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贵客在仙都”

要说二○二三年末，最热闹的文化新闻是什么，毫无疑问当属非洲文学巨擘索因卡夫妇的受邀访华。二○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应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之邀，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先生作为本届诗歌节主宾和“金玉兰奖”得主，携夫人再次到访中国。这不仅重新唤起了中国读者对非洲文学的兴趣，还将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诗歌节的颁奖礼上致辞道：“我们的使命其实是触手可得的，那就是追寻我们的人性——跨越意识形态、跨越宗教、跨越种族和性别、跨越社会发展趋势，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若和他十一年前的首次访华相对照，我们更可从索因卡的此次上海之行中，窥见这位文坛耆宿对他所提出的“人性”共论的问寻和践行。

一、“你看，谁也找不见我！”

十一年后再见索因卡，我惊喜地发现，他变了，变成了一个可爱又可亲的老朋友。十一月三十日中午，我们在浦东国际机场一接到他和夫人，他就露出大大的笑容，伸出蒲扇般的厚实手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啊，又见到你了，我的女孩！”在介绍他的夫人给我们认识的时候，还示意她和我拥抱一下，因为我是一位“老朋友”。这让我惊喜不已，因为二○一二年当我第一次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见到他时，我清楚地记得，他拖着一个行李箱，神色平静、语气平淡地与接机的几位老师一一握手、寒暄，像拍肩、拥抱这样较为亲昵的动作是绝对没有的。当时我们还感慨，索因卡虽然自幼在基督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又常年生活在欧美国家，但骨子里还是内敛、清冷的东方性格。然而，这一回索因卡显然对他的中国行抱有一种故地重游、旧友相逢的期待和兴奋。从机场往市区的路上，他就跟夫人说：“这个机场和这条路我也是第一次走，上次我来上海是从北京坐高铁来的。”在第一次来华的夫人面前，他俨然已经有了一点当导游的自觉呢。

索因卡对上海的熟悉在他抵达下榻的酒店后越发显现出来。这次诗歌节主办方安排宾客们住在锦江饭店。汽车开进饭店花园时，我向他夫妇二人介绍这个酒店的悠久历史。索老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赞同，“嗯，这和我上次住的那个酒店有一些相似的建筑元素。”他的这句话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还记得十一年前自己曾短暂留驻过的和平饭店的模样。看来，上海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风格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熟悉感不仅让索因卡面对外部环境较为放松，在诗歌节的宴会社交场合，他也更乐于展露自己的真性情。在十二月二日的午宴上，索因卡敞开心扉，与在座的诗人们痛饮、畅聊。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老师知道他在尼日利亚阿贝奥库塔的老家有一座森林小屋。他好奇如今尼日利亚也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索因卡又是如何维持自己这座小屋的独立与出世。索因卡端着他每天都要喝上一瓶的青岛啤酒，解释道，他为了不让住在周围城镇的人们在穿过森林时察觉到他的小屋，就自己动手在小屋周围补种了好多树，这样不单把小屋彻底掩在了茂密的树木之中，人们也很难在小屋边的森林中蹚出一条固定的小径。“你看，谁也找不见我！”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借用餐桌上的转盘和碗盏来解释小屋与森林之间的位置关系，那喜笑颜开的飞扬神采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老顽童。他的夫人也附和道：“森林里还生活着很多猴子，到了半夜，它们会爬到屋顶上打闹嬉戏，搞出一阵阵‘哒、哒、哒’的声音，有时候还怪扰人清梦呢！”大家都笑了起来。欧阳江河老师更是激动地对我们说：“这段话有没有拍下来？索老说得太生动了！这是真正的诗人对生活的描述，非常难得的呀。”那一刻，小小餐室之中笑意融融，我却从索因卡夫妇舒展的眼角眉梢感受到了一股静谧的诗意，仿佛看到索老坐在他的森林小屋窗前，写下一行行诗……

年轻诗人赵健接过话头，说索因卡的一头如云白发总能在第一时间吸引众人的眼球。索因卡回应道：“我的头发永远是人们的谈资。”接着，他就把自己在英国留学时与理发师的“爱恨情仇”娓娓道出。那时，他很为自己蓬松又不好打理的头发犯愁，理发师也总是要他多付钱，直到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认为他完全不该多掏钱，倒是应该让理发师给钱，因为“他上哪儿能找着我这么难打理的头发练手呢？” 听者抚掌大笑之余，无不有耳目一新之感。索因卡又说自从与理发师“割席断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进过发廊，甚至也不洗头了，就靠着每天梳头掉发来维持发型和保持清洁，几十年下来省了不少理发钱。这可真是尽显他身为诗人的洒脱本性了。

赵丽宏老师提起索因卡这一头白发很是让人联想到中国古时伍子胥一夜白头的典故，好奇他的头发是如何变白的。索因卡坦然一笑，说三十来岁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居然长了三根白发。他盯着镜子看了好一阵子，觉得它们真是碍眼，简直就是浓密黑发中的“侵略者”，但吃惊归吃惊，他也醒悟到这白发必将一点点取代黑发，成为时间的诠释者。于是，他欣然为之写了一首极具战斗激情的短诗《致最初的白发》。然而世事难料，他的头发并没能得到渐渐变白的机会。尼日利亚建国后日益深重的政治腐败令他日夜忧虑，悲愤难当，很快一头灰白杂驳的卷发就成了他最具标志性的外貌特征。索因卡的讲述抑扬顿挫，扣人心弦，令众人无不为他头发的命运转折慨叹不已。

就在众人沉浸在他那一桩桩生动故事中时，索因卡摊开双手环顾众人，微笑着说：“好啦，足够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说我的头发啦。作为老朋友，我们有许多别的话题可聊呢！”确实，虽然人们总想借着谈论他的头发，挖掘他作为大文豪的独特个性，但以他胸怀之广阔，我想他或许更愿意与大家分享他对这个世界的“人性”探寻。就在午宴前的这个早晨，索因卡还在赶赴诗歌节开幕式暨“金玉兰奖”颁奖礼的车上，临时修改了自己的获奖致辞，专门在最后感谢上海国际诗歌节授予他这个宝贵的奖项，让他有机会站在这一万众瞩目之地，呼吁大家都来关心正在战火与饥饿之中煎熬的加沙儿童。这无疑展现了他对人类的大爱！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索因卡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对非洲作家和非洲文学的好奇心。他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记录，而这正是他通过两次访华才有可能提供给我们的价值。

二、“中国为非洲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如果说十一年前索因卡初访中国，最主要的收获是认识中国的独特文化以及与中国学人的文化交流，那么这一次来华，他显然在接续这些交流之余，把注意力也投向了他对中国社会整体建设和宏观治理水平的观察。

囿于行程限制，索因卡此次外出参观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如此，他仍然从来往机场与酒店这段短短的路程中看到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些关键节点。彼时，我们告诉他，连接浦东机场与上海市区的这条高速路建成不过五年。他上次来上海时，这里还都是荒郊野地。他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建设速度真是无与伦比。”由此，他注意到高速路两边坐落着多个住宅小区，就好奇询问导游，这都是什么人在住着。我们告诉他，这些小区的居民以市区内的拆迁安置户为主，通过拆迁，许多原本只能蜗居在老城区的市民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而市政府也得以提高城区土地的利用效率。顺着这个话题，索因卡谈起了城镇化问题。他说，尼日利亚现在正在快速推进城市扩张，人们迫切地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其间许多中国公司积极介入尼日利亚的经济活动，比如连接首都拉各斯与他的家乡阿贝奥库塔的公路就是一家中国公司承建的。我听着他的话，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自豪感，忍不住向他介绍近些年我国在“村村通”工程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索因卡听得很认真，他说：“中国的建设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很高兴的是自来水、电、网络这些东西在尼日利亚如今也普及了。”说完，他还朝我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他对尼日利亚人民的热爱，也读出了中尼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同频共振。

然而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批评一些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唯利是图，兜售各种伪劣商品，连药品都不放过。他说：“中国人在尼日利亚开展生意需要与当地人合作，但有一部分人倾向与尼日利亚的黑暗政治势力达成妥协。你知道的，尼日利亚政务系统实在太过腐败了。所以，这样的合作方式常常并不令人愉快。”索因卡的这一番严厉批评，让我不由得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找回自己的话：“您说得是，只是一个国家在大量寻求国际合作的经济起飞阶段，也许很难避免这种各路资本逐利、泥沙俱下的情况发生。无论如何，如今中国资本进入尼日利亚，进入非洲大陆，这对非洲国家是一个机会，一定会促进非洲经济快速发展。如果非洲政府能够想方设法改进自己的政务管理水平，限制腐败，尽可能地提高本国对外资的利用效率，一定可以带领本国人民在这一轮中国资本的投资热潮中脱颖而出。”听着我这一番阐述，索因卡不时点头，脸色也由阴转晴，他说：“确实，中国正在把重心转向非洲，这是非洲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提高自己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是我们的问题，也是人民应当敦促政府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您总在谈论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对吗？”“是的。我们的社会治理不应当被西式民主捆住手脚。民主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但西式民主并不适用于尼日利亚。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民主社会，让经济发展惠及所有的人民，这要我们自己寻找答案。”

索因卡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交往策略的密切关注令我意外。我还记得，十一年前第一次访华时，他多次流露出了对中国社会硬件现代化建设的漠然，甚至不耐烦。那时，他会说北京和世界上的其他大都市一样，是无聊的钢筋水泥森林，糟糕的高峰时段交通状况令人厌恶。在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苏州的五个小时中，他只问了我一句话——“我们要走多久？”就专心埋头写作。结束工作后，他又即刻闭目休息，对当时已经领先全球的京沪高铁几乎没有好奇心。临到站前，他才问我苏州、上海等城市在中国的什么方位，离北京有多远。我简要回答后，想从手机上找一张中国地图给他看，好让他有个直观印象。可惜那时我的手机网速比较慢，加载一张图片得用时数分钟。他一看这情形，立马挥挥手说不用了。那语气就差明摆着告诉我，其实他也没那么感兴趣。在我看来，那时的索因卡更像一个遗世独立的睿智老人，他阅尽千帆、看遍世情，似乎已经习惯了站在一个超越国别、人种乃至文化等差异的超然视角上，把中国当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样本来加以考察，并最终向内丰富他自己的文学世界。时光荏苒，或许是这十一年间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持续扩大，给这位非洲文学泰斗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次再聚首，我记忆中的那位沉默老者不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观察更为细致、全面，而且对这个世界未来的想象也更加深入且开放。

因为住在锦江饭店，索因卡日常出入就有机会沿路欣赏昔日法租界的建筑风貌。他对这种欧式风格的房屋非常熟悉。当他得知这片区域在旧时代是由外国人独立管辖的殖民地时，立马发出了了然于心的一叹，还告诉我在非洲许多地方也留存着类似的历史建筑。我接话道：“不过在中国，这是上海区别于其他几座大都市的特殊之处，只有上海把曾经的殖民遗存，如外滩、法租界等，转变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区。在网络上，人们最常见的这片地区的广告词是‘体会浪漫法式风情’。”索因卡听到这儿，特意停下脚步，指着我说：“那是因为长久以来，被殖民往往是许多国家认识文明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它扼杀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想象力，也禁锢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您说得极对。我知道您一直站在非洲反殖民斗争的最前沿。现在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必然需要更加深入研究历史上的全球殖民体系，并且重新评估殖民活动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作用。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中国极有必要与非洲各国加强交流，毕竟你们具有最丰富的反殖民斗争经验。”“是呀！”素来达观的索因卡难得沉沉地叹了口气，“这是我们要一直做下去的工作。无论如何，中国参与非洲大陆的开发，却不附带意识形态要求，这个做法很好。将来我们能取得什么样的进步，还有待大家一起努力。”

这个话题让索因卡夫人也颇感不吐不快。十二月三日上午，我陪她游览外滩时，她特意向我提起，卢旺达这个国家在短短二十余年间脱胎换骨，令多少非洲人骄傲和羡慕。他们认为，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正在为非洲摸索出一条希望之路。我问她：“您知道这位总统先生曾经在中国留学吗？”“当然，我们还知道他很善于向中国学习。”“可是，在中国的网络上，有一部分人怀疑，在卡加梅之后，卢旺达还能不能把他开创的发展模式坚持下去。”“当然能！”夫人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有些人认定没了卡加梅，卢旺达的发展必然中断，那是把他简单理解成了一个崇尚专制的集权者。良好的施政行为必然包括扎实的人才梯队建设。卡加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正在和一批有共同政治理想的人一起奋斗，所以他一定会为卢旺达留下一个良好的执政团队。卢旺达值得世人的信任！”听完夫人的这一番话，我在感动之余不禁生出愧疚之情。她对卢旺达和非洲的美好未来这般笃定，实在令我动容；我虽将索因卡夫妇奉为上宾，也深深敬佩他们的才学和为人，却也忍不住对他们的奋斗心怀观望，这是我的短视之处。夫人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还化作了她挑选外滩文化衫图案时的偏爱。当时，她主要围绕着东方明珠塔选定了十款文化衫图案，避开了所有以外滩历史建筑为主的素材。这是因为我告诉她，东方明珠塔是中国最早建成的电视塔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中国最高的建筑物代表，自它落成起，登塔观景就成了好几代中国孩子来沪旅游的不二选择。于是，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代表中国人幸福生活”的建筑物，来承载她希望从上海带走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