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注脚

王莫之的新作《忘不了的你》有着丰富的景深和层次，引得这次邀请的四位青年评论者各自有话要说。小说如何在虚构与非虚构间谋得平衡，又如何彰显出作者本身的文学和艺术素养？这些是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关注的问题。这一期的理论与批评特辑于是显得松弛但热烈——小说说到底会是一个时代的注脚，这个注脚会触动大家内心那根沉默的弦。

所思与所梦永恒的关联项静王莫之是上海青年写作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位，他的作品中有古早上海的味道，又有先锋偏僻的棱角。从一篇小说的开端，很难预测他要讲什么，轧闹猛的小市民生活是他谙熟的，对过去时代的人和事他是满心满眼的热衷，疏淡的现代都市男女也似乎与他毗邻而居，写起这种生活来，独有一份稳定从容的姿势。他似乎持久地带着一种考证的癖好在写小说，老旧物件和过去时代的人就像特地为他准备的道具，但又绝少让人感到奇观与刻意，仿佛此地的生活只要给他一个线索或者巷口，就能七绕八绕地带我们走进如线团般紧密的世界中去。

王莫之有过一段写乐评的经历，所以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跟上海音乐有关的历史踪迹，这是独特的个人印记，尤其是在走进历史的时刻，似乎揣着一份独门武功秘籍。小说《忘不了的你》的题材应该来自于他近年来的兴趣和工作，追踪和采访上海的老音乐人。小说中提及的严华、姚敏、姚莉、黎锦光、白光、安娥、周璇等，都是上海音乐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有着具体历史语境和真实人物的存在，小说为自己划定了本分的篱笆与界限，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似乎采用了一种非虚构小说的写法，循着历史的理路，自然地压缩了浪漫、想象、抒情的空间，作家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夹杂其中，制造出一种似假如真的效果。但《忘不了的你》的故事又是一个有关生命激情的故事，超越一般性感情，于是悖离与撕扯难以避免，注定是一个双向力量互相牵绊的故事。

《忘不了的你》如果有一个虚构故事的话，第一层应该是徐伟升与小秋之间的藕断丝连，它是徐伟升的单向度爱情，或者是音乐梦想化为爱情投射。擅长和喜爱西洋歌曲的徐伟升，有一个当歌星的梦想，但在旧上海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偶然的机会应聘做了灌唱员，由此跟音乐人李柒、老言等人结识，这些人组成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友谊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歌星梦破裂，他选择了妥协，白天在牙科诊所上班，晚上到爵士乐队打鼓。在这里，他结识了颇具潜力和才华的小秋，徐伟升把自己的梦想和爱情都投向她。爱情被婉拒后，小秋成为徐伟升单纯梦想的一个投射对象，他接力督促、鼓动、帮助小秋，让她成为一个可以超越金嗓子周璇的歌星。徐伟升为之写歌曲，无条件地扶持她，经历了战乱、疏远和各种离散，世变时宜，而小秋却一直是徐伟升生活中不会忘记的人。

第二层是时间的故事。小说特别注意时间节点，从当下时刻或者作家叙事的时刻去看，属于他们特定年代的青春、友谊和梦想都一去不复返。小说从一九八四年讲起，徐伟升接到《忘了你》的稿费，稿费就像《盗梦空间》的那枚魔法陀螺，带领他穿越时间和空间，去拜访过去的老朋友老言、李柒，与小秋再次相见，“大家都老了，七爷叫不出伟升的名字，但是伟升送的那些东西七爷全认得，像失散的亲人”。过去的故事像水墨画一般，在原来的底色上重新涂抹晕染了一遍。小说提到对于中国当代历史来讲殊为重要的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那时候告别的气氛愈加浓郁。先是对他们故事感兴趣的香港柯先生因交通事故意外去世，徐伟升只要看一眼那些复印的歌谱就会想起柯先生，然后是一阵钻心的痛，伴随着与其说是对未来，毋宁说是对过去的无力与迷茫。柯先生还是徐伟升与小秋之间信息的传达者，自己与小秋是彻底失联状态。由于商业动迁，老言被迫搬离住了四十五年的慈惠北里，但与徐伟升距离更近，经常见面交谈。九三年头上的某个上午，他们从报纸角落的一句知晓李柒去世的消息，年底老言突然离世，小说里幽幽地讲了一句，“他去世后不足七个小时，公历的一九九三年也走到了尽头。”一九九三年过去，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又经历了更多变迁，实际上离原来的故事、最初的梦想更加遥远。

小说中提到写一首时代曲就像上海人做一顿西餐，是用西洋的烹饪手法处理东方的食材。时代曲的伴奏通常会用到爵士、探戈、伦巴的一张皮毛，或者几张，旋律得益于中国民歌，或者地方戏曲，歌词则是典型的鸳鸯蝴蝶派。老言推崇口语的直抒胸臆，或者从白话新诗里汲取灵感，写歌时的伟升还加入了自己的情感经验，真切地感受到了所思与所梦的永恒关联。王莫之《忘不了的你》这篇小说，似乎也是按照时代曲的方式写的，既精致又有平民精神，而他们的故事，也是作家的所思与所梦。王莫之用上海方言写类似鸳鸯蝴蝶派的男女婚恋和时代离散的故事，他的方言叙事跟普通话交融对接得非常自然，以至于我们并不会特别注意到其中的分别，给人一种既是普通话、又是上海话的错觉。人物之间含蓄又彼此扶持的沉潜情感，是真正的“忘不了”，他们越过各种形式与组合，成为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注脚。沉默的至情三三小说行至结局，音乐曳出长长的尾浪，“忘了你，我已经忘了你……”这首名为《忘了你》的时代曲，是当年徐伟升为女歌手梁曼音所写。时过境迁，梁曼音灌在唱片里的遗韵多已袅袅消散。伟升晚年，老友皆病亡，孑然一身。有一天傍晚，路过住处附近的一家音像店，蓦地被熟悉的曲调俘获。入店一问，原来是出于流行乐的复古潮，有位男歌星在歌曲的开头剪辑了这样一句老歌。一九九七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是该都忘记了。然而，还有后半句，所有暗力都凝聚其中，“……为何你的名字还占据着我的心。”

如同旧时代的魅影，歌曲《忘了你》不时在小说里得到还魂。从最开始一笔来路不明的稿费，到末了人去楼空后的返响，《忘了你》以各种形式游荡在一个又一个异样的时空。实际上，这首歌曲藏有太多机锋。一九四〇年代初，梁曼音（小秋）去报考国泰舞厅的歌女，与伟升正式相识。由于两人上一年曾一同考过灌唱员，伟升对小秋的声音条件熟悉，便建议她从周璇改唱白虹。小秋懵懂登台，竟真的唱了一首白虹的歌，《忘了我吧》——此曲即成为两人默契的某种证明，又似为两人的关系抛下一个晦涩的预言。对照之下，伟升创作的《忘了你》隐隐向这个彼此辨认的时刻作出了回应。

化映入小说人物漫长的纠葛之中，《忘了你》亦是一段微妙而重要的旋律。小说《忘不了的你》的叙事空间横跨上海历史，自孤岛沦陷时期至香港回归。上海解放以前，大时代动荡，日本人、美国人、形形色色的具有政治意味的顾客们穿梭于舞厅夜场之间。逢场作戏的情境里，人们喜欢用虚幻的身份，所以每个人都有很多名字。老言请来自海外的柯先生帮忙寻歌谱时，竟“断断续续写出十几个名字”。“梁曼音”也是一个化名，本名“张之秋”，亲近的朋友称呼其为“小秋”——每个名字对应不同的身份，分别是：红极一时的女歌星、小学老师、伟升他们的老朋友/伟升爱慕过的人。人的身份碎裂成几块，有时不仅希望其中的一部分被他人所忘记，也希望自己不再记取。到了暮年，伟升千辛万苦和小秋在老言家中重逢，收到的却是小秋的赔礼道歉，因为“以后我不会再跟别人提起你了，哪怕有人问起你来，我也不会再讲一个字”。她要从伟升心中擦除“小秋”，也下了决心，从此要把“徐伟升”这个名字从容易招惹是非的口中取下。她和伟升已捆绑太久，早在小有名气时，小报记者写她的桃色新闻，必要带上伟升的名字——这与两人是否有情愫，两人是否曾是知己，都无关；而是要抗衡来自庸俗世界、永远无法避免的一种伤害。这种沉积在现实底部的攻击，对梁曼音而言，是不公正的。

但是，绝口不提一个人就是“忘记”吗？翩跹往事，如此之多，偏偏不提特定的某个人，这当中有多少隐忍与失落。而伟升对小秋的关注，也多只在背后默默为之。在这样的关系里，语言仿佛可以放下它的分量，隐于至情。“至情”最早出现于《六韬·文师》之中，“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由此可见，“至情”本就可以是沉默的。日常生活中，语言被用作工具的时刻占绝大多数。依循这种惯性，语言形成的修饰性反而遮蔽了真实的情感，使它多少沾染了一些虚夸。到明代，汤显祖提出了至情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么，若是至情所向，难道被忘记的不能于幽暗之中继续存在吗？那一片巨大的沉默，实则藏匿了所有超出言说的部分。

伟升的“至情”，不仅仅停留在男女感情层面。他私心钟爱爵士歌手平·克劳斯贝，特意从英国订了一张他的唱片。然而，无论是考灌唱员时评委对英文歌的叫停，还是在办公室里放给小秋听时小秋对暧昧歌词的尴尬反应，都说明旁人与克劳斯贝之间的距离。平·克劳斯贝在此成为了一种象征，人们对他的无感，也指向了伟升在唱歌事业上的不得志。“男歌手很难出头”或是“我们不需要唱英文歌的”，都是无法让人真正信服的为失败所找的借口。尽管如此，伟升对唱歌行业的直觉还是准的，他在小秋身上看到了成名成家的希望。伟升对小秋的情感中，也寄赋了他对歌唱事业的炽热之爱。一个人对于自己真正所爱之物，并不会想到占有，或想从中获得什么，而是寻找每一个为之燃烧的机会。伟升于音乐，于小秋，都是如此。原来“至情”未必朝向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一个性情中人向外部世界投去的一种综合的内在立场。这当中有决绝，有极致的追寻，有“见天地之心”的坚定。

自金宇澄的《繁花》问世以来，“不响”成为一种标准上海式的态度。小说家西飏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专论《繁花》中的“不响”。其中指出，“不响”的含义包括“装糊涂，尴尬，不悦，撒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几乎把“不响”阐释殆尽。在小说《忘不了的你》里，也多处写到了人物的“不响”。在我读来，伟升谈到小秋时的“不响”，却与上述诸种都不相同。伟升的不响，既是用沉默体恤小秋，也有“尽在不言中”的确定。即使他什么都不说，所有人都知道他想说的话。如此明明白白，使人很难不为这个人物性格中的“至情”所感动。陪你走一段王占黑王莫之的小说总是与声音有关，但小说的氛围又总是很安静。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譬如他长久以来写过各式各样的乐评，但你不知道他在家听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在现场又是什么样的——反正在我有限的印象里，他似乎也保持着一贯的平静。但这绝非意味着这些小说里的声音被屏蔽了，我敢打包票，它们只是耐心地躲在最底层，等待你的视线随着最后一行来到空白格时，乘着你的情绪隐隐约约冒上来，自此不可挥去。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说故事本身是一首序曲，也可以说故事讲完了，主旋律悠然而出。王莫之的小说就是有这种额外的好处在。

故事从一九八四年讲起，一九九七年停下，中途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十年代兜兜转转。老言是乐队领班，伟升白天干牙医、夜里当乐师，柒爷为电台和唱片公司打工，小秋挎着一只男士皮包，从小学老师变成一代歌星——这些全部将/已经成为过去式。几个人物投身于时代的大声量，各有波澜，渐渐趋于沉默，又在平缓的余荡中微微抬头，彼此致意，有种类似于《一代宗师》的绵长和唏嘘。不过，在有关时代曲的风云变幻中，王莫之的虚构有着和他那些扎实的非虚构相似的坚持和偏好，抛开传奇的滤镜，把作为成果的光芒放置在远处和高处，选择以更细更平的目光相望。得益于此，这些故事落定下来，被拆解为一层一层微妙的细波，它们泛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对话里，泛在爱、野心与遗憾之间，镜头拉长了看，它们无非是泛在时代的白沫里。

《忘了你》是伟升为小秋写的时代曲，也是小秋的成名曲，这是这首歌与他们各自的关系。但若论这首歌同二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说是一首定情曲，也可以说是相思曲。就像几十年后伟升、老言因为一笔意外的稿酬和七爷久别重逢时，伟升对这段关系的解释：

伟升说，那她提到过我吗。七爷思忖道，好像没，我印象里没有。七爷低头问伟升，以前，你和她是不是谈过啊。伟升啊的一声。七爷立刻说，可以不讲。伟升说，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讲谈过对她有一点不大公平，应该讲，是我追求过她。

伟升，用现在的话讲，有点介于痴汉、备胎和工具人之间，这样讲有点难听，或者文气一点，叫他纯爱战神好了，以表达我对这个人物的喜爱。

小秋结婚后，伟升一到休息日就要去小秋的住处望她。老言讲：

皋兰路多少短啦，半站路都不到，他可以绣花一样绕过来绕过去孵几个钟头哦。有趟我去送画稿，路过皋兰路，看见他坐在一爿烟杂店门口吃汽水，这汽水吃得比吃中药还要慢，还要痛苦。