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榕树下

儿子：我长大了干活有钱了，给你买好东西。买苹果汁。买可乐。你说要买什么好东西？

父亲：给老爸买啤酒吧。

儿子：买啤酒，还给老爸买糖糖！

三岁的儿子很有孝心，这是当年跟他的对话。曾几何时，我是他的偶像。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我这样的：可以睡懒觉，可以晚上不睡，可以无限上网，还有人给我发工资和稿费。女儿也很有孝心，那时她还小，我骑自行车带她，她看到路旁的花圈觉得好看，说：老爸，等你死了我也送你一个。好的好的，我谢谢她。

谢谢孩子们，有这样的好孩子，当老爸的要努力啊。

我在世纪末时曾预测过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现在重读，猜得不算太离谱：

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将更为焦虑，作为作者，面对形形色色的纷乱，内心的焦灼一定会通过文学来排遣。文学中，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光不是古典文学中的半神，也不是今天文学中努力维持着的比较自尊的形象。这一切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关于人的定义在发生改变。克隆人算不算人，基因被修改的人算不算人，身上移植了动物器官的人算不算人，移植了异型大脑的身体算不算人，由父亲生育的人算不算人，完全在人工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算不算人，人和近缘动物杂交的物种算不算人？还有，人的知识是可以从机器中直接拷贝的吗？他的人格是可以通过技术的办法输入和改变的吗？人类一直想当上帝，像上帝般创造万物。到下一世纪，非自然繁殖的人真的要由人创造出来了吗？人在做到这一切之后，难道会更满足更安宁吗？人已不人，那时候的文学，岂能对此视而不见。

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书面语和日常口语更为接近，成语典故一类的成分更少，比较适合大多数人不费脑筋地阅读。语法的规范较为松弛，新的词大量涌现。文学已不再是文学家的专利，人人可以染指。本世纪，最好的文学作品是职业作家写出来的，下世纪大概不这样了。下世纪的文学会和多种艺术手段相融合，比如造型艺术。音乐是文学的良伴。人们眼睛看到的将不再是书本而是可以方便携带的电子阅读器，它可以储存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并能从网络下载最新最好的文章。传统的出版社被改造，编辑的职业要重新定义，作品很容易地直接从作者之手传到读者之手，中间没有中介。人们会怀念那种由纸质书籍传递信息的素色的文学读物。

只要人们还使用语言，只要人们还要听故事，文学是不会被取缔的。经过一个大众化的卡拉OK般的时期，还会回到它的诗性的年代。文学是从诗开始的，它的灭绝也应该是诗。

一九九六年，我在《下一个世纪》一文中说：

再后来，电脑会生物化吗，有它独特的思想感情与伦理道德？善于教唆的蛇在哪里呢，吃了智慧果的电脑将怎样看待人类？下一个世纪的电脑，会聪明到发现人是多余的吗？会不会有一个坏人，发出“把人类干掉！”的指令？

假如二十一世纪真是这样的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人干什么呢？他们用什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必要呢？

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了，什么是它的明星呢？人们在十九世纪末，猜到了原子弹、艾滋病、电脑、航天飞机、克隆羊了吗？他们猜到希特勒、党卫军了吗？猜到苏联的痛苦诞生和突然解体了吗？我们对自己的猜测有几分自信呢？

上世纪末．我怀着深深疑虑继续鸡零狗碎地写文章。前辈何振邦先生来约稿，我写了一篇长看某人交差。写中韩足球赛，写《恋爱的模式》。那两年做成系列的是《小说老子》的八十一章。还有电视片世界名人系列的串联词。怀孕的杨澜来我家，他们公司从海外买入传记片的版权，邀我和曹雷等人帮着为中文版加上串联词。达尔文、海明威、孔子、蒙哥马利、钟楼怪人、马可·波罗等等。节目高雅，付酬很快，是个好活。

北方的朋友来约稿，草草写了一个很短的小说《恩》，题材跟网络相关，一个垂死的老人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一朋友编短篇小说集问我有什么作品，我将这篇发她应差。她想必很鄙夷，这怎么也算小说？

看苏乐慈导演的话剧《股票的缘分》，看歌剧《茶花女》。在王景国的真汉咖啡剧场看张献的话剧《屋里的猫头鹰》。看孟京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看《坏话一条街》。我喜欢看话剧，一九八二年还在北京看了高行健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

也有不很愉快的经历，曾去某出版社签一本散文集的出版合同，发现合同将版税压得很低，他们给的理由是出版社目前经济有点紧，请各位谅解。这个理由很牵强。这种闲书，有困难的话大可不做。我能因为我家有困难请将版税抬高吗？我的月薪还不够交女儿的幼儿园费用啊。那么低的版税都敢签字，作者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对写字谋生来说，报纸是最叫得应的。最快的时候，晚上十二点写完的文章，第二天的报摊上已经出现了。全国有那么多报纸，每天需要大量文字，身后有报纸挺你就不会饿死。其次是杂志，出版慢一点，发放稿费晚点。书是最后的。能出书当然好，但不能救急，一本书拖个几年都是常见的，也有拖到最后黄了的，退稿费连买文稿纸都不够。书出版后，如果是余华创作的《活着》，那可以指望它养老，而一般的书印个几千册一两万册就无疾而终了。运气好的话，可以用版税换一台新电脑。进入挣了钱买电脑，买了电脑去挣钱的死循环。

我有幸是所谓“专业作家”，有一份工资和公费医疗。那年外国作家听说我们有工资，羡慕得穷眨眼睛。我说，一个月二十美元，您来吗？我知道，全世界的严肃作家都不容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著名的穷鬼，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连寄文稿的邮费都凑不齐。尽管收支无法平衡，但有工资这个事实，造成我们这些人跟没工资的写作者的巨大隔阂，网上一提起就一片恨恨声。叶兆言劝我，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了，被人家说就说了，别跟他们争吵。他说得对。

一九八三年起，上海作协实行创作假办法。申请者提交创作计划，被选中的作者，由作协跟原单位协商，保留编制，停发工资，改由作协每月发放生活费。之后在家写作，不必坐班，创作假期满，回原单位上班。这类似于后来的签约作家办法。尽管这是有风险的，长期脱离原单位，将来在这个单位的预后肯定不好。但写作多有趣，而且灵感来了可以通宵达旦地写下去，不必担心明天一早的上班。还有，虽然单位已经很开恩，但接到令人兴奋的笔会通知依然会难受一下。三个笔会让你去了两个，你还要怎么样呢？你的同事可是每天在上班啊。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一旦请好了创作假，时间都是自己的，爱上哪里上哪里，开心得要飞起来。请假后的当年我就跟曹冠龙、薛海翔接受国家林业部的委托，用一个多月时间去大渡河木材水运局采访，一路上各执一词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翻山越岭，山路险峻，看悬崖下大河奔腾。在林区听那些创业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川剧团听悠远的传说。期间还跟林业部摄影队去了当时人迹罕至的九寨沟。那个水啊山啊好得如在仙境，惊得我从座位上蹦起来。山路上，我朝天乱叫“老虎来啦”，没人搭理。诺日朗瀑布前就站着我们三个人。我在镜湖边解开个木筏，独自划向湖心。玩好了将筏子系回树上就行了，没人看管。

回来后我写了散文《九寨的秋》和中篇小说《走通大渡河》，曹冠龙和薛海翔写电影文学剧本《雄河》（未开拍）。下一年，我和曹冠龙接受国家地矿部的委托，去海南岛采访地质员工，一辆吉普载着我们上五指山下万泉河，海口就一个红绿灯，三亚的海滩没几个人。发给我们蚂蝗袜，走遍海南，还搭乘军舰登上西沙群岛。军舰出榆林港时，曹冠龙赤着膊穿着红色游泳裤在舰上走来走去。一军官要我叫他回来，跟我说，军舰出母港，全体不在岗的官兵都要在船舷边肃立，向母港告别，行注目礼。他说，如果是战争时期，很可能一出港再也回不来了。我说，明白了。

一九八五年，上海作协开始实行专业作家制度，有十个编制（包括王西彦、胡万春等老作家）。我申请成功，编制转入了作协，生活费变成工资。没有办公室办公桌，依然在家写作。调令一发，我的原单位也松了口气。它是修路架桥建排水站的国企，因待遇不高，露天作业辛苦，招来的都是考试分数最低的那批中学生。公司的大学生极少。当时有个国务院文件，要国企办职工学校将员工的文化水平补习到初中毕业。我的语文课无非是教他们多认几个字，将来写情书时少点错别字。这样的教师太好找了，我这种占着编制不出力的教员确实应该滚走。飞快地办好手续，我小人得志地说，有一两个月时间，我是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宗福先等人被单位挽留，要请领导出面做工作才放人。吴亮、程德培是工人编制，转到事业单位要办复杂的手续，其他人也被稍微挽留后才惜别，我的老单位很通情达理，握握手就说“下趟来白相”，这对彼此都好。

顺便一提，我的同事叶永烈曾记错了，说他也是最早的专业作家之一。他是一九八七年调进上海作协的。我跟老叶说过不对头，请他去组织人事那里查。他是写历史的名家，写下来就可能成为“史料”。不太远的事情，连当事人都会记错，因此有必要提一笔。

陈思和教授曾向我启蒙，以前鲁迅他们写作的同时还当教授，巴金他们同时在办出版，活路较多。一九四九年之后，体制设计成作家跟大专院校和新闻出版业脱开，写作者的生路只在作品。一旦发表受阻，立刻有谋生问题。真是受教了。

可以想见，对那些无法得到公家或基金会资助的写作者，生存的压力更大。文学有它的魔力，尽管前途莫测，所有的文学青年都是自愿走上这条小路。那些做得漂亮的，如王朔，可以不依附体制而自力更生，读者是衣食父母。

圈外的人好奇，作家们一个个称兄道弟的，是怎么相互认识的。

一个人写作了，就可能结识不少各地的同行。多数是先看到作品，记住名字，然后在各种活动中邂逅，例如我认识阿城何立伟张洁铁凝郑万隆韩少功陈建功贾平凹陈忠实余华莫言高晓声陆文夫邵燕祥王蒙张承志陈染赵玫迟子建（人太多了，数不过来）。一九八一年参加《百花洲》杂志的庐山笔会，认识林斤澜李国文莫应丰刘心武彭荆风叶之蓁等；一九九一年参加《小说家》杂志的笔会，游船从武汉驶向重庆，船上是王朔刘震云朱苏进池莉叶兆言储福金陈应松等人。刘震云称王朔为王爷，王爷就笑着赏赐他一个官衔：朕封你为甲板行走。那些朋友中，有人是自己找来的，例如马原、肖全。或者，只是彼此知道，一辈子没见过面，如北村和洪峰。我没见过残雪，但写过她，也存有她的来信。只有一个人是我多次去找他，那就是史铁生。他在轮椅上动不了，极少参加笔会，我到北京总去请个安，吃陈希米准备的饭。

上海的小说家很容易见到，那时我们有个小组，《上海文学》的彭新琪老师是我们的领导。她帮我们开公假条，组织定期的活动。那时比较文雅，一个文学杂志开出的假条，企事业单位能认可公假，放员工工作时间去参加活动，甚至参加外地的笔会。我跟宗福先、曹冠龙、薛海翔最熟，常见到的还有周惟波赵长天赵丽宏崔京生沈善增倪辉祥王小鹰程乃珊倪慧玲俞哲李健等。有次去金山跟郊县作者交流，有一张多人的合影真的认不出谁是谁。谁知多年后被万能的网民揭露，原来我早就跟韩寒的父亲接上头了。

作家跟编辑天然接近，进入巨鹿路六七五号后，我看编辑于炳坤、肖岗、周介人像看大哥，有时会跟他们放刁。杨晓敏、肖元敏像是姐妹，她们帮我打饭，关心我的私事。茹志鹃、李子云、彭新琪、赵自、唐铁海则是上一辈的老师。外地的编辑常常找来，其中有朱伟、刘恒、周梅森。那时的风气不错，从来不必请客吃饭或送礼。年轻人能将小说写好，大家就喜欢你。

我跟批评家比较生疏，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大批判小评论我知道，但不了解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小说家可以只读经典，躲开烂文，他们什么都必须看，令人同情。既然入圈，不管是不是一伙的，开会了总能见到。在周介人组织的会议上，我首次见到那个大头大脑的男人，他们说他叫吴亮。吴亮是男高音，另外一个音色稍逊的叫程德培。他们一伙还有蔡翔、李劼等，那时十分活泼。

那张上海作协的合影上，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小说作者们和编辑老师。

一九八四年杭州的“寻根会议”的合影，拍下来自全国的几十个批评家和作家。

彼此不可能都亲如一家，但气氛还是不错。气味相投的人自动聚集。有赞赏也有批评，不带恶意。记得吴亮写文章批评张辛欣，要她少来点杂碎汤。张辛欣实在太会写，那句话常被我们用来嘲笑吴亮：吴亮哎吴亮，你好狠！好毒！

北京作代会之外，最大的一次聚会是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的汉学家会议。我在那里见到汪曾祺先生被簇拥，见到舒婷大姐笑靥如花。那时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走通大渡河》正好出版，我带了几本书兴冲冲送朋友。一上海朋友说，你送我急什么，你要去送给外国人呀。我一看，机会难得，不少人向汉学家推荐自己作品。但我对汉学家真的没什么兴致，他们连《红楼梦》都读不来。外国人读不读我的小说在我不是问题。我写给《收获》并成为杂志广告语的那句话就是这个会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