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皮衣，外省人

一

一九九二年，我租住在乐清酒厂宿舍。酒厂早已不再生产，简单至极的两层楼宿舍也已人去楼空。午后的阳光使得这个无人小楼与楼前空地倍加寂静。没有人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的一点点其它声音。我租住在其中的一个套间。以往从不午睡的我在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午睡一小时，并且充分享受午睡醒来后片刻头脑的昏沉，以及于昏沉中看寂静的楼前空地及空地上的杂物时所产生的轻微幻觉。阳光下或阴天里，那些杂物总是会在此刻显得虚假、荒诞。只有雨天，雨水从这些杂物上湿漉漉地流下来，才能快速驱除午睡刚醒时的脑中幻觉，事物也因此返回到最真实的状态。其间，流浪诗人牧远从温州来，我买了熟食、啤酒，找不到开瓶器，就用筷子头抵住啤酒瓶盖子的下沿，用食指肚当支点抵住筷子杆一瓶一瓶地开，一瓶一瓶地喝。我喜欢听他说话时的口音，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叙述自己的生活，叙述泰顺县里的一些人与事。低于膝盖的小圆桌上就摆着极简单的三个熟食下酒菜：花生米、猪头肉、猪尾巴。两个人边喝边谈论文学，谈论诗坛轶事。

这一年牧远没工作，基本是在各地走来走去，乘车，赶路，喝酒，谈天，睡觉，写诗。

他说，你们县的人都擅长经商做生意，你家亲属难道没有出门经商的吗？

我说我老婆现在就在外做皮衣销售，但做得极一般。

他说，那很快你也会去经商的。

我说，这不一定。

他在我这里睡了两天，写了一首诗。牧远来自泰顺县，高中毕业高考落榜，随即在浙江、福建、江西大地上飘荡，会友，谈文学，谈爱情，邂逅各地的诗歌写作者。这一年，是我在安徽的《诗歌报月刊》第二次发表诗歌《青草遍地》《月光，月光》，牧远就是从温州打听到我后，找到乐清找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那时候，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流浪诗人远不止牧远一人。牧远感情丰富，心地善良，诗思敏捷。

而这一年妻子与她的合伙人一起在上海川沙经销皮衣。她每次来电话都会通报买卖的情况。电话的声音永远是失真的，电线的交流声总是嗞嗞地响。她在那边用的是投币电话，一元钱两分钟，说完挂机。关于经销的话题，关于货物的买与卖，我知之不多。我同村的少量村民远去银川、西安、柯桥等地经销皮衣。我只能想象及揣摩他们在入冬时节，在凛冽的寒风中坐在包租的柜台后面的情景，也许人气旺盛，也许半天卖不出去一件。因为妻子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因此也更多了一些对经销流程的想象。除了冬季，一年中其它三季也要想法经销，即所谓的反季节销售。

而乐清这边正值雨季来临，无休无止的雨水与潮气使得酒厂显得阴翳。地面的积水漫过凉鞋浸到双脚的皮肤，导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我对阴翳的事物缺乏谷崎润一郎那种安静而细致的审美感受。这与环境及自身的处境有关。没有优雅的生栖环境，难以对阴翳之美产生好感。我宁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更愿感受盛夏炎阳下事物的暴烈与阴影，也不愿在连续无尽的阴雨天气里去感受微妙的阴翳之美。当我读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时，我是无比喜欢的，对他描摹事物的文字，与文字所描摹的事物，都是无比喜欢的。但是一置身于自身现实之中，则完全离开了谷崎润一郎的文字，回到了厌恶的自身处境之中，进而厌恶无尽的雨水与浸泡在雨水中的一切事物。青年时代对雨水的感受与中年之后的感受有着极大的区别。大多时候，阅读与生活是分裂的。雨天酒厂的空地上积满了雨水，倒扣的大酒缸垒得高高的，总能感受到它们向下倒扣的黑暗空洞潮湿的那一刻。因为雨天的事物有种抵近的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使我厌恶。当深夜时刻，又会翻开书籍阅读。昼与夜，完全是一个对立的自己，白天不属于深夜的自己，深夜不属于白天的自己。

夜晚的栖息空间是凌乱的，房间里除了床桌椅之外，还堆满了书籍，杂志，日用品及其它杂物。好在是黑夜，尽管雨水仍在无尽地倾泻着，但台灯的光芒能够把人从暗夜的一切中分离出来，抛掷到灯光所笼罩的那部分空间里，抛到文字中去。

冬季到来的时候，我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去车站买了张去杭州的长途车票，再从杭州乘火车去往北京。

二

到杭州的长途汽车破旧肮脏。我的行李中塞进了一本绿封面的诗集《史蒂文斯诗集》。乘的是一辆改装为卧铺的车子。车内气息浑浊，狭窄的平置位置上罩布与被子脏得发黑，每一个位置都不知有多少人躺卧过。这一班次的长途大都是出门远行的经营小生意的人。除了车顶上堆满了行李，带入车厢内的行李一样多，特大号编织袋，特大号牛仔包，各种行李包，除了塞满狭窄的通道，还堆满了卧铺位置的床头床尾。

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的激情、能量、希冀、期盼，以及各种小心思，整个车厢似乎是一个完全的乱局，高密度的间隔、乘客、行包，包括浮躁的方言，使得这种感觉越是强烈越是近距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越大，警惕性也越高。整个旅程中有人整夜不睡，时不时起身查看自己的行李包裹有人动过没有。

车子开出不到十分钟，从车厢前方站起一个中年男人，中年人用语言术引起车内人的关注：大家都是出门人，出门不易，要好好关照自己。等把车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后，说，这辆车实在是太沉闷了，因此耍个小把戏给大家解一下闷，轻松快乐一下。随即掏出一红一蓝两支彩色铅笔，用一条宽绸带套住其中的一支，再顺时针以两支铅笔为圆心缠绕，然后问车内人，刚才套住的是哪一支铅笔。随即在车厢内站起一个佯装乘客的同伙，说，蓝色。中年人随之打开，确实是蓝色。随即开始的是与这一个潜伏的同伴向车内的人展开一个请君入瓮的赌博游戏，当然这个赌局的庄主包赢不赔。这个佯装成乘客的同伴先是输一局，赢一局，接着是输一局赢两局，再接着是又赢两局，这样下来，总的是赢了三局。每局一陪二，前面押出的每局一百元，后两局押出每局两百元，总共赢了一千元。这时另一个乘客也参与押注，输一赢二。此时开始，神奇的红蓝铅笔，诗意的赌具，点燃了车内人们的快速赚钱欲望，开始还在观望或认为太简单的红蓝变换肯定会有猫腻。但是眼看着其他人轻轻松松地赢钱的过程，心理防线彻底失去了警戒，开始参与押注。开始都试探性押注，十元，三十元，五十元，而且基本都赢。接着押注增多，一百，两百，直至五百。这一轮押注，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输了。我更相信全身心投入到红蓝铅笔赌局中的乘客更像一个诗人在深夜的写诗状态，其激情、诗性与感性并存，过程的快感与愉悦，促使他在短时间里把仅剩的一点警惕及理智全交了出去。

点燃欲望，从众，自我怂恿，入坑输钱，简简单单，快速开始，迅速结束。还未出乐清县境，就已经经历了一次巨大心理的打击。这个兜里装满了钱的中年骗子随即下了车，另两个佯装乘客的骗子同伙在下一个车站也下了车。剩下的一批参与红蓝铅笔赌局输钱的人，这其中有几个输红了眼，为了扳回被输掉的钱结果却是几乎把身上的现金都输光了。这种失败与沮丧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是输了钱，更重要的是身在车上，车厢的沉闷，逼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仿佛一只躁郁又无处可去的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其中一个输了钱的女乘客，在卧铺上蒙着肮脏的被子在伤心哭泣，身体框架透过被子传递出因哭泣而不停地引发的耸动，她真的是刻骨后悔。有时女性对一件事的专注与在意程度比男性要持久得多。

汽车是缓慢的，去杭州的公路大部分是盘山公路，老旧汽车的动力衰退严重，一到山路的上坡路段，发动机急速转动，动力转换却大部分缺失，总是在山道上缓慢蜗行，此时人在车上昏昏欲睡。而原本喜欢说话的人基本都是参与了先前红蓝铅笔押注输掉的人，此时早已完全沉默，他们不是反思押注，而在反复用沉默适应低沉的情绪打击。

这一路，汽车要翻越黄泥岭、黄土岭、高枧岭、会字岭等高山峻岭，汽车到了会字岭头突然抛锚了。高山，夜幕，抛锚的旧车，与一车散落的乘客，男人理直气壮的方便与女人的躲闪，构成了一幅疲惫长途旅程中间段的一个典型图景。而这时，几个参与过红蓝铅笔押注的男人重新活跃了起来，活跃的标志，就是高声叫骂，骂驾驶员，骂汽车，骂社会。骂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肠荡气，解了一时的旅途寂寞。在卧铺上，我曾掏出《史蒂文斯诗集》阅读，但是没能读下去，无法分裂此刻的思维与情绪来读史蒂文斯。在这辆长途客车上，红蓝铅笔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它的色彩，它魔术般的变幻形式，激情的点燃，以及最后的抽空与沮丧，内心的无尽的懊悔，其残酷诗性不言而喻。

到了杭州即刻赶往火车站买火车票。杭州城站广场狭窄，挤满了背着拎着各种大号背包及编织袋的人。这是我一九七九年底乘坐郑州到上海的火车之后，时隔十二年再次乘坐千里长途火车。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徐州境内，上来五个说东北话的人，他们没有大包小包的随身行李，个个轻装简衣，却一脸横相，出言不逊。周边的旅客几乎都显出了厌恶与不安。

周而复始的火车轮子与铁轨的撞击声，缓解了这五个人给整节车厢带来的惊恐、压抑气氛。与长途汽车不一样，火车大多时候奔跑在苏北、山东、河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远处苍凉的土地缓慢地向后闪去。一成不变中有着细微的区别。人，畜，房屋，村落，集镇。这一切与我去北京的目的完全无关。也正是这完全无关的大平原，使我北去的心境得以空前的平和。

三

下火车出北京站，找到地铁入口，随即进入地铁站，一个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入口，自动扶梯到底，那么多拥挤的外省人，源源不断地、反复地进入这个巨大的饕餮之口。警察，公务员，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贩，小偷，泥沙俱下，提供一个大容量的快速通道。当我置身其间，我几乎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因为人之众多，因为个体与自我之渺小，使得单个人的身份，在巨大的北京城，在人群拥挤的地铁里，极易发生游移，甚至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进行事实偷窃的小偷而已。如果此刻车厢中有人被暗中袭击受伤，而不见凶手，而我也极有可能会对自己是否就是这个暗藏于车厢人群内的凶手而产生自我身体怀疑。这种身份的游移是令人羞耻的。但是我确实在某一瞬间出现过这样的幻觉。有一次，地铁里的一个女人，狠狠地盯了她身后的一个猥琐男人一眼。我刹时感到一种难堪，仿佛我就是那个男人。因为这种幻觉的出现，过后，又反思自己内心这种恶的动机，警惕这种恶的动机。这其间，就是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初级皮衣商贩。

从木樨园地铁站上来。北京的深冬使得带来的外套完全失去了御寒效果，仿佛身体是赤裸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被浇上了冷水。严寒、陌生、繁华、藐视人的深冬城市，既满地京腔，又外省人遍布。自地铁口一冒头，即陷入迷思。这个我从前从未来过的城市，此刻第一次进入的城市，令人无所适从，这个早年被课本、明信片、挂历、邮票、画册等积累起来的早已熟识无比的城市，当置身于此现场时，却是比其它城市更陌生。它与个体之间，因为距离的巨大，方位、人际、语言的距离，其它城市都没这里这么大。

我去的地方是后村，一进入后村，就听到了熟识的乐清方言，这些方言从许多的道路、角落、店铺、地摊等处很自然地冒出来。千里之外的方言的跟随，并没有令我喜悦。凡到了外地的城市，我都不希望遇见熟悉的人与事，我一直喜欢处于完全陌生的情境之中，包括语言。这个村与马村、海乌屯村都是温州人最密集的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半数以上的民房出租给了温州人，因此媒体就称这些村庄为浙江村。我并不愿在北京听到满村的乐清方言，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村庄，熟悉的方言出现在这个村庄的密度使我产生出了荒谬感，我暂时忘了自己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在别的城市，我更愿意处于一种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处于一种与该座城市的完全游离之中，这样能保持一个外来者的行为的隐秘，隐秘即自由。但是在后村，一处于熟悉的语言环境中，这些熟识的语音因处于陌生城市的一个个角落，它就具有了一种身份监视者的功能。偶尔一句突然冒出的方言，你会情不自禁地自动冒出应答的话语，这话语自然是乐清日常方言。我却不愿因语言而被认同，被亲近，被无端压缩掉巨大的一个人的自我空间。

后村完全消解了我刚出现在木樨园地铁口的氛围感受，消解了那种陌生与迷思。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种消解于我而言，极不自然。它强行改变了我作为一个彻底外省人的感受。但是又融不入后村的这个乐清人群体。

找到了我在雁荡山工作时期的好友张永顺，他兄妹三人在后村落脚，搭建了一个极简陋的皮衣成衣作坊，招了两个江西女子作缝纫工，永顺自己负责进料与出货，他弟负责剪裁，他妹负责烧饭加做缝纫活计。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皮衣制作生产组合。这是最小的经济生产集体之一，追求短平快的皮衣制作业务。作坊是三间房，一块门板被卸了下来当作剪裁皮料的案板，做工到深夜凌晨，收起衣料这门板又当作了床板，一物多用，空间压缩，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我来时，永顺刚用拉车拉了两大编织袋的山羊皮料到作坊。成衣作坊是整个皮衣销售链里最底层的一环。十几万的款项加超时越体力超精力的付出，然后联系到二级批发商出手，赚的基本是在这过程中付出的体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