“就像拿破仑攻入俄罗斯，却发现它的规模超出了乌拉尔山脉。”

获得自己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个诗人的完成。在这之后还有更漫长艰辛的路要走。

傅小平：读过你的几本诗选，譬如归入“标准诗丛”的《塔可夫斯基的树》，开篇是写于1989年冬的《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也收入之前“蓝星诗库”出的《王家新的诗》，但没有收入这本新的诗选里，开篇也成了写于1985年的《风景》。一般来说，诗人选自己的诗作，是多少包含了指向性的。选择哪些诗入不同的选集，可有什么标准？

王家新：因为还有其他出版社约了我的诗集，所以《瓦雷金诺叙事曲》等大量作品没有收入这部《未来的记忆》中。这里透露一下，接下来我还会编选出版一部1979—2019年诗选和一本2019年以后的新诗集，它们和《未来的记忆》基本上都不重复。到了这个年龄，编选诗选就有了对过去几十年进行回顾的性质，但我更愿不断地写出新作，而不是和过去“纠缠不休”。

傅小平：刚还想如果以写于1981年的《在山的那边》，或者写于更早的诗开篇，到2021年倒是严格意义上的整四十年。当然这本诗选最后一篇是写于两年前的《在洞头》。所以体现在这本诗选里，你相当于让这四十年空白了好几年。

王家新：“四十年诗选”是出版社给起的，因为他们出过多多等人的四十年诗选，成了一个系列，这并不是我自己编选时的考虑。这部诗选以2019年6月的《在洞头》一诗收尾，主要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句：“我们流泪，听着大海的冲刷声。”似乎我的全部写作，都应在这一时刻停下了。

傅小平：我更想知道你确切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你写于2004年的那首《诗艺》，开头就是：“当我试图看清我自己的生活时/我有了写诗的愿望。”

王家新：说到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大概是上高二的时候（1973年），记得那时我写了两首诗，很兴奋地给我们的语文老师兼教导主任看，他眉头一挑，“嗯，这是不是抄的？”这就是说，他怀疑我能写诗。从此我再也不轻易把我的诗给人看了，写诗成了一件秘不示人的事情。

这个问题，几年前我去希腊参加诗歌节时，雅典“周日论坛报”书评副刊记者也问过：“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东西，当然，数量比较多的是你的被译成英文的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你是如何成为一位诗人的？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吗？”

傅小平：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有特殊的重要性，难免会不时被问到。这些问题我也关心啊，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王家新：我说，少年时我就痴迷于文学和诗歌，但很难说是什么时刻成为一个“诗人”的。我成长于“文革”期间，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深感孤独、压抑和屈辱，诗歌的种子也就那样落在了心中。这是命运的奇特馈赠，它让我在寒冷中燃烧，只不过在那时我从没想到会成为一个“诗人”。我只是爱它，需要它，命中注定要属于它而已。至于要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诗人，这的确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正如我1988年写的《什么地方》一诗的结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从不到达。”现在看来，这两句诗真成了一个诗人一生的写照。

傅小平：我记得你谈到洛尔迦时写了这么一句：“真正标志着获得自己声音的，是诗人1921年开始写作的《深歌集》。”这也表明，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获得自己的声音，很重要。你觉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己的声音，为找到这种声音，你做了哪些探索？

王家新：一个诗人要获得自己的声音并不容易。我自己真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为标志，虽然在这之前我已写了十年，也有一些所谓“不错”的作品，但那都是我的学徒期、练习期和准备期。一个人要经过艰苦的、甚至长时间的摸索，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他自己。

问题还在于，获得自己的声音和语言风格上的“辨识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诗人的完成。在这之后还有更漫长艰辛的路要走，所以奥登会说“大诗人是一个持续成熟的过程”，我十分认同这一点。

傅小平：所以，我关心你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怎样持存这种声音？

王家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创作就在不断调整和变化，起码我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风格和写法上。我曾谈过这个问题，“风格化”即定型化，它限制了一个诗人的发展，那很可能是一个诗人的死亡。

说到声音，三十年前《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诗的音调比较激越、高亢，现在肯定更为内敛了，但我想那还是同一个诗人写的诗。我们看一个诗人，要从他一生的成长和演变这个更大的范围来看。

“怎样对这个前所未有、无以名之的时代进行诗的‘命名’，这正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

傅小平：在你的诗歌里，还有在你的言说里，倒是经常出现“晚年”的。2004年，你写了《晚年的帕斯》。2005年，你又写了一首《晚年》。往前追溯，你在1991年的《反向》里就写道：“大师的晚年是寂寞的。他这一生说得太多。现在他所恐惧的不是死，而是时间将开口说话。”随后在1992年的《词语》里，你又写道：“我们能否说出一个老人的晚年？”有点惊异于你这么早就开始言说“晚年”。如果作庸俗化理解，这里面仿佛是透着一点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王家新：“晚年”或“晚期风格”问题我曾不断谈到，因为我深感它对一个诗人、一种诗歌的重要。除了你引用的诗句外，在1998年我还曾发表过一文《文学中的晚年》，更集中、更深入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作家和读书人爱引用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那是2009年前后才在中国译介出版的，另外，萨义德的“晚期风格”直接受到阿多诺的影响和启发，而我谈论的“晚年”，是很早就从我这里“生长”出来的一个东西，或是我从全部文学历史中领会到的一个东西。

傅小平：你在诗文里反复言说“晚年”，是不是也受了策兰的影响？你在谈到策兰后期诗歌时说了这么一句：“这种自《死亡赋格》之后的深刻演变，使策兰成为一个‘晚词’的诗人。”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还说策兰自造了“晚嘴”等词语或意象。当然你自己也仿策兰，自造了“晚脸”这个词。

王家新：实际上我在读到并翻译策兰的“晚词”之前已开始谈论“晚年”了。正因为在我自身中带着这种东西，我才有可能发现并认出策兰的“晚词”，并在翻译中有意强调这个东西。如策兰涉及“晚词”的那句诗“Lesestationen im Sp？twort”（见《闰世纪》一诗，费尔斯蒂纳的英译为“reading station in the lateword”），如直译，可译为“阅读的站台在晚词里”，而我译为“阅读之站台：在晚词里”，我特意把句子断开，并加上了个冒号，就是为了突出和呈现这个“晚词”。我在多篇文章中也专门探讨过“晚词”，

傅小平：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说，这个词是策兰中后期创作中的一个核心般的东西。这是在经历了大屠杀、流亡和无尽的苦难后才出现的词。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策兰对一个现代诗人的历史处境的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