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吃街

我感到一切不太对劲的时候，正跟老张在房间里。

老张靠在高背椅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那两道本来就深刻的法令纹显得更浓重了。他是被我拉进来的，他本来站在阳台上抽烟。他完全可以在房间里抽烟的，因为我就在房间里抽烟。吃过晚饭，他就一个人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阳台上有个洗衣机，正在轰隆隆地运转，里面是底楼租客拿上来洗的衣服。我看到老张一副不很介意吵闹的样子，就装模做样地也去阳台收衣服浇花。傍晚我们吵了一架，用他的话说，是我挑衅的；准确地说，也正是如此——太阳落山了，人会比较无聊，蔫乎乎的，吵个架好精神一点儿，再加上老张这一阵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猜不透也不想猜，还不如骂他两句。本以为我在边上晃来晃去，可以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就能一笑泯恩仇了。但他不买账，就是不看我一眼，对着二楼阳台外面空无一物的郊村夜空吐烟圈，表情凝重，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明天爆发。我知道巨蟹座的毛病，有时候闷骚，就显得整个人特别深沉，有担当有抱负，而事实上，只是需要有个人主动地深明大义，捅破那层窗户纸。真是巧了，我恰好是个白羊座，忍不了太久的急性子，对付巨蟹是三个手指头捏螺蛳——十拿九稳。

我攀住他的肩膀说，老张，你好了吗？

老张扭起了身子。我说扭什么扭，扭秧歌你屁股还不够翘呢。

老张哭笑不得地说，你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的吧？

肯开口说话了总是好的，最怕老张那张嘴一闭，一闭就能好几天。我腆着脸给老张看，还笑嘻嘻的。我说，先进房间再说，在阳台上拉拉扯扯的，给楼下一家子看到像什么样子。

我们这栋城郊的二层小产权房，楼下住着的那一家租客，是从河南来的，每到晚饭时分，就在院子里架一口锅子烙馍吃。大概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老张一个转身，先我回房了。我跟去之前，回头朝外面望了一眼，小院里那一家人已经在收拾碗筷，他们摊在桌上的碗摞成了一叠，而院墙外那条村路上，沿着河远远地开过来一台警车，灯闪啊闪。我凭白羊座那种微弱的警惕性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没有多想，跟着老张进去了。

老张的书桌上摆着一台破电脑，电脑的年纪不亚于满屋子的旧书。他面对着屏幕，屏幕上没有打开任何页面，就是系统自带的蓝色壁纸，但他凝视屏幕的样子，好像上面有什么重大的信息让他百思而不能释怀。我走过去用手掌在他的脸和屏幕之间上下滑动着。我觉得胳膊都酸了，才终于切断了他的脸和屏幕之间的交通。他缓缓地转脸看着我，突然一笑，说，来了。

我正沉浸在手舞足蹈的游戏中，立刻配合道，来得好！

他点点头说，嗯，最重要的是信任。

我冲他拱了一下手。他又笑了，我也跟着“笑场”了，弯着腰笑，但转瞬我就意识到不对，我的“笑场”没有引起他的回应，他的笑里没有声音，静静地笑，不是对着我笑，就是笑。因为我的近视，他的笑在脸上模糊成一团，而且慢慢地老张好像融化在自己的笑里。我不自觉地张开嘴巴，叫道，老张。老张融化在我看得到听不到的笑里，脸渐渐松垮。我慌了。

这时，从院子里传来急促而有节奏地拍打铁门的声音。砰砰砰，砰砰砰……

我不知道应该先管老张，还是管谁在敲门。到底该先做哪件事啊？我这才想起来老张刚才的话，原来他不是开玩笑。我问老张，谁来了？老张点点头，他们来了。他们是谁？我问。他们就是他们啊，老张自负地说。我立刻会意地点点头，好像再问就会暴露我的无知似的。

我冲到阳台上，看到刚才路上驶来的警车停在了铁门外，在我的视线里，就露出了一段白乎乎的车屁股。租客家的男人，一个大胖子，贴着门似乎在跟外面对话。他们肯定讲了一些什么，但我什么也听不见，充斥耳廓的还是敲门声。我冲回老张身边，伸出手去摇他的肩膀，他向来引以为傲的手臂肌肉，变得软趴趴的，好像失掉筋骨了。

我说，喂喂，他们来了。老张听到我这么肯定地讲，立刻转过头冲着窗外。

我再一次说，是不是他们啊？

接着我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脸懵懂地看着老张。老张有点沮丧地说，我刚刚说过的。信任？我问。老张点点头。信任什么？我说。老张摆摆手，脸上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然后他缓缓地屈起右肘，想让自己的肱二头肌结实起来。上臂屈了几次，肱二头肌没有什么动静，他就一次一次地屈伸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倒是把胳膊上的青筋给攥出来了。

即使不在逼真的梦境里，这样的场景我也演练过了无数次，但我发誓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一样对一只巨蟹感到迷惑。我说，老张，你不下去看看？老张终于停下来了，似是而非地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某个似是而非的远方，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时候到了。晚风穿过窗外的水杉，细密的针叶簌簌抖动，暗影幢幢，无端生出了气氛。

敲门声忽然停了。

你知道水杉是一种一亿多年前就存在的被子植物吗？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老张问道。

水杉是裸子植物。在同样的寂静里，我纠正了他。

你弄错了吧？老张回答。

我没有，我说。傍晚吵架时的那种烦躁，重又涌上心头，这还是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啊？

外面依旧一片寂静，不仅敲门声消失了，连租客的语声也听不见了，好像他们在一起偷听我们的争吵。我脑子急速地转着。

你知不知道，水杉本来在冰川纪就灭绝了，到“二战”时，又在中国被发现了，老张慢条斯理又说。

中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啊，地大物博。我大声地说着，一边往楼梯口走。

底楼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是谁不小心撞倒了台子上的花盆。有一股空气波顺着楼梯冲上来。我在楼梯口硬生生刹住车，活像个卡通人物被吓破了胆，原地转了两圈才往回跑。那电光石火的瞬间，并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片段从眼前闪回，只是一个念头：老张，你害死我了。老张不在房里，他的椅子空空如也。匆忙中，我发现他又站在阳台上了。

他听到我，没有回头，用乐不可支的口气说，快来看，快来看。顺着他的视线，我往下看，一根粗圆的木头扔在地上，院门洞开。而且，果然有一个花盆碎在地上。盆里种的是绣球花，叫“蓝色妈妈”，但是一直开的是粉色花，我今年可是在花盆里埋了很多硫酸亚铝啊。

我把老张的身子掰过来面向我。我说，发生什么事了？老张迷惑地看着我。我指了指院子。老张神色尴尬了一下，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

你好像瘦了。老张说，伸手来摸我的肩膀。

我一把甩开老张的手臂，说，你在暗示什么？

老张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出声。我们一起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沿着楼梯走上来。老张把房门一关，说，我说的是事实，没有暗示。

我突然想到一句妙语，想到这句妙语一定能让老张惊叹，我觉得不管现在正发生什么我都得说出来，我刚张开嘴巴，只感到门缝里亮光一闪，有个什么东西在外面炸了，就像来自电影画面的一个爆破声，房门自动弹开了。又是电光石火的片段，发生的事情好像比天大，整个人在慢速镜头中定格了。Stay calm，我只能用好莱坞英雄主义的一句话对每一个处在紊乱中的自己说。老张在这刹那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待我追出院门，他已经被塞进了白色的警车，后面的一只脚在消失于车厢之前在地上顿了两下，好像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透过幽暗的车窗，我好像看到他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似乎还有笑容，好像他听到了我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妙语，惯例给了我一个赞叹。

时候到了。背后有一个声音说了和老张一样的话，原来是租客家的女人。

时候到了？我喘着气问她。

不瞒你说，朱老师，我虽然是干力气活的，我虽然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看得出，现在的你并不比我更有办法。她说道，满脸是疲惫的神情。

她的话没有错。我不仅无计可施，过去和警察的所有接触都是虚幻的，等同于毫无接触，我猜想这一类人群在被其他人看见的时候将表现得极为整体，而危险就在这里。恐惧此刻在我心里，比夜色更透明，比白纸还轻薄。

两个警察一胖一瘦，一前一后走过来。我越过他们两个人的肩膀，看着黑暗的车窗，我装作没注意到他们俩，直接开口说，老张这个男人，是该管管了。话说出来，自己吓了一跳。

瘦子警察站定，他的一只手按在腰间。他说，你是朱一个吗？

我继续说，老张这个傻逼，今天无缘无故跟我吵架，你们来得正好。

那就是你报的警了？瘦子警察说。

报警，我？我说。

嗯。胖子警察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说，从接警到出警，一共用了一刻钟。

我不自觉地冲他们竖了一下大拇指，又很快觉得不对头，说，可是——

家庭暴力也是暴力。瘦子警察说。

家庭暴力？我犹疑着说。

冷暴力也是暴力。胖子警察好心地提醒我。

这一次我没有犹疑，果断地点了点头。

两个警察站在我面前，瘦子长相有点眼熟，我在脑海里迅速搜寻着，哟，张艺兴。其实我脸盲，根本不知道张艺兴具体长什么样，我这种即将步入更年期的妇女，在港星的年代没落以后，看现在那些男明星都差不多英俊，只要是眉清目秀的男性，拿张艺兴来比方一下，都差不离。另外那位年轻些的胖子，脖子要短一点，脸更丰满一点，容貌很和善，和善里带着一丝微微的安全感，很像雷佳音那一类。一会儿“张艺兴”，一会儿“雷佳音”，但最好只用胖子瘦子代替。说白了，我现在的词汇已经很贫乏，我记不住穿在制服里的容貌，用借代的修辞，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尽可能地为这两个人找出一副处于生活、处在尘世之中的面目，修辞方式是我存在的最后堡垒了。

他们看着我，仿佛在等我主动交代什么问题。我想，如果是我报的警，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撤销报警呢？但是，如果我撤销报警，那就不是老张有什么问题，而是我有问题了。往后一步想，就算成是我报的警，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过法律可不管是亲人报的警还是陌生人报的警，也许——我脑子闪电一样闪了一下，也许是老张自己报的警。我踮起脚尖，越过两位警察的肩膀向警车看去，挡风玻璃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

在我踮起脚尖往警察身后看的时候，两个警察似乎也踮起了脚尖，好像要阻挡我的视线似的。

瘦子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说。

你是朱一个吗？瘦子说。

我是朱一个没错，但是……我说。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接到了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胖子好像很怕我说出“但是”后面的话似的，抢着说道。

嗯？我想想。我说，脑子里浮出律政剧里经常讲的一句话，你说的一切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像是这样的，我回答。然后我幽默地问了一句：是因为这个要把老张抓走吗？

胖子没有领会我的幽默，只是认真地说，我们上门核对一下这件事，同时询问你，是否受骗了。

你说什么？我大笑起来。我觉得他把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跟“境外”联系起来，哪怕是“受骗”这样的关系都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询问你，是否受骗了。瘦子警察和善地补充道。

不知道老张在警车里，有没有听到这段对话，他大概会比我笑得更响亮，笑完了，他还要小手一挥，像在空中拍打一只看不见的虫子。

朱老师……胖子忽然这样叫我。

他叫一下就停顿了。

也就在他停顿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光亮。忽然想起他为什么看起来这样眼熟了——这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呵。我从学校辞职十几年了，过去的很多东西已经模糊。在这当下，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我记得教他的时候自己只有二十多岁，甚至可以确定他在哪个班，连他的班主任是谁我也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他当年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甚至某一次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比较纤细的脖子在我眼前晃动，腼腆的神情和轻轻的声音，在我的追问下一点点低下头，全都涌了上来，历历在目……而且我还有他的微信。

我有他的微信，我想。看着他胖乎乎的，站在我的家门口，过去和现在跨越中间漫长的空白，古怪地连在了一块。就在去年，当他连续几天半夜发朋友圈说通宵值班准备突击行动时，我终于没有忍住而给他留言，“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他没有理睬，我也希望他不要理睬。我并不以为自己曾经教给过他什么，尤其在眼下的状况里，更不想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当人离开讲台那一刻，言说的象征意义就已然消亡了。当我把这事给老张讲，老张颔首笑笑，他说人家又没做什么，你咋去留那样的言，跟个书呆子似的。我说我这不是未雨绸缪么，他第二天给我点了赞呢。老张说，那挺好的，人家尊师重道。我忽然心里很安定，不由得搓了搓手。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闯了红灯，一个警察大老远跑过来，冲我敬礼，我慌神说对不起，那个警察却朝我笑，叫我朱老师，我是既惭愧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