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文三题

我在汇文中学读书八年，初中高中各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九六○年，我考入这所中学的时候，它已经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数字化的名字，遮盖了悠长的历史痕迹。它最早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所教会学校。

我报到的时候，还在汇文老校，老校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有一则汇文校训的醒目牌子，是当年蔡元培先生题写的手书：“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看懂，但是，蔡元培这个人还是知道的，他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而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汇文学校。请蔡元培来题写校训，应该不简单，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面对着这则校训，看了许久。

如今，校名由二十六中又改回汇文中学。汇文中学，建校已经一百二十二年。一晃，不觉举头已是千山绿。

百年沧桑如海，只掬一瓢饮。

扁桃

我们学校的墙报《百花》，就是学校的文学杂志，尽管只短短存活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让大家引以为豪。

和当时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不一样，和如今专门给学生看的文学杂志如《东方少年》《中国校园文学》也不一样，它基本没有儿童文学所弥漫的孩子气，更像一本成人文学杂志。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百花》上面写文章的大多是老师，除语文老师写的阅读指导和散文小说之外，物理老师余朝龙在《百花》上开设有专栏“大科学家的小故事”，每期讲一个科学家的小故事，很受欢迎。学生在它上面写的文章，和一般的作文拉开明显的距离，大多创作的是小说散文，作者大多是爱好文学的高中生。如我一样的初中生，很少也很难在上面露面。它有自己的门槛。

我非常喜欢看《百花》。尽管它上面的文章水平并不能完全赶上正规的文学杂志，但是，由于是自己的老师和学长写的，会感到亲切，读起来有一种走进学校食堂里吃饭的感觉，而没有进饭馆的那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吃起来的味道便格外惬意。我特别爱读学生的文章，他们常会学着作家也给自己起个笔名。看到那些写得好的文章，心里很是佩服，总让我忍不住猜测会是哪个班的哪个同学写的，很有一种“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感觉，会萌生起见见这个同学的想法，向他讨教一下学习写作的方法。那时候，我是那样痴迷于文学写作。

大约是我读初二的第二学期，有一件事，突然在同学中议论开来，是说《百花》上高三同学写的一篇名叫《扁桃》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看过，大概意思是写他童年时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一直从小学到初中，两人都在同一所学校，考高中后，他考上了汇文，是男校，女同学考入一所女校，两人分别，彼此想念。写的是男女同学之间的友情，有那么一点朦朦胧胧的感情涟漪。我并没有完全看懂，只是觉得挺美好的。

问题出在了“扁桃”上面。记得文章中提到，这个女同学从小爱吃扁桃，有时候，男同学会买来送给她。已经过去了六十年，记忆中隐隐约约是这样的，也许会有偏差，但大概意思是差不太多的。不就是一个扁桃嘛，我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超出我的认知，也超出我的想象，“扁桃”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同学之间的议论多了起来，却都是含混不清，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最后，我听明白了问题严重的根结，说“扁桃”形容的是女同学。为什么要拿扁桃形容女同学呢？拿扁桃形容女同学，又为什么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呢？这在当时，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不解的，只有面面相觑。我们很想问明白，但找谁问呢？找老师吗？老师会瞪着一双疑惑甚至责备的眼睛，反问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

于是，扁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听说，写《扁桃》的这个高中同学，和同意把这篇文章登载在《百花》上的语文老师，都受到学校严厉的批评，至于最后怎么处理的，这位马上就要高考的同学，影响没影响到考大学，我就不知道了。事情很快就平息了，学校不想闹大，大家的兴趣转移了，紧张的复习考试也来临了，扁桃的季节，过去了。

一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有一位老师首先对文章发出质疑，认为扁桃象征着女性的性器官。这可不是小问题了，一个学生，居然将扁桃写成性器官，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下作，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只是，我不知道，这真的是这位学长自己想到的象征，还是老师自己敏感的想象，从文学到道德到思想意识阶梯式的联想？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年，“扁桃”已经成为了无头案。

在学生时代，特别是进入高中的青春期，男女之间的情感，性的朦胧迷惑乃至冲动，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在我们男校里，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对这样的问题，是讳莫如深的，只能冲撞在同学自己的心里。这位写《扁桃》的同学，或是隐晦曲折的表达，或是美好抒情的想象，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的。作为老师，可以引导，可以帮助，也可以批评，但是，首先要弄清到底是哪一种，而不能仅仅以成年人的思维先入为主地进行主观武断的判断。这样做，很容易把不是问题的事情，小题大做，一下子从青春心理上升到道德乃至思想问题，这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同学来说，伤害是极其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作为老师，这是和知识与思想教育同等重要的问题。在我读书时的汇文中学，是重视同学的学习、思想与身体方面的教育的，但是，坦率地讲，学生青春期的情感与生理教育方面，是缺乏的，甚至可以说是空白的。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情势下，这不仅是我们汇文一所学校的问题。

在我读高三第一学期的那年年底，即一九六五年底，和我们班一墙之隔的高三四班，发生了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一位姓赵的同学突然被警察带走，最后以“猥亵幼女罪”被发配长春劳改。这在我们学校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远超过当年的“扁桃”事件。

其实，它和“扁桃”事件一样，也属于误判。赵同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作为优良奖章获得者，保送汇文中学。不过是他和邻居的一个女孩有了青春期懵懂的感情，女孩的家长发现了，不干了，把事情闹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居然把一个优秀的学生，就那么轻易送进了劳改农场。

高三四班的班主任是王瑷东老师。那时候，她三十五岁，正年轻，班上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令她措手不及，面对警察突然闯进教室，她不知如何是好。警察带走赵同学，经过讲台边的时候，赵同学望了一眼她，眼光中充满惊恐，还有无辜和一丝丝求救以及悲伤的复杂情感。

她不相信一直表现良好的赵同学会是罪犯，可是，她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警察带走赵同学后，教室里死一般寂静，她只能对全班同学含糊其辞地说：“这是青春期好奇心理所犯的错误吧，大家要引以为戒。”

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这件事，很多人都早已经忘记，却一直盘桓在王老师心中。去年，王老师年整九十，健康如旧。她所教的高三四班同学为她祝寿，全班同学都找齐了，唯独缺少了赵同学。她再一次想起了他，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怎么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呢？她想起“文革”期间，自己被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恶毒污秽罪名而被批斗，无力反驳，只能沉默不语。设身处地想，在那样一个有口难辩的极左年代，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学生，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罪？她坚信自己的这个判断。当年，自己作为赵同学的老师，无力阻止这样荒诞行为的发生，现在，应该找到赵同学，起码让他在当年高三四班的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是清白的，也弥补当年眼瞅着赵同学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被警察带走的遗憾，她无法忘记那时赵同学望着自己无辜而悲伤的眼神。

王老师开始寻找赵同学。这成为九十岁这一年王老师要做的一件大事。去年夏天，我见到王老师的时候，王老师对我说：我已经九十岁了，想做的事就去做，不给自己留遗憾。

寻找五十五年前被注销北京户口的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架不住王老师桃李满天下，可以帮她如海葵的触角伸向大海深处，一身化作身千百；更架不住王老师心如铁锚，坚固地沉在海底，等待船远航归来。终于，在这一年的年末，王老师找到赵同学故去父亲户籍上有一女的登记信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王老师迫不及待打去电话，问接电话的女子知道不知道赵同学的名字。她说那是我大伯！但是，她没有她大伯的电话，说他在河北迁安，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她问问后再给王老师回电话。五分钟过后，电话打过来了，没有想到，竟是赵同学。

一个只教过自己两年半的老师，居然还记得五十五年前的一个学生，而且，相信他是被冤枉的。这样的老师，是少见的。她理解学生青春期的心理秘密，她相信学生青春期的感情萌动。

听到王老师终于找到赵同学的消息，我想起了当年的“扁桃”事件。在同一所学校，老师和老师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当初思想敏感和想象力丰富的那位发现“扁桃”秘密的老师，会不会还记得当年的“扁桃”事件？我也不知道写作《扁桃》这篇文章的学长，会不会有赵同学类似的命运？园墙

学校的墙报《百花》，每一期挂在大厅里，都特别吸引我。那上面的很多文章，是高年级的师哥们写的，尽管他们比我年龄大，也都不认识我，但对我极具诱惑力。和正式的杂志比如《北京文艺》《人民文学》的高高在上相比，《百花》开在自己的校园里，有一种平等平易的感觉，仿佛一推门就能进去。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园墙”的师哥写的文章。在《百花》上，他写了一组“童年纪事”，每期一篇，回忆他童年的种种趣事和他的大小朋友，文笔清秀淡雅，像散文，又像小说，我非常喜欢读。特别是在我读初三的那年寒假，看到了他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水仙花开的时候》，心里更是特别崇拜他，觉得只有作家才能够在《北京文艺》上发表文章啊，他真了不起！以前在书中见到的那些作家，离我都很遥远，但这个园墙就在我们的学校里，在这同一幢大楼里呀。也许，每天放学或上学，匆匆走在楼梯的台阶上，我们早已擦肩而过。

我特别想认识他。我打听清楚了，他是我们学校高三的同学，名叫李元强，园墙是他的笔名。我觉得这个笔名取得特别好，比他的原名元强好很多。园墙，园子的一道墙，什么园子呢？花园？菜园？鲁迅的百草园？巴金荒芜的憩园？契诃夫的樱桃园？……不管什么园子的墙，都会比一般的墙要漂亮，要引人遐想。如果换作院墙，或者宫墙，就差多了。

那时，我也想给自己取个笔名，似乎正儿八经的作家，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笔名。你看人家鲁迅就是笔名，园墙也是笔名。但是，我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好哪一个笔名适合自己。

我已经忘记了最后是怎么认识他的。记得一直到初三毕业，放暑假之前，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一点儿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崇拜之情。那时，他刚刚参加完高考不久，在焦急等待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向他表达了敬意，他没有什么惊讶或得意的表情，或者说脸上根本没有任何表情的流露。他很平静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看你们班办的《小百花》的时候，就知道你了。《小百花》，是我们班模仿《百花》办的板报，每一期也搬到大厅里，摆在《百花》旁边。学校里，曾经一时有大《百花》《小百花》之说，很鼓励我们叫阵。

我接着对他说起他在《百花》上写的专栏“童年纪事”，觉得写得特别好，希望他能对我说说是怎么写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只对我说了句：我是看了田涛的小说集《在外祖父家作客》，学着写的。你知道田涛吗？这话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田涛，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茫然而有些羞愧地望着他。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塞满着蒺藜，让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难受，这样的刺痛感，他不会对一个比他小很多的我诉说，觉得即使说了，我也不懂。我却磨着他，希望他能给我传授一点写作的经验。大概是被我磨得没有办法了，便说：哪天你到我家去，我借你两本书看！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他家。离我家很近，就在我家前那条老街东头路南的一条小胡同里。胡同虽小，他住的院子却和我们大院一样，也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院子很深，后来搭盖起的小厨房小偏厦，杂乱拥挤着。他家在院子的最里面。

那天，我在他家没有久留，他拿出早为我准备好的上下两册《莫泊桑小说选》给我，我看到书的封面上印着李青崖翻译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法国还有个作家叫莫泊桑，也第一次知道李青崖这个翻译家的名字，心里非常好奇，很希望他能对我介绍一下李青崖和莫泊桑。但是，他没有说别的，只是说看完了再到他家里换别的书。我很感谢他，觉得他很了不起，看的书那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我渴望从他那里开阔视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